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东衢 江苏新沂人。迄今已发表近六十万字的作品，旨在以冷静简约的叙事风格及现代性的思考冲击读者的心灵。代表作《黑河的孩子》《捕鱼人》。曾荣获第六届紫金山文学奖等。出版小说集《飞翔》《为什么没有项羽呢》。有作品译为英、韩等文字。
他说他叫柳河松，是柳新船的父亲。我几乎脱口就问，新船是不是还活着？他说，不是这个事。接着改口，跟这个有关系吧。我立即充满了警惕，因为柳新船并没有活过来，他的选择也没有让他活到现在，这对于仍然活着的我们来说，无疑隐藏着不可名状的危险。我在听，那种静默，近乎他第二次听到儿子跳海的可怕消息，他在心里一定努力压制着什么，不让它浮起来，不过有的事没有丝毫预兆，始料未及，人越老，可能越担心就是这个。他的年龄长度是我的两倍，是他儿子的三倍——当年我们都喜欢对未曾一睹的大海抱以深情，它的深邃、浩瀚和浪漫，今天看来，那仅仅是因为寻常所见的陆地。
他要我帮他找一间地下室，两间、三间最好，不是车库，是完整抓在地底下的终生不见阳光的那一种，买，我知道，他卖过造纸厂，还有一个什么厂，在我的印象中，那个年代好像什么都不忌讳，现在，那块土地已经委身于一个繁华的商业区，以前的职工或老或死，除了残余的记忆，一点痕迹也没有了，当然，不包括钱。
为这事，他找过洪明，以及一两个同学，曾经，柳新船也活在那个班里。庆幸的是，在他决定葬身大海的那一刻，那份遗书仍然被手机冷静地压在学生宿舍的书桌上，此后一直归柳河松保管——我想，如果柳新船的母亲在儿子之后离开我们，或者执意不死，这个三百公里之外的老人一定不会在乎我们的存在，也不在乎这十几年里，家乡的意义。仅从这样传统的来说，柳新船和他的母亲几乎都做错了。
他们说你在报社工作，信息广，我知道，我是个悲剧，我不配，但我想回去，我想我必须得正视一些问题，在这以前，你能否帮我一次？我……怎么说呢……我知道这样有损某种……某种……某种真诚的东西，但我还得说，我一定会付费的，现在就可以，你说个数。
你就没有熟人吗？他们也可以帮你啊。他们？他叹了口气，弥漫着末日般的忧伤，你是儿子的同学，知道也就知道了，他们……我不想让他们知道，这是底线。
说实话，我对这种只对时间认输的老人并无多少好感，如果时间重返，我相信，他仍然热衷于随意摆弄别人的游戏。他就是这样被骄纵和惯养着，如今反倒如此谦卑，如果不是伪装的话，那是什么？
好好的房子你不买，为什么非要选地下室呢？这是我最大的疑问。
他沉吟了五秒说，如果我告诉你，你能不能答应我，一、一定不要告诉任何人，二、帮我这个忙，当然不是白帮，可以吗？
我想了想，在这一边点了点头。这其中掺杂着对死者的安慰、职业的敏感以及对一位迟暮老人的同情——当然，也包括我的好奇。我早该知道的，它不是病，根本不是，它是魔，魔，你懂吗？就像有一亿颗蒲公英的种子从你的脑子里炸出来，嗡嗡嗡地满天飞。
有时候它一个月搞我一次，有时候两三个月，有时候半年，没有规律，你知道那种感觉吗？就像在等着宣判。我怎么准备也没有用，因为罪名已经定了，我疼在地上打滚的时候，我告饶求罪发誓，让我做什么都可以，只求它能过去。我觉得我比孙悟空还要痛苦。神话里的那些是真的，千真万确。
查不出来，我在仪器里很正常，最后说我是遗
传。我是神仙吗？嗯？最后找到一位针灸高手，扎了大半年，才差不多。但是留下了后遗症，耳鸣。吃了他妈的有半吨的进口药，每天就像坐在齿轮箱和微波炉里。这些搞完了，你猜，下面发生了什么？
什么？真正的魔鬼才放出来。开头的江南七怪武功很高了，这一个是东邪西毒。
那一年，柳河松五十五岁，等待意义降临的日子几乎是没有了，他很努力，也认为合乎逻辑，但是，第二任妻子除了年轻之外，并没有给他带来额外的惊喜，加之持续的病痛，他已心灰意冷，日常所做的就是保持一份残叶般的完整。日子仅仅为了它的寂静，然而他不愿透露给任何人的，就是秋天的一个傍晚，他惊恐地发现从他的耳膜深处，越来越清晰地传来了孩子的哭声。
仿佛他六七岁的儿子，孤零零一人站在漆黑的洞口。后来是一个小女孩，抱着一只脏兮兮的毛绒玩具，头发零乱，吓得不敢动，只顾哭。似乎一直站下去，他们的父母就会从黑暗中走出来。
他不得不抓牢点什么，以防被那种嘤嘤的哭声带到二十七层的阳台外边。他躺了下来，让整个亚洲从他的眼球里消失，顺从它，一动不动。他有经验，就像永远不要把权力的手柄松开，就像他从来不敢承认那是真的一样。但是，它们闯进他的身体，就像蓄谋已久的劫匪破门而入，如果不捞点让自己满意的东西是不会罢休的。一种从未有过的寒冷被开发出来，每个毛孔都渗满了恐惧，充斥到整个房间里，他不无绝望地想到，曾经，当沙发、床板和妻子的踝骨不停地碰击墙壁的时候，那哭声就在旁边守灵了。
他还是原来的柳河松吗？那哭声告诉他，那都是过去的事了。这更令他吃惊。原来他并不孤独，因为他和那哭声一样的可怜——只是后者的可怜是可怜的前者铸成的，而这一切，在十五年前的一次商业晚会上，他以改革者自居，标榜忠诚与责任，之后结识了一位笑声悦耳的红衣少女——就从她意味深长的眼神里开始了。这是一个张腿拥抱世界的俗套故事，当时，他身边的人，吹嘘这是“一场伟大的爱情”，相信他的妻子在得到他一半的股权后，也会真心地认可这一点，不料，她竟把自己吊在一根廉价的晾衣绳上，垂手放弃了。这样的结局，连憎恶柳河松的人都想不通。三年后他儿子跳海，有人便推测，柳河松这辈子再也不会负什么责任了。
