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谚云：“物以稀为贵，人以用为宝。”解放前，食盐是民间最为宝贵的日用品。那么，千百年来遵义人是怎么获得食盐的呢？下面我们来介绍一下遵义县（1949年前县城一直在市中心）的古盐道。
第一条古盐道是从遵义老城一带通向重庆的“北大道”，是明洪武二十年（公元1391年）由播州宣慰使杨铿提调军民整修的，由县城北经石子铺、檬梓桥、排军、鸡喉关、泗渡、板桥，越娄山关入桐梓县境，经松坎、綦江至重庆。这是川盐入黔的主要通道，路宽1.3米至1.8米，全为石板路。
第二条古盐道始建于明朝，从西大道的白腊坎分支，经丰盛场（今枫香街上）、青坑，进入仁怀井坝。清乾隆十年（公元1745年），贵州总督张广泗疏浚赤水河道，川盐溯赤水河运至茅台起岸，再陆运至鸭溪，再转运到遵义、贵阳、安顺等地。这就是仁岸盐道。
其它的古大道承担的运盐任务虽然没有“北大道”“西北大道”这么突出，但也功不可没。它们是“东大道”“南大道”和“西大道”。“东大道”是元至元十七年（公元1280年）罗氏鬼国土寇作乱，思播道路不通，元调兵千人开道；明初整修，平播后修复开通为驿道，大多为泥石相间的石板路。“南大道”于明万历时修建，从忠庄至乌江入开州（今开阳县）境，经扎佐达贵阳。“西大道”是明初由播州土司杨氏和水西土司奢香各修筑一段所成，道路由城西南起马坎关、八里水、乐蒙城、鸭溪口、白腊坎、马蹄、泮水、古楼隘，入黔西境，道宽约1.5米，路面用石板和碎石铺砌而成。
清末民初，在古盐道上，川盐从綦江岸、仁怀岸运至遵义、鸭溪，再转运贵阳、瓮安、开阳、黄平一带，全靠人背马驮。运盐者成帮成伙，每几十人中有一“飞子头”（运盐帮头）。民国二十七八年间，仁怀盐夫每日有二三百人，农闲时达上千人。民国三十三年前后，运盐量大增，国民党政府加派民夫运盐。茅台至鸭溪每月运盐8000担，派民夫12000名；鸭溪至刀靶运盐4000担，派民夫4000名；刀靶至贵阳运盐1200担，民夫1200名。
除了肩挑背负运盐，人力车（主要是鸡公车）也是一种人力运输工具。民国十七年，鸭溪、三合、南白等地鸡公车达300部，主要是从松坎运盐或运货到遵义、贵阳等地。
其次，还有畜力运输。马驮的起源久远，明万历二十九年（公元1601年）在遵义县古驿道上，设有永安、湘川、乌江三个驿站，配马90匹，夫160人，为官方运输。平均一匹骡马驮盐80—100公斤。日行程30公里。民国二十六年至三十年（公元1937——1944年）间，以运盐为主的骡马，鸭溪至茅台有500匹左右，遵义至瓮安200匹，遵义至黄平350匹。
在清代，鸭溪、打鼓新场、永新和茅台是黔北著名的四大名镇，主要依靠的是盐运及盐商带来的商机，才形成了百业兴旺的局面。
食盐是生活必需品，但贵州不产食盐。1949年前，贵州“惟黎平一府引粤盐，余皆引蜀盐”。蜀盐即川盐，就是四川自流井（今自贡市）所产井盐。
据相关资料记载，贵州所需食盐70%都是从赤水运进的。但是，赤水河中游以上，许多河段河床狭窄，滩多水急，暗礁中阻，不能通船。食盐要从船上搬运到岸上，改成人力运输。其中二郎滩以上，必经牛渡、河米粮渡口，摆渡者往往趁机高价收费，勒索盐运商人。当地有一个叫吴登举的人，听说贵州总督张广泗在招募疏浚河道的能人，便主动前往报名。得到批准后，吴登举承担的工程是马桑至两河口之间5公里河段。该工程于乾隆十年十一月初一动工，历时半年得以完成，航道有所改善。张广泗亲自视察后，到吴登举家说“我可以推荐你当官”。吴登举再三推辞，不愿食朝廷俸禄。张广泗于是便在河道的“文公岩”上题“忠耿过人”四字相赠。当地百姓为了纪念吴登举治河之功，此后便改名“吴公岩”，直到现在。
