光阴如白驹过隙，一眨眼，父母就没了，一眨眼，我们就老了！再一眨眼，老父亲诞辰快到103周年了，也是老人家辞世的第十九个年头了，思念之情年年挥之不去，曾经将这篇散文发在自己家兄弟姐妹的群里，有惆怅沧桑之感慨，也有触发内心之感叹！为了纪念已故的、永远离开了我们的父亲，于是决定再将这篇散文发到贵州作家网聊表寸心。
父亲是个抗战老兵，也是一位老党员，尽管父辈们的世界我们无法身临其境地理解，但是父辈对社会的客观贡献我们却不能忘怀，在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的历史长河里，曾经像父亲那样为之奋斗过的普通党员太多太多。
父亲离开后我们才发现，一个家，没有父母就没有中心，回想那些年，只要是父母寿诞，只要是过年过节，再忙，兄弟姐妹都会赶回家团聚。父母在，家就在！父母在，兄弟姐妹是亲人，父母不在了，亲人则悄悄变成了亲戚！
然而，生活在继续，生命在继续！从父母离我们而去开始，我们自己就成为了各自家的中心，当这种变化成了客观现实后，我们对自己父母的眷念依然久久不能释怀，但是，我们能做的也只是每到清明节、春节才去上坟点香、挂清，再摆上一束鲜花，算是看望，以此寄托自己的哀思和牵挂。
公元1918年腊月二十三，父亲出生于山东省的济南近郊农村，我能够记住的是，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行政地域划分，那里属山东省齐河县大夫营公社邱家铺大队。
父亲来到贵州的经历可以溯源到上世纪的三十年代，那是日本侵略者的铁蹄野蛮践踏我们国家的危难时期，从东北到华北，日本侵略者分南北两线陆续占领了北平、天津、武汉、上海、南京、广州，祖国大片国土沦陷，战争的硝烟继续向祖国的西南大后方蔓延，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当年的父亲，作为一个普通不能再普通的山东农民，虽然不知道这个世界到底在发生什么，但是，面对那一群张牙舞爪不知从什么地方过来出现在自己的家门口荷枪实弹、横行霸道的日本强盗，父亲也很看他们不顺眼，和许多热血青年一样，没有更多的豪言壮语，心里就一个想法，用父亲朴实的话来说就是：揍他！父亲用实际行动表现出了不甘心做亡国奴义无反顾投身抗日的那代人的一腔激情。
在抗日战争处于转折点的一九四二年，时年二十四岁的父亲毅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山东纵队，加入到后期抗日战争进程中，参加多次战斗，面对面和日本鬼子拼过刺刀。
抗战胜利后八路军改编，父亲所在部队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此期间父亲历任班长、排长、连队副指导员，除了大大小小数不清的战斗外，还参加过奠定中国人民解放战争胜利的淮海战役，百万雄狮渡长江战役。
从抗日战争走过来的父亲，身上留下了许多永远抹不去的印记，记得幼年第一次和父亲到澡堂洗澡，看到父亲身上留下的多处伤疤我被惊呆了，这是流了多少血啊！
在我的记忆中，曾经见过父亲的12枚各种军功章和纪念章，记忆最清楚的是一枚形似天安门前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百万雄师突破长江壮观画面的军功章，那一年我出差到北京天安门去看纪念碑，这个相同的画面给了我深深的震撼，由此我在纪念碑前停留了许久许久，这就是父辈的精神世界，遗憾的是，这些很珍贵的东西后来因为多次搬家全部失落了。
渡江战役胜利后，父亲被选调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军政干校第五分校学习。
1949年2月，冀鲁豫区党委从全区抽调党政军干部组成了一个完整的外调区党委架子，番号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南下支队”。南下支队先进入江西上饶赣东北地区接管当地政权。1949年7月，因全国解放的进程加快，南下赣东北的全体干勤人员按中央的指令又重新组成西进支队，修整后于1949年9月25日从江西上饶出发西进贵州，参加建立贵州的地方政权和土地改革工作。这支部队又叫南下-西进支队，这部分人后来被称为南下干部。父亲当年所在的二野军政干校五分校的全体学员1500人也在此时全部终止学习编入西进支队向贵州进发。西进支队还在进军贵州途中新中国就宣布成立了。