可一年后，他就在省城和那位姑娘结婚了。他并不算老。
我不想孤独到死。他说。可以理解为，我不能两个都丢了。
我不会告诉她的，一旦她知道它们在我的耳朵里哭，结果只有一个，她会抛掉我，她现在可以，真的，理由是我这个人罪不可赦，她可是唯一的受益者，这么多年，她应该能明白，但是她不会承认的……人的心，既可以是绿洲，也可以是沙漠，就在转瞬之间，但是我的前妻不是这样，到了这个地步，我非常后悔，我以为我很了解她，其实根本不了解，她不稀罕什么股权，但我不相信，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根本不会相信一个简单的事实，然后她就用死亡证明自己，说心里话，我倒希望能听到她在哭……没有，全是孩子，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整天在哭，没完没了……后来有一天，她要出差，回来得挺早，就发现了。
她看到柳河松胸口抱着一只枕头，一边踱步一边
闭着眼哼儿歌。
她认为他想要孩子都想疯了。柳河松回答说，他只求能睡一会儿。女人知道他整夜失眠，但不知道已经侵入他颅骨内的哭叫声。平常她只关心什么时候出门，而不在乎什么时候回来。如果太晚了，她会打包几道菜来，很干净的，没人动过筷子。她那样妩媚地微笑时，好像全世界的窗户都为她敞开了，与此同时他脸上的表情，令她失望之余，也引起了她的淡淡忧伤，以及日落时分才有的那种同情。他们都察觉到应该伸手去托住失去平衡的那一端，但是，因为重力，这么做是徒劳的，如果能进入对方的体内并在那里扎下根来，他们倒是愿意动一下的。
最后，她换上又轻又薄的衣服，挎上包，把门摔得像地震。那些所谓的笨重行李除了笨重之外没什么用处，任何一个高档酒店都不缺少搬运工。
她回来的时候，双方都很疲惫。他直接搬进了地下室，和一堆乱糟糟的杂物拥挤在一起，他沮丧到了极点，奋斗了大半生，求学寻路、吃苦耐劳、想尽一切办法积累原始资本，承受妻子自杀儿子跳海之痛、中年之后本分做人，就是为了像夕阳前的灰云一样悄悄地沉沦下去吗？被病痛折磨，被人欺骗，最后一无是处蜗居在地下室里？如果跋涉过一个个险滩只为了得到这样的结果——他不禁感到羞耻、可笑——还有什么理由睡在地面上呢？
令他惊奇的是，哭声不见了。他第一次睡了一个好觉。阳光从未如此新鲜、亲切，他上到二十七层，开门，冲进卧室，搂住生硬的妻子，流着眼泪说，我睡着了，真的，睡着了……
你现在知道了，我为什么需要一间地下室了。柳河松这样解释。
是害怕阳光吗？我想，那又如何解释地面上的白天呢？不论如何，他能听到黑夜里的雨声、车流声和其他人的哭声了，有一次，一个雷雨天，他和妻子偎依在地下室，倾听着暴雷滚过天空的声音，他们紧紧抓住彼此的手，以防被卷入深不可测的狂暴中。
那一刻真的很美好。另一种说法是，柳河松实际上是一名罪犯。柳新船死后，洪明就没有放弃这个看法。如果他活着，我最信他，你想，他爸那么有钱，他在乎过吗？他妈被抛弃了，他也被抛弃了，所以凶手是谁——还用怀疑吗？
我才不信他柳河松干净，说到底也是抢，就是听上去合情合理罢了，就这样。洪明与对手争抢沙塘，某一天不抢了，他才是原来的洪明。也许很快，他需要让加盟店的火锅暖一暖寒冷的心吧。
但柳河松有足够的证据表明，他做过调查，柳新船自杀前一年经常和一个女孩去一家温泉旅馆，大概是为了愈合之间的伤口，遗书上有这么一句 ：
我依恋她吗？妈妈，你向爸爸证明过了，有用吗？
在一家不起眼的小酒馆里，我们第一次见面，柳河松却是另一种说法 ：
我不否认，我的消极因素，但那个女人才是真凶，儿子太脆弱了，他不随我，他跟他妈妈一样，以为这个世界就得有人呵护他、保护他，从小，从一出生，你看看每个孩子，你就知道他们承受不起一丁点的打击，对吗？
你找过那个女孩了吗？起诉了？
找过，她说柳新船很孤独，经常一个人，她很害怕，有一天，就提出了分手。她不知道这种悲剧会发生，可它就是发生了，我这辈子这样的事还少吗？为什么一选就轮到我呢？百思不得其解，我起诉的话，先不说结果，等于又害了一个人，这种事我实在是受不了，她只是提出了分手，但她不是坏人，说实话，我倒希望她能成为我的儿媳妇，真的。柳河松眼袋下垂，犹如一头刚睡醒的海狮。
又来了。我心里想。你结婚了没有？他突然抬起头，把吸管插进酸奶瓶中。
没有。婚姻没有问题，从来没有问题，男人和女人才是问题。
所以，你把责任推到死的人身上？我当然有责任，有两种人——他正义凛然地解释，夹起一块奶酪 —— 一种受不了自杀了，另一种受过很多的苦，也自杀了，新船和他的妈妈……是前一种，我，可能是后一种。他的皮肤没有血色，手掌和脸颊上叮满了褐色的斑点，点烟的时候手微微发抖，眼睛盯着某处，不像在看什么，而像在感受眼球里的异动。我知道，那哭声已经来了。
他看到了某个结局，如果还要坚持下去，我们的心里都不好受，但是，一点邪恶的念头 —— 我很想亲眼一睹那哭声来的时候，他到底会怎样 —— 我甚至很想听一听。