鸭溪场地处遵义至仁怀的交通要道，距离红花岗（原遵义县城）西南约30公里，是川盐入黔的重要集散地。由于骡马的日行程约30公里，因此成为了古盐道上最重要的集散地。加之仁怀县茅台镇的盐运量是四大口岸（四川叙永的“永岸”、四川涪陵的“涪岸”、四川綦江的“綦岸”和贵州仁怀的“仁岸”）最大的一个，而鸭溪又是“仁岸”盐运量最大的陆运码头。从茅台到鸭溪的古盐道有75公里，是乾隆五十九年（公元1794年）由地方士绅、富商巨贾出资修建而成。
遵义古盐道绕山顺水，崎岖曲折，总长逾千里。在古盐道石板上，随处可见直径约3厘米、深约2厘米的尖底小圆窝。它就是当年背夫数百年相继用铁脚杵扒歇气所杵的“见证”。
关于背夫运盐的苦楚，一位姓伍名效高的老总曾在《贵州文史资料（第十七辑）》的《贵州食盐运销的回忆》一文里说：“以仁岸这条运道而言，船夫背夫经常有数千人，不管是在水路，或是陆路运盐，这些人的苦况都是一言难尽的。他们一年四季耗尽体力，但总是能顾吃便不能顾穿，或者二者皆不能顾。一九四四年冬‘黔南事变’后，‘利民’总号迁到遵义鸭溪，在茅台至鸭溪的一段路上，我看见那些运盐工人赤膊光腿暴露于冰天雪地之中，步步艰难；当时虽然目睹此况，却不知剥削之耻，反而认为这些人是命该如此，认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这句话是对的。”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由南京迁至重庆，孔祥熙执掌贵州盐政，仁岸盐商亏蚀很大，宣告歇业，改由大业公司接办（当时大业公司一家占有仁、綦、涪三岸）。大业公司挂出牌子是“贵州仁边销区官盐运销营业处”。当时，贵州商人认为黔盐应该由黔人办，起而向“大业”作斗争。经过几番周折，孔祥熙才不得不让出仁岸，交由贵州商人经营。仁岸总商号定名“利民”，仍挂原牌。民国三十年（1944年）冬，“贵州仁边销区官盐运销营业处”的牌子才挂到了鸭溪场，营业处迁到鸭溪开展业务。
值得一提的是，光绪三年（1877年），贵州织金人丁宝桢调任四川总督，派道员（遵义人）唐炯督办盐务，对盐务实现垄断规范。唐炯又推荐遵义人华联辉协助。在四川泸州设置盐茶督署，在自流井设置官运局，确定官督、商运、商销制度，明确十项措施规范盐运，民众受益，盐税逐年增加。
说起协助督办盐务的华联辉，不得不说起团溪的“华家”。老一点的遵义人都知道“唐家顶子华家盐”这句谚语。
我的父亲钟远贵（今年81岁）说：太夫坝古盐道是团溪华家出钱修的。他点赞说，华家银子唐家官，华家是遵义最为富裕的盐商哩！
翻阅《遵义县志》《遵义县团溪志》，知道团溪华家三代在1830年至1930年的百年间极为红火。华联辉、华国英和他们的父亲华敬斋以及华联辉的儿子华之鸿都是遵义的名人，他们经营盐业，广开盐号，富甲黔省。
华敬斋早年去四川自流贡井背盐到团溪出售，后逐步扩大经营，在县城开设盐号。他经营盐巴富裕后，便聘请名师教子读书，还经常捐资为乡里做善事。
华联辉成年后，随父亲华敬斋一起经营盐业。因善于经营，10年便积攒白银数万两。光绪二年，丁宝桢任四川总督，为整顿混乱不堪的盐务，委任华联辉办理盐政，不仅川、贵两省的市场盐价稳定，而且还为国库年增白银200余万两。
华国英是华联辉的胞弟，他历署新都、合州、泸州等县同知，补授叙永直隶州同知，兼署永宁道员，还一度总理四川盐政。
华之鸿幼时，广读诗书，满腹经纶。成年后，他继承祖业，经营盐务，广开盐号，积资数万，富甲黔省。华之鸿因热心教育事业，先后捐资创办了四所学校，清政府授予他四品顶戴。
团溪华家在1830~1930年的百年间，靠经营食盐致富，富裕后又捐资兴办酒业，修建盐道，创办学校、书局和纸厂，对家乡乃至对贵州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