西进支队一共有九个大队，按当时贵州省委的规划，西进支队的第一大队负责接管贵州的贵阳地区，第二大队负责接管遵义地区，第三大队负责接管毕节地区，第四大队负责接管镇远地区，第六大队接管铜仁地区，第七大队接管贵阳市，第八大队接管安顺地区，第九大队接管独山地区。
父亲被编入第二大队，到达遵义后，独自带着一个通讯员直接到当时的遵义县枫香区汇同土改工作组参加当地的建政、土改和剿匪工作，在枫香，父亲的腿部踝关节再次负伤，终身享受二等甲级伤残军人待遇。
在枫香剿匪期间还有一个插曲，一个名叫孔宪权（网上记载又称为孔权）的跛脚泥瓦匠找到父亲，自称是当年负伤流落遵义的老红军，是解放贵州并担任贵州省军区司令员杨勇（开国大将）的战友，过去是上下级关系，希望得到政府的确认，他还可以出来为党做点工作。父亲不了解此事，但是对这位抄着湖南口音的瓦匠所述还是很负责任地向上级做了汇报。杨勇司令很快回了封信，但是，信的抬头称孔宪权为“孔先生”，复信只是简单的问候并没有提其它，这封回信认可了这位孔宪权确实曾经是红军，当年还是个营级干部，在红军途经遵义时战斗中腿部被枪弹打断严重负伤。当年红军面临的境况非常危急，不停在转移，原则上是团级以上干部负伤随军转移，团级以下干部负伤只能出钱委托给当地人照顾，孔宪权因此只能独自悄悄留在遵义养伤，红军后来离开贵州北上抗日，孔先生伤好后继续留在当地，不得已和组织脱离了联系。
杨司令虽然了解孔的受伤过程，但对“孔先生”脱离组织十多年的真实情况并不了解，所以当时也没有过多的意见。时隔不久，时任湖南省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的黄克诚（开国大将）知道后，以个人名义致信遵义市委组织部，大意是：请组织出面调查孔宪权在离开红军到解放建国这段时间是否有变节行为，如果没有，建议归队妥善安排。
经过遵义市委组织部门认真负责的调查，“孔先生”当年受伤后一直在枫香一个姓周的大户人家养伤，伤好后无处可去，客观现实是，在信息闭塞的黔北，孔先生即便想归队到何处去找红军大部队根本无法，只能暂时在枫香当地做瓦匠谋生。好在这个姓周的在当地被称为“善人”，一直没有公开孔先生的身份，好像周姓人家后来还帮他成了家。
至于网上有传言说当地百姓知道孔先生是红军后，还将他穿过的破草鞋破衣服烧成灰来治病的传言纯属编聊斋，要知道，当年贵州军阀王家烈对红军下的可是“格杀勿论”的严令，那些年月，为自保人人都讳忌这个话题，生怕惹火烧身，哪还敢大张旗鼓地公开他红军的身份找他讨要破草鞋破衣服哦！他红军的身份真要公开了，孤身一人的他恐怕很难活下来，所以，十多年来谁都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才是实情。
遵义市委组织部经过多方了解，确认了“孔先生”的身份和这些年的经历，遵义市行署动用了当年唯一的一辆美式吉普车从遵义开到枫香，专门召开群众大会宣布，孔宪权出任枫香区土改工作队长。一个当地人人都认识的普通外地跛脚瓦匠，一夜之间就变成了新政权的地方高官，此事当初成了枫香一个特大新闻。
遵义的土改、剿匪工作结束后，孔宪权回到遵义，后来“遵义会议会址”纪念馆成立，孔宪权成了最合适的第一任馆长人选。
土改结束后国家进入建设阶段，西进支队番号撤销，父亲也正式转业到贵州省遵义县公安局，当时的遵义市、县都在遵义新城区合并办公，位置在中华路和延安路交界处附近。当时的县公安局为连级编制，父亲好像是第一任县公安局指导员，后来一直担任看守所长。
1961年遵义市、县分家，我们全家随父亲来到南白镇（注：今播州区）父亲仍然担任县公安局看守所长。
1966年，文化大革命突然爆发，1968年造反派们砸烂了包括公检法在内的整个国家，父亲和所有公检法的老干部都被发配到娄山关脚下的布正坝农场改造。