柳河松双眼紧闭，肘部支着桌子，一只手犹豫不决地抚弄着拧动的额头，另一只手在半空中拉长了距离，任由中指间的烟灰慢慢地变长。这种坚决要把自己烧完的东西，从一开始就不会答应第二件事的。我们还是回去吧。良久，我说。其实窗外的阳光刚消逝不久。
他动了动半空中的手，示意听到了。走到今天，他让我帮他装修了两间地下室，一定有他不甘心的目的。他闭口不提，以及他的妻子。过了一会儿，他缓缓睁开肌肉松弛的眼袋说 ：
它长大了。你说的是……对，他说，打了个奶嗝。这个世界是颠倒的，懂吗？有些人喂冷血动物，毒虫，蟒蛇，有一天被吃掉了，这事网上很多……把它们当成孩子养，但它们不是孩子，我想，这种人不是发什么善心，他们根本就讨厌孩子……我的情况不一样，他一直在哭，可能饿了，害怕了，迷路了，受了委屈，都有可能，我能不闻不问吗？我特别喜欢甜食，喜欢哄孩子，书房里除了书，全是玩具，芭比娃娃、奥特曼、龙猫……我比以前胖了有五十斤。
你把它当成孩子养了？他就是孩子，现在长大了，有十二三岁了，我感觉。
那要什么地下室呢，多余呀。不，他突然变得严肃起来，将双肩包紧紧搂在怀里，一只手钟摆似的轻轻拍打着，我不觉得这有什么奇怪的，如果我不在了，它也会消失的，所以我照顾它的时候，也得照顾好我自己。
我点了点头。他说的倒是实情，尽管事实本身匪夷所思。不是有一句话吗，文明越进步，隐患就越多。
你不知道，这种哭声就像一个女人怀孕的过程，一直到死的那种怀孕，我不可能把声音生下来，更不可能生孩子，但是感觉是奇妙的，我就像一个年轻的
母亲，陪它玩的时候又像父亲，有时觉得儿子又活过来了，妻子也活了，我们一家人……不管外边发生了什么，我不会再失去他们了。
我明白了，在这里，哪怕只有一间地下室，一家人也可以团聚。
不过，我也不太相信我的感觉，他盛上一碗鱼丝粥说，以前的事证明，我太相信它了，前面有没有旋涡，会不会触礁，根本不清楚，也不会让你清楚，我们到世上这一遭到底来干什么的，知道答案的时候都是太晚了。
末了，他说了一句让我胆寒的话来 ：我想起我小的时候，也是这样哭的，很奇怪。我端起啤酒杯，一口气干了下去。八月间我去了一趟北京，老同学马文哲买了一辆新车，密封性很好，在十字路口，他沉默的时候，我几乎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在木樨园有一套中户型，听他的意思，现代化就是不断地释放自由，之后才是收缩期的婚姻。加速中，我感到将要偏离方向了，最后还是稳当当地停在一家“汉拿山”烤店门前。一位面孔清秀的音乐系女生，小巧而紧凑，屁股浑圆。另一位是个光头、单眼皮的导演，穿着卡基色工装裤，木墩墩的，嘴上叼着不上火的白纸烟，面如青兽。我认为我已经看透了，一个月前辞去了报社的工作，仅留一个编制。马文哲说，其实你还是没有看透。他可以帮我，工作有，其他的得靠我自己。我觉得曙光初现，无非输了回去之后认错，晚年像我父亲一样在老干部中心打扑克，硬撑着，要求子女承认我这辈子混来的尊严。这就够了。
牛肉片在烤架上嗞嗞作响，几杯烈酒之后，窗外的马路愈加拥堵，导演认为人类在夜晚发出的声音都是阴暗面的延伸，因为人不是夜行动物，这座城市能容纳不同的声音，同时也是一种干扰，就像光明之声和阳暗之声的区别。那位可爱的女生说她梦到了一个好曲子，然后松开食物轻轻地哼出来，问导演能不能出个好价钱，笑得很甜，把六成熟的肉夹起来，轻轻放到对方的佐料碟里。我一直盯着她小巧圆润的嘴唇，在那里，她的一位同学故意怀孕了，另一位女生正筹划把“史纪”中的一名刺客搬上舞台，但问题是，她俩一后一前，导师最终会把机会安排给谁呢。导演说是前者。马文哲说两人都不可能。在他们的争论中，我给父亲发了一条短信，不走了。接着，我身体里的一个声音在笑着说，这就对了。有那么一会儿，我在玻璃的反射中回想起家乡开阔而没有特色的庄稼地，近得几乎失真的日子，雾气笼罩的白河，阳光从灰暗的云层中射出淡淡的忧伤的光线，你会觉得正在走入祖辈的身体里，那些方方正正的红石墙、乡村的边界以及沉默的树林——尽管，那里的空气永远不会欺骗我。
我住在北宫门，和马文哲见一面要一天工夫。他很忙，和一个腰胯里安装了六台发动机的姓林的姑娘，还有一个能在榻榻米上弹起一米高的小欧编导。我也很忙，彻夜赶稿子，但工资太低，就像被掷在一座收不到钱的孤岛上，深夜，挂面、两个西红柿、一个鸡蛋，而马文哲的一条牛仔裤要三千多，那种能拴住一头狮子的金属腰带价值五千，妈的，我连他穿的袜子都不敢奢望。有一次在“九头鸟”饭店，林姑娘的六台发动机突然熄火了，满桌的豪菜，连一双筷子都对不起她。但我知道，她殷勤的时候，睡前给马文哲洗脚捏腿，后者像一个封建衙门里的老爷一样享
受着她的手和嘴，还有类似吸盘一样的东西。在另一个场合上，小欧编导公然撩起短裙，抓起一瓶燕京，跨到马文哲的腿根上，接着又抓起一瓶，就像漏斗。马文哲让我把她抱出去，在水池边，我轻轻拍着小欧的背，强烈地感受到她的吊带痕和粉刺，以及来自镜中的突然将我们吸附进去的深井。她给我点了支烟，说我像她以前的一个人。我知道，她流露出的清亮的眼神会慢慢地熄灭掉，任何人都会。
我看不懂我自己，她喷着烟圈说，你也会慢慢习惯的。
她不会跟我在一块的，一个过去的人，谁愿意浪费时间呢？但后来，只要小欧到场，第一个给我打电话，钱柜、夜宵、簋街，直到曙光破晓，仿佛我们时日不多，又仿佛时日无限。天亮了，太阳喷薄而上，干燥的煤屑路上，我揣着一肚子的酒精和失忆，却感觉体内的水分一点点地消失，耳边，太阳轰烈烈地呼啸着，只有黑夜才能顺利穿过。
初冬，我换了一份工作，小欧介绍的，一家影视公司的责编。她说，你真的像我一个人，我想，这也是马文哲不再管我将来的原因。听说他正在寻找收购人，这种事绝对在我的直径之外，然而他有一天竟然邀请我过去看项目，在前台，我看到一群类似十大恶人的奇扮少女簇拥着他走出电梯，而他西装革履，一尘不染，介绍我说，老熟人。有人跟我握了握手，就像在可怜我。在过道吸烟时，一个打耳钉的黄头发女孩递过来一听啤酒，我们碰了碰，虽然很冷。过了一会儿，我还过去一支香烟，知道她叫念念。晚上，她吸着一种细细的薄荷烟，手腕上的铃铛环哗啦啦地响，一瓶接一瓶。我第一次抓住她的铃铛，告诉她这样会醉的，她突然甩开我说，你凭什么管我？我说我醉过，经常。可我们挨近的时候又开始了，她跟我赌酒，输了之后把脸躲藏在头发里，仿佛只有这样才能记住我，才能觉得是昨天。
第二天中午我才醒过来，我知道这点感情算不上金子，但至少，它比铜板纸要重一点。躺在宾馆里，我回想了好久，公交站台仍像往常一样人满为患，光明之声鼓荡着城市的每一个角落，而我仍然舍不得离开。我们就像两粒沙子，在潮水中偶然碰撞到一起，而潮水从来没有停止过。我什么也不去想，只希望手指能像潮水一样。
念念摘了一只小铃铛送给我。她父亲说过的，可以辟邪。我在胡同口买到两包薄荷烟，念念正望着几幢施工中的高楼，那些绿色的挡网如同衣服一般。她问我有什么打算。我迎着冷劲的风说，再等等吧。她指的是钢筋水泥。我记得小欧说过，不论在哪里，你得学会忍。可惜，后来的事实证明，她没有成功。马文哲房子的户名换成了林静文，就是那个林姑娘，不是她小欧。再后来马文哲也失算了，不知林静文动用了什么手段，成了房子的唯一主人。
她有六台发动机啊，对吧？为了后代，我们都清楚的，她们会不惜一切寻找宿主，就像《异形》。
渐渐地，马文哲之外，我也拥有了独立的交往。他们跟我一样，像变色龙，除非念念在场。我们彼此取暖，夜不归宿，经常醉得什么都忘了，第二天在卫生间呕吐，脑子里嗡嗡直响。有一次，嗡鸣声持续了很久，念念伏在我的后背上说，什么也听不到呀。她小巧得像个听诊器。
她不知道，我一直在思索一个人。你是知道的。对，就是柳河松。
倘若柳河松这时候告诉你，大雪天站在天桥上，耳边却听到太阳在呼啸。你可能不太相信。
但我信，因为人的身体不忍把别的声音剥离去。离开家乡之前，最后的两个星期，我们经常爬到无比庞大的灰色钢结构平台上，在快要消失的落日里，眺望着远方，想象它消失的那部分的模样。我们并非因为离开或守在某地而忧伤，而是不论在哪里，哪一个繁华茂盛之地，不管携带了多少希望或财富，柳河松告诉我——你根本不可能预料到什么东西会缠上你，永远都甩不掉。卷帘门锁上了。上面张贴着一副春联 ：同源异流茂草长春窗台上晾着老年人的秋裤。其实挺好的，整整一个秋天，现在冬天要结束了，我和柳河松还没有被陷进去，各自完整。与此相反的是念念，她还在西直门的酒吧里为母亲筹钱还赌债，凌晨三点半回去，几乎都不是一个人。我感觉到念念在愤怒中向我证明，也证明给抛弃她母女俩的父亲看，我向她解释过，这一切无济于事，但那是她的妈妈，她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她被女儿抛弃，哪怕只是小小的一瞬间的满足——哪怕最后她还是一个人。
念念就这样勇敢、悲壮、不计成本，一种甘愿放弃灵魂的绝望。夜空中闪烁着稀薄的寒光，我们都清楚，再聪明的她也不过是一只小巧的猎物。
柳河松也是一个人，卖过一个厂子，目睹地下室周边废弃的厂房时，他曾说自己还有一块商业用地——如果稍稍对我阔绰一点呢？我并不准备救一个女赌鬼，也救不了，我只能抓住她女儿的一只手臂，在陷进沼泽之前对我示以宽容。她那么苍白，就是因为没有钱。
直到大年初六的下午，柳河松才哑着声问我忙不忙。这个季节，在城市的一块块小方格里，植物还是穷途末路的样子，停车场的过道里仍然充斥着干燥的水泥灰味，纸屑遍地，吼叫一声会回荡好久——大概只有轮椅上的聋子才会安身于此。推拉门，靠墙的方桌上摆放着他和名人的合影照，墙上多了一把吉他，大白菜、腌菜和剩饭菜混合的气味，以及老年人的衣物、药品味，还有，来自上个世纪的孤独。屋里开着空调，加湿器吐着白烟，墙角有一只几十斤的陶罐，上面贴着一块红纸 ：酒。
你怎么样？我一见面就问。他摘掉耳塞，连同手机丢到沙发上，合上电脑本，起身指了指红木茶几说，茶泡好了，坐。他抿了两口说，山里的茶，老味，就这个还没变。里间摆放着一台电唱机和一台小型投影仪，床尾一双红色棉拖鞋，一只绿纹方腰花瓶，很醒目。沉默时，每过一会儿他就微微扭动几下脖子，往右，好像右肩后站着个人。
外头天好不好？他的下巴也在抖，失控的两秒钟。
你没出去？从来不出去？没事我就看电影。他说，捶着小腿，脸色暗黄，羽绒服的领口上沾满了头皮屑。
我给他沏上茶，大过年的也是一个人？你老婆没来吗？
走……离了！他大声喊，死死盯着极品滇红，一抬眼恶狠狠的，好像那女人像念念那样正伏在我的后背上，但与我的侧目一对，他的目光立刻黯淡下去，
像个做错事的孩子，抠着指甲，低头不安地扫视着脚边。