时间到了1969年，父亲和许多老干部一起从农场被“解放”出来后回家。但是，由于公检法系统仍然瘫痪，父亲和许多老干部一样失去了工作机会，被迫调离到遵义县印刷厂当厂长，父亲上任之前提出申请：离家多年希望回一趟山东去探亲。组织上批准了这个申请，于是，我第一次随父亲回到从来没有见过的祖籍地，第一次领略了华东平原和贵州山区的不同，第一次看见了咆哮的黄河从眼前滚滚东去的壮观；第一次听到从未见过大山的家乡小伙伴们好奇地问我爬山怎么个爬法，可不可以跑，会不会弯腰四脚着地，山上有些什么野兽等等；也第一次从长辈们口中得知了父亲星星点点的往事，第一次了解了父亲家族的字辈排列，上五辈为“茂、树、玉、希、立”；下五辈为“克、兆、家、洪、文”；第一次知道父亲属“希”字辈，抗战离家前叫“王希和”，参加革命通过扫盲学习后自己改成了现在的名字，第一次知道我们这一辈排下来在上五辈之末为“立”字辈，我们的下一辈是下五辈之首为“克”字辈。
这次我在山东呆了大约一个月时间，感觉最深的是山东的麦子磨成的面粉比贵州的好，做的馒头比贵州面粉做的馒头好吃，但是山东却不产大米；山东的西瓜特甜，而那些年月的我在贵州还没有见过本地有种西瓜的；我专门到了黄河边，路上还和小伙伴们扬言要下河洗澡，但是，真正到了河边，看着河岸的沙土在那汹涌的浑浊冲刷下不停地坍塌，我终于明白了小伙伴们为什么反复告诫我黄河是不能下去洗澡的。
黄河边的沙滩上，我第一次看见一个个巨大的几乎和贵州打谷子的拌斗一样大的圆形凹坑，小伙伴们说，那些是乌龟爬过的地方，这些大型的乌龟是从海里上溯过来的，因为它们要找地方产卵；我也第一次看见黄河中来来往往的轮船是那么庞大，有木船，有冒着黑烟的铁壳船。
山东的天气和贵州不一样，贵州只要一下雨就阴雨绵绵好多天，而在山东，大雨说来就来，一场暴雨过后太阳接着就出来了，而从天上降落地面的雨水再多，只需短短的几分钟时间便渗入到地面的沙土下无影无踪，此时穿布鞋走出去也不会湿脚，那雨过天晴清爽的空气里充盈着青草的特有的芳香，一望无边的平原甚至可以看到远在两百公里之外的泰山轮廓，只是，离开地头却不能打赤脚，路边那多得不能再多的不知名的野草上挂满的刺球会让你的脚寸步难行。
1975年文革后期，恢复公检法系统，父亲重新归队，担任县公安局政工科长，负责遵义县政法系统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的清查工作，参与纠正了很多政法系统老干部的平反甄别。
几十年来父亲的职务几乎没什么变动，一直就是科局级，属于典型的老资格低级别干部。但是，中国农民那种忠厚朴实、对份内工作足踏实地，对职位高低毫不计较的本质在父亲身上得到充分体现，父亲对党和国家的那份忠诚日月可鉴，对文革期间的乱象父亲虽然不理解但从未“站错队”，文革动乱父亲即便被发配农场改造尽管有时也发发牢骚，但从不支持并且明确表示反对那些出格的造反行为。
1988年，也就是父亲复出后的第十三年，父亲离休，作为抗战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干”，一直是科局级的父亲离休待遇定为正县级，享受终身免费医疗保障。
1992年，济南国际机场竣工投入使用，父亲祖辈生活过的那块乡土气息浓厚的所有农家小院消失在了机场的现代化建筑中，那片每年夏天高梁玉米形成的无边无际、给人无数遐想的“青纱帐”，也被宽阔平坦的现代化国际机场跑道代替，家乡亲人全部异地安置，原地已无亲可寻，我们这一辈人算是和父亲的家乡和我们祖籍真正天各一方了。
公元2003年国庆前夕，父亲因病在遵义四一七医院抢救无效辞世，享年86岁（差3个月加24天）。
父亲离世对我们没有留下什么“遗产”！也许，父亲压根就不清楚什么是“遗产”，他们那一代人把自己的一生都贡献给了祖国，哪会有什么遗产哦，在清理父亲的遗物中，我看见了一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颁发的一级英模勋章，这是对父亲后半生从事公安工作划的一个完整句号。
征得兄弟姐妹们的同意，我小心地珍藏起来，父亲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国事业，数十年南征北战，抛家别土远赴贵州，最后骨灰也永远留在了黔北遵义，在我们的心底，无法魂归故里的父亲是平凡中透着伟大的那一代人！
今年父亲诞辰百年有加，思念之情永远！
最后，为父亲写下一幅挽联；
上联是：
八十六载征战动乱从赣东 西进贵州岁月峥嵘
下联是：
一个世纪风雨兼程自齐鲁 南下遵义魂留他乡
很想将这幅挽联镌刻在父亲的墓碑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