我……我控制……我不该这样，你在北京……挺顺利的？
嗯，行吧，谈了个女朋友。不要相信！不管什么曲子，一根弦呢，怎么弹出来？
什么意思？我可能说错了……错了，你不要介意，反正，女人……都把自己当成一首曲子……懂吗？男人，一根弦，就一根弦……懂吗？
这也得看情况吧？情况？什么情况？他的眼神空洞而阴森，那些孩子就该奔她去的，不该奔我吗……我又不是坏人，那个厂，你肯定也知道，原料要酸洗，污染了几十年，他们答应进口纸浆，进口生产线我才卖的……唉，怨气，咒我，找事，他们要搞房地产，我能做什么？拆房子吗？
她是谁？我感觉他一会儿是个老人，一会儿像个孩子。
他顿了顿说，还能是谁？我瞄了一眼红拖鞋，他注意到了。她来过，走了，那把吉他……唉，不说了，喝茶。他的手微微地颤抖，就像活人被闷在棺材里的那种绝望撞击后的痉挛。
它又来啦……他悲叹道，猛然抓住小腿，另一只手摁住沙发，屏气闭眼，好像抵御着一根根夺胸而出的矛尖。大约两分钟，他舒缓过来，揉着两侧的太阳穴，恼怒地说 ：
受不了……自私……魔鬼！我是它爹，是养它的妈，它们可不管这个，我刚想到她临走时弹的曲子——就不饶我了，不停地哭，不停地要，不停地哭……
要什么？要我脑子里空空的，什么都不想……你不是说，在地下室它们就不闹了吗？以前是不闹，现在……变了，不过，比在地上要好点……也好不到哪里去，你没看我戴耳塞么，白天看电视剧，放音乐，以前的事什么都不能想，一想头都开裂了……唉，什么人能做到脑子里一碗白开水呢？有这样的人吗？记载上有吗？
有，除非是死人！他大吼道。我打了个寒战。他很早就有预感了，这种无端的哭声并非一种怪异的病症，而是一直生长的魔鬼，长到逼迫你放弃记忆和任何的念头，长到不得不允许它取代你。这个恐怖的结果，现在已经临近了，最终会变成什么，他表示自己能应付。有那么一会儿，平原尽头似有炉光在闪现，莫名其妙的灰烬在夜空中飞舞盘升，不知所终。我相信那就是真相，他不愿告诉妻子的真相——连同属于他们的秘密、耻辱和憎爱——随风遁入泥土。没有和解，因为和解会无端地思念一个人，没有死去的亲人，他会发疯，更没有爱情，那简直就是冥界的点心，没有朋友，没有敌人，见过就抹掉，对任何人都是一块石头，甚至电影里的演员、风景、一道美食、一只困于狮群中的羚羊、杀手孩子无辜者和冤屈者，所有。
最后，没有心脏。他抓挠着灰白的头发哽咽着说 ：我已经不像个人了……你觉得你没有变。我靠近他说。那是表面，我不知道下一次的时候，我的电话还
能不能接通……
你真的没有变，你的选择——那是它们的选择，不是我的，我不希望……好了，不说了，我们去喝两杯吧？喝醉了好睡觉，但我又害怕半夜里醒了……我的生活一直这样，你看，很矛盾，没办法解决。
我也发现了，我说的是我自己。我说。后来的十天里，就像一首曲子的最后高潮，我几乎每天陪着柳河松，就像带着一个孩子去游览我曾经落过脚的地方，白河大坝、采石厂的心脏、码头和露天电影院的影子、消失的锯木厂和麦场、被填平的孙家鱼塘、香樟树大街……
到了目的地，我先下车，把戴着眼罩和耳塞的老人领出来。他拉着我的手，试着脚底，忸怩不安，当眼前终于一亮，他真像一个初来乍到的孩子。实际上，一路上我都在不断回忆他死去的儿子，以及儿子的母亲，甚至产生了一种错觉 ：我在陪着一个被他们丢下的人。但柳河松对此产生了莫大的兴趣，有一次居然让我去买缝衣服的棉线和铁针，到白河滩上钓沙趴，但随后，他就头痛欲裂地拒绝了。
我只好开车回来，这样反反复复，就像啮齿类的觅食。
谢谢。有一天傍晚，我拍了一些废弃厂房的照片，他说。
不用。我走到避风口，把取景器仰向交错的钢结构线条，对焦在微微泛红的天空深处，那代表了一天里最后的一点温暖。50MM 定焦，1.0 光圈，快门100。没有人物，因为那是最后的一丝微光。
什么时候走？他点了根烟，手掌按住冰冷的钢板。
后天。火车？对。卧铺。晚上七点，第二天早上到。我也按了按钢板，免得手指发抖。远方的户外屏突然亮了，衬着隐隐发红的茫茫天际，那是通往邻省的主干道，探亲的蛇状车流缓缓行进，狂躁的喇叭声此起彼伏。
我现在什么也不恨了。他好像在交代什么，好像不是说给我听的。但是，我很自责，很愧疚，因为……他换了个姿势，凝视着苍青色的地平线。因为很早我就知道了，污水的下游，死于肝癌的，白血病的，很多……有的，还是孩子……才刚刚上学。
可是，我什么也没做，不但没做，反而……反而不承认。他突然掉转头看着我，下颌在不停地抽抖，像一只老不堪用的灰熊。你看，我都这样了，你也没有放弃我，我非常难过……
他突然抓住我的手，摩挲着，好像那是他失而复得的一只手。风大起来，从我们无法预知的黑暗深处卷来，倏地消失在扣接的钢梁板后面，邻边工厂的千瓦灯也打亮了，捶地的液压泵开始启动，注水声回响在收紧的暮色中。
风太大了，走吧。我替他扣好羽绒帽，拉着他的皮手套，他在下，我在上，踩着花纹板楼梯，一步一步往下。风越来越大，挟着沙粒叮叮地响，他走一步停一停，吹着寒风里的粗气说，沙家的羊肉汤不错，但不好带，你买点熟花生，切二斤熟牛肉，回民饭店的口味最正……再加点卤菜，一瓶好酒……火车一动，一边是风景，一边是酒，我最喜欢这样！
我们穿过拱形护栏，朝那扇出口的铁门走去。他在前边，我把帽耳挽起来，倒不是因为他的孤单，
而是急切中的笨拙，让我感到一种不忍。他应该露出耳朵来听一听——不是液压泵哼哧哼哧的捶击声，也不是喇叭声、引擎声、铃声、吼叫声、哭声、风和电线桩交织的嗡鸣声，统统不是。不是那个。
我们是不是置身在一个无边广阔的耳朵中？一切……不停地哭着喊着要？不是这样吗？每时每刻？与生俱来？那些让我们永远不明来路也不知去路的慵懒之声？
出铁门时，我喊了声 ：柳叔！
他回过身来。栾树在风中摇动，我感觉离自己越来越近了。
我跟你说个事。我说。
回去说呗，屋里暖和。
我站着没动。他仔细地看着我，感觉不对了，迅速把帽檐翻起来。
是不是……我能帮点什么？
他已经料到会发生什么事了，这并不突然。我的耳朵开始嗡嗡作响，也许是风和电流的缘故。我在想，摸了摸裤兜里的小铃铛。
假 臂
我们仨在用腊棍制作一根“狼牙棒”。几根钉子呢？洪明掂着锤子的重量问。柳新船把发亮的钉子拢成一小团，捏起其中的一根，试了试柔软的手心说，六根够不够？我看比狗的牙都长。他说的是杜惜媛家一只默不作声的黑色凶犬。公的母的？我问。
母的。洪明的牙齿间塞满了愤怒。我他妈最讨厌母狗了。
我们早知道了，葛艳蹬了他，后来才知道她为孙守成翘起了屁股，夹着马里亚纳海沟一般深的锐角。洪明说是他踹了她，不管我们相信哪一边，他们分手的那一刻一定很凶，使了很大的劲，但是当事情过去了，洪明还是凶了吧唧的，我们意识到，他终究还是很喜欢葛艳的，换作我，可能会白白浪费更长的时间，也可能把伤害转嫁到一条母狗的身上。我真不敢保证。
这个夏日与往常不同，我们要到村西头找杜惜媛家，看一看她的假臂，如果她家的母狗敢朝我们龇牙咧嘴，洪明就会挥舞起手里的狼牙棒。柳新船说，它跟真的胳膊一样，杜惜媛用它洗衣服，一只胳膊能洗衣服吗？但她洗的都是自己和母亲的衣服，如果她的父亲偶尔坐着绿皮车厢从沙漠边上回来一趟，她也会洗一次男人的衣服。除此之外，再也没有任何男人的衣服供她洗了，我们甚至敢说，她还没有被男人摸过，因为那根粉红色的橡胶手臂，那种感觉我们真的想象不出来——并非因为我们年小无知，而是我们像风吹麦浪一样快熟了。
同样是这个夏天，已经转学进城的柳新船悄悄回来了，躲在他奶奶的平房里，院子里开满了喇叭花和木香花，成双结片，一根后来勒死他母亲的晾衣绳上攀缘着几根紫藤花，无形中暗示着院子的一半。他的父母正在闹离婚，可能又多了一个锐角吧，我们想，因为柳新船的爸爸是老总。有一天他母亲也来了，把忍了一年的泪水都哭了出来，柳新船躲在一根电线杆的后面，拿着半根钢锯条，刻着字。是妈妈两个字。就两个字。
洪明制作狼牙棒时，我猜他在手心里也在刻着这
两个字。
柳新船说，爸爸在开股份制大会，妈妈去闹，爸爸本来要来的，就不来了。他很想早一点回城，爸爸不答应。奶奶说，大人事，怕影响我。
我没有房子，我要有房子就好了，我什么也没有。他接着说。
我也什么也没有，又怎么样？妈的我什么也不在乎！洪明掂着棍子，望着“春满楼”的红色牌匾，那是葛艳工作的地方。一路上，他总是倒着走。
柳新船停下脚步 ：喂，我们不是去打狗吗？我进去看看，你们来不来？空气里弥漫着一股酒糟味，我朝身后望了一眼，没人，只有阳光里一动不动的房屋，错落不齐，后面是大坝，坝的后面是白河，我想地球果真是一个球体，但这样一来很容易把方向搞混了。
洪明走回来，把狼牙棒传给我 ：这样你们放心了吧？
为什么？我握着棒，试了试铁钉的威力。
你不懂。你没操过，你不懂。
柳新船定着眼神，一动不动，好像在倾听母亲从远地发来的、我们听不到的信息。谁也不会料到十年后，他就这样站在一块礁石上，听着波涛汹涌的大海，奔他母亲的声音去了。
走啊，洪明上来拽了拽他，你妈今天肯定不来了，你跟着我。
我们走进饭店。一股滞留很久的油烟味迎面扑来，就像当胸一拳。它原先是装沙子的水泥拖船，现在的味道迎合了人类的舌头，到处油腻腻的，像过了油，连加在一起的日子都涂上了一层油脂。那个服务生的方瓜脸上映着的一抹彩色的釉光，正描着眼线。一只白色的水鸟孤零零地蹲在水塘的一根木桩上，柳新船盯着吧台上的一尊财神塑像，我盯了一眼时钟，下午两点半。在一天剩下的时间里，葛艳已成为多余的一部分了。
因为她去上海了。走好些天啦。服务员说。跟谁走的？还能跟谁？服务员哼了一声，老板呗。涂着血红的指甲。
老板是谁？老板你都不知道呀？回家问你妈去。我把洪明拽到阳光里，柳新船发了一会儿呆才走出来。我们闻了闻四周的空气，渐渐合成一团影子，朝目标地走去。
如果葛艳在，那将发生另一个结果，我想象着，可能他俩也在想象，加上刚才的服务员，这样就有四个葛艳了，就像她的四个影子。每个影子分担着她的一部分，凑成一个等于号，而失落的是我们——尽管搞不清自己为什么会失落，但仍然发生了。洪明也弄不清楚为什么就分手了。
因为钱。柳新船说。我妈说的，都是因为钱。
老板到底是谁？洪明仍然沉浸在刚才的情绪里。
管事的是孙守峰，饭店是他爸开的，他爸叫……
我知道，是孙传芳，他有六十了吧？
差不多，我看了柳新船一眼，是吧？
你想多了。柳新船平静地说。
乖乖，我感觉他一下子把未来的十年拽到了自己的脑子里。我没有他的本事，下午会发生什么，谁要去哪个地方，我最终在哪里落脚，这个国家会不会很
疯狂——我一概不知。
因为他们说起的那个地方，一般人不敢去。那里自然生成一条土路，两米多宽，没有人愿意掏钱买沙子填路，拖拉机压出了一些深坑，后来过不去了，改走别的道，因而经过的人大都是步行，自行车推着走，摩托车声音太大，容易惊惹隐藏在桑树林里的黑狗。它没有铁链子，凶狠又阴险，简直就是一头狼，但是它拒绝任何生人丢过来的毒肉、毒骨头——从这一点来看，它比狼还要难对付。
小树林的后面就是杜惜媛家，门前是一汪浅水塘。自从黑狗开始顺利发育，土路四周就变得荒凉了，除了四五户气味熟悉的邻居之外，一般村民很少涉足这里，人迹罕至，只有乌鸦、喜鹊、老鼠和树叶，当我们走到土路边时，只看到哗哗翻动的杨树叶，一条发白的小岔路穿过小树林，通向杜惜媛家，破败的门头伫立在风中，一副不愿被惊扰，也没有人来惊扰的样子，门上，对联掉了一个，就像一只手臂耷拉在风里。
我们环顾四周，紧张地等待黑狗的出现。听说它咬伤过很多人，也听说只要伤得不重，都是自己去卫生院包扎、打疫苗，过后也不去找杜惜媛问罪，哪怕遇到她在河边洗衣服，也不说什么，好像该被她的黑狗咬一口。其实也不是应该，是杜惜媛在造纸厂切割车间上完了夜班，自己最后回来了，与她一起工作的左臂没有回来。当时她打了个盹，身子陡然一冷，左边没有了，在喷血，好像爆开的红色粉末，眼前的白纸立刻变成了泪汪汪的红色湖水，人跟着晕了过去。工友吓得不敢动，喊人，夜里厂工不多，一个男工跳过来，用包扎绳勒住截断口，染上一身的血，但很可惜，因为他的家人要求完整，他没有正式成为她的男人。她和剩下的一只手臂靠养蚕支撑日子，父亲在远方随队修路，人终归要老的，将来只有靠她剩下的这只手了，还有她养的黑狗，或者另一条更黑的狗。
大概，我们会猜到，有的村民不一定非要经过这里，也不是希望经过一次这么简单，要不然被咬的人肯定要讨回一个说法，哪怕对方少了一条胳膊，也并不影响说法的公道吧。
一直没动静。我悄悄地问柳新船，要不要喊杜惜媛出来。洪明做出制止的手势，指了指桑林里的两个草垛子，把脚轻轻地放在坚硬的泥地上。我也放轻了步子，草丛里躺着一顶草帽，还挺新的。四周太静了，静得让人难过，我突然觉得一个人可怜一阵子没什么，如果一直这样，就有点吓人了。
突然，一种低沉的吭吭声从身后传来，它出现了，就在刚刚草帽的地方，不远处就是水塘，看来，它厌倦了草垛里的潮湿和各种虫子，但直到我们走进埋伏，才从阳光充沛的水塘边走上来，截在半道上。
它抖了抖可以说很瘦的骨皮，盯着我们，一动也不动。
洪明抓着棍子，从我和柳新船的中间走上来。你真要打它？你吓唬吓唬就好了，我们不要伤它。柳新船很着急。
谁伤谁还不一定呢。
为什么？
它比我还放松……它闻到了，我们怕它。
新船，快喊杜惜媛来！快呀。我扭头时，那张残破的春联正在前方招手。
喊个屁呀，敲门！快去敲门！洪明挥动着狼牙棒吼着。
黑狗在缓缓逼近，很冷，坚决而又绝望的那种眼神，当棒子挥过去时，它仅止把身子一压，并不后退，也不急于进攻，只是慢慢地接近。但是，当我和柳新船转身求援时，它开始了。
我听到身后传来黑狗的一阵恶叫，那种要把一根钉子咬出来的狠劲在每一口呼吸每一片树叶里震颤。我们把自己像炮弹一样射出去，对门板又踢又捶，大喊大叫，黑狗突然改变方向，直奔我们扑来。它误解了，它的本能，而洪明竟然原地不动，手里抄着那根能救我们命的狼牙棒，一脸茫然。
柳新船不顾一切地背转身子，举起两根胳膊，闭着眼，像是召唤杜惜媛从天而降，而实际上，他在祈求高大的院墙一瞬间变小，他像父亲演练的那样，跳过去保全皮肉。我不具备他那样的幻想气质，我渴望突然传来一道口诀，我像劳山道士的师傅一样，黑狗在这一边，我在那一边。
我全身发抖，用仅有的勇气死死抓住一对门环，心里祈祷着黑狗先不要啃我的背，等啃过了柳新船，如果还有兴趣的话……
好啦……一个女人的声音。
我根本不去计较胳膊的真假，因为你抱住一个女人的时候，从来不会去想胳膊的事。我想的是，她也抱了抱我。我一直在想这事，真的，很多年后，我仍然在想这个事，因为那个时候杜惜媛还得自己打理那只假臂，比如洗澡的时候。
有两三年，一年的三季收茧，柳新船都放下课本，和会计老吴合力奔忙于乡下。原来他以为，如果他能独当一面，父亲就会有时间让家里的紧张气氛缓和下来。他看错了，父亲很崇拜美国的实业家卡耐基，让儿子从小勤工俭学，但他从来没想过自己不是卡耐基。人都有一种自妄的幻觉，柳新船受到打击之后，和母亲结成同盟，在她唠叨不休的倾诉中变得悲观，与父亲疏远，也不再把他标榜的语录当一回事了。
杜惜媛家是他最后接手的几个站点之一。或许，因为母亲的持续控诉，或许因为杜惜媛和母亲同样的不幸，或许他终于看到了利润的另一面——让老吴按一级鲜茧计价。老吴出去打电话，回来便不再提色泽和匀净度，而是打量着关在笼子里的那只黑狗 ：
本地的狗，没有这么阴的。
柳新船走上去帮杜惜媛洗桃子，然后把洗好的一只递给老吴 ：回去，我跟他说。
不用了，我已经说过了。
你说是你说，我说是我说。
你们父子俩还争什么，以后，家产都是你的，我还得给你打工呢。
柳新船的心里并不好受，因为只要他下一次不在场，老吴肯定会把损失的扳回来。他并不喜欢老吴，也说不上讨厌，他是父亲的人，永远都是，父亲很需要老吴这样的帮手，老吴有他的原则，这让他即便退休了，还有一份额外的稳定收入，他很欣赏自己能这样，充实，有脸面，而且，偶尔可以放松一次。
柳新船又认识了杜惜媛的母亲。她一个人一早去城里看望住院的一个亲戚，坐车回到村头，太阳偏西了，一个人走回来。她习惯了一个人，和女儿分工采叶喂蚕，其他的事，几乎都是一个人。但有件事，她对付不了，原以为早晚会解决的，一直拖着，现在整个厂子都要卖掉，更悬了。希望越来越小，甚至说没有了。
说的是杜惜媛的补偿金。
一个大活人，胳膊没有了，不能这样白白的没有了啊。每次惜媛去找，都说快了快了，后来领导换了，再问，不知道，找那个大老板，又不在家……他什么日子，我们什么日子？！
他们说惜媛不上班了，不属厂里的人了，可不许上班也是他们要求的！惜媛从小很听话，我跟她爸说什么她就听什么……唉，她爸常又不在家，家里连个男人都没有，指靠我们娘俩，唉。
柳新船后来对我们说，那条黑狗小的时候不凶，长大了也不凶，对那个为杜惜媛包扎伤口的男工很亲热，后来他不来了，杜惜媛一个人很苦闷，只有黑狗陪着，她就把心里的不解告诉它，有时候自言自语，好像自己做错了什么，黑狗也是听到了，渐渐地变了，越来越凶。一天夜里有人跳进院子，黑狗狂吠了一夜，第二天，杜惜媛就把它的铁链子摘了，后来干脆不用。我不想再受伤了，一次就够了。她对自己解释。黑狗开始伤人，她觉得，那点皮肉之苦，于他们来说根本不算什么，就随着黑狗的喜恶了。
老吴每次只管压价收茧，不问茧农的事，是一只手养蚕还是两只手，他只能展出一点同情，却不会为她们做其他的事，不过当老人提出请他帮忙的时候，他倒没有显出不耐烦，也没有立即答应，只是说，回去找熟人问一问。柳新船知道，老吴在纸厂可能有熟人，也可能真的去问，不过他们很可能退休很久了。柳新船就把任务接了过来 ：
我回去问我爸吧，他认识人。
过了好一会儿，杜惜媛才从记忆中找出了柳新船。
你看，我倒忘了，真是的，你看我这记性。她戴着深蓝色的长护袖，一只手臂垂在一侧，另一只手臂在一只半人高的黑瓷缸里劳作着，后面还有两只瓷缸，很重，足以把盐末浸到鸡蛋、红萝卜和雪里蕻里，直到越冬季节，但很多倒掉了，因为两口人吃不下，腌得过分，就腐败了。
洪明直勾勾地盯着杜惜媛派不上用场的那只假臂，一脸茫色，好像它莫名其妙地取代了他将来的工作。我隔着纱窗打量着蚕屋，一个个很大很圆的竹筐，多少年了仅仅凭一只手，我感觉到，如果一个人一定要像两个人那样活下去，失去什么其实并不重要了，但是，我仍然不想看到杜惜媛失望的神色，侧着头，看一只飞来飞去的白蝴蝶。天空看起来又陡又滑，像我小时候那样，挂不住一丝云彩。
柳新船说，我爸说，韩总很早就走了，和家里人去了上海，新厂长是外地人，我爸他不熟悉，光知道厂里兼并后，老厂里的人还得自己找工作，因为设备是进口的，纸浆也是进口的，技术工都是从南方请来的……
说到这儿，柳新船打住了。
杜惜媛撩起头发，叹了口气 ：谢谢你还记得这件事，跑这么远来告诉我，我也……也想到了，我现在不挺好么，是不是？
我们都不作声。一种奇怪的沉默，在棋盘村，还没有什么事让我们不知道说什么好。杜惜媛抓起浸泡了半天的雪里蕻，抖着水，一层层铺在瓷缸里，然后是肥大饱满的红萝卜，她用膝盖抵着木板，那种剁刀，一边剁一边说 ：
有的人，按说不一定犯罪，但也是罪人，有的，受了屈，也不一定可怜。你们说，我说的对不对？
洪明走上来说，杜姨……
我有这么老吗？你喊我杜姐，我还没结婚呢。
洪明改口说，杜姐，你能不能让我们看看你的胳膊？
杜惜媛一愣，不行。你们都长大了，不能随便看。
假的，假的那只，不是真的那只。
假的也不能看，假的也是我自己的。周围没有什么在动，尘土、来时的岔路、哗哗响的杨树叶子和洪明的失恋，因为院子里奇怪的宁静，都变得像是我们想象出来的。将来，我们总有一部分东西留在某个地方，找不回来，也许是有意的，也许根本就想不到，接着，我们就想找点什么弥补一下，哪怕是假的。
杜惜媛突然把剁刀停下来，站起来说 ：
你们真想看看吗？
洪明把狼牙棒放下，点点头。
它是有弹性的，杜惜媛说，跟你们想的不一样。她把护袖慢慢退下来，挽起袖子。空心的还是实心的？她顿了顿说，空心的，实心的太沉啦。它能动吗？能，幅度很小，人工接的，怎么能和真的一样呢？哪儿能卡上？洪明的手指慢慢地往上拂动。是，装进去，就像个大木塞子。我也去试了试，有点凉。夏天还好，冬天穿的衣服多，不方便。冬天会不会更冷呀？杜惜媛笑了，冬天我要焐它，我有热水瓶，你们不知道吧，刚接上的时候，我很讨厌它，我怀念我原来的那个，后来它天天陪着我，到了晚上，我就觉得它像我的孩子，那种感觉……很奇怪，我不知道怎么解释，这一只手，真的这只，家里所有的活儿，洗菜做饭，晾衣服，采桑叶，撒种，全靠它，明年我还要办一个养鸭厂，也得靠它，但是我没有那种感觉，可能……可能人和人不一样吧。
回去的路上，洪明突然喊了声“滚他妈的”，把狼牙棒狠狠地钉在一棵梧桐树上。我望了一眼好像一瞬间长出来的那根棍子，回头看柳新船，等待着洪明从他丢失的状态中恢复过来。
以后你还来吗？我悄声问。
可能吧。柳新船说。你呢？
我回头看洪明。他站在那棵树下，昂着头，好像在等待什么掉下来。我走过去，拽了拽他，他还是挺着身板。柳新船也走过来，跳起来抓那根棍子。我们原路返回，一切跟来的时候一样，好像我们正在去杜惜媛家的路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