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震，文学院教授


　　记者：唐宋古典文学中，您选取了李白、杜甫、苏轼、李清照这样百姓熟知的人物进行解读。这样选择的出发点是什么？
　　康震：这些人物都是中国古典文学史上最著名的人物，他们在民间的普及度很高，老百姓对他们都很熟悉；同时，他们创作的文学作品在中国古代的历史长河中占据着重要位置，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中国古典文学的成就，这些作品最容易引起广大老百姓的共鸣，不仅在中国，而且在海外都有很深远的影响，其流传的广度和深度都是首屈一指的。几千年文学史的大浪淘沙沉淀出这些优秀的文学大家，也让读者对这些经历了历史考验的大师产生了兴趣。给大众介绍中国古代文学的现状和成就，首先就要着眼于大家所熟知的、可以产生共鸣的人物。从一定意义上讲，不是我选择了他们，而是老百姓选择了他们，是广大的读者和观众选择了他们。
　　记者：您在《百家讲坛》讲唐宋诗词，似乎更多地讲了诗人、词人的传奇人生，而对文学作品的解读稍显不足。
　　康震：一个作品如果孤立地去解读，实际上很难深入。作品一般都是具备思想性和艺术性两个方面。文学作品都是人写出来的，一个人的文学风格其实就是他人格的写照，要深入地了解文学家的思想，就必须了解文学家的人生经历。这些人之所以能够创作出优秀的作品，就是因为他们有坎坷的经历和丰富的感受，他们经历了人生的荣与辱、成与败，同时在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他们有深刻的思想来反省它，有敏感的艺术情思来感知它，有天才的艺术创造力来表现它，这就使得他们的人生似乎焕发出了传奇的色彩。但是传奇的背后，实际上是非常深刻的思想，非常豁达的人格，非常天才的艺术感知力、创造力和表现力。为了更加深入地理解作品，就必须深入作家的人生。对于广大的读者和观众而言，往往作品是很熟悉的，但是对于作品中所蕴含的历史细节和历史真相却不甚了了。作为我们，应该避熟就生，告诉人们不太了解的，这样有助于我们了解更熟悉的东西。
　　记者：您的经典解读有没有“媚俗”的成分？
　　康震：毛主席说过，我们要创造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一种文学艺术的形式。人民群众的需求肯定是合理的。大众的文化需求有两种倾向，一种是正常的需求，比如说老百姓很想了解李白一生做过哪些事，苏轼为什么会被贬黄州？通过了解这些问题，人们希望从中吸取对自己人生有用的经验。但是也有一种倾向是猎奇，也就是说“俗”的口味。我们没办法责备这种心态，毕竟好奇之心人皆有之。作为学者，我们不能盲目地迎合大众的需要，而要引导大众的需要。比如说老百姓很想了解苏轼为什么被贬黄州，为什么会写下《大江东去》，也许有人还想了解这其中有什么奇闻异事，有什么绯闻。我们可以给观众讲前面的部分，避开后面的内容不讲。老百姓的文化需求的层次不同，这就需要我们了解大众的需要，在某种程度上满足大众的要求，同时还要清醒地认识这种需求的结构和倾向，从而引导大众的需求达到一种更高的层次。我们面对的毕竟不是专业的学者，也不是古典文学专业的学生，而是文化层次参差不齐的广大老百姓，这就需要我们用一种通俗的方法、一种生动的讲解，把深层的学术问题，还原成一种能让大众饶有兴趣地接受的解读。
　　记者：有观众质疑您的文学解读似乎成了古代版的“心灵鸡汤”，对此您怎么看待？
　　康震：所有的中国古代文学、史学、哲学著作，在某种程度上都有类似于“心灵鸡汤”的作用。只不过有的时候炖的是“鸡汤“，有的时候炖的是 “蘑菇汤”。无论炖的是什么汤，我觉得，只要是老百姓需要的———正确的需要，我们就有义务提供这样的“汤”。“心灵鸡汤”本身不是坏事，关键在于它是否对读者和观众有益处。所以这里无关“汤”的问题，而在于你的解读是否正确，是否对大众有益处，是否为大众所容易接受，是否产生它应有的效果。
　　记者：作为古典文学的传播者，你觉得古典文学的现代意义是什么？
　　康震：古典文学其实是所谓的“无用之用”。它不能给我们充饥、不能给我们解渴、不能让我们升官发财。它只是一种精神产品，精神产品最大的作用在于心灵的激荡、心灵的鼓舞、心灵的慰藉。古典文学的现代意义就在于它能帮助我们净化心灵，提升思想。当我们漫步在古典文学的长廊、聆听古代文学作家的传奇事迹、吟诵源远流长的诗词作品时，我们往往能从这些悠远的人物事迹和杰出文学作品中感到精神的鼓舞，汲取无限的养料。“古为今用”的意义就在于我们现代人通过借鉴古人如何思考、如何生活的经验，在未来的道路上走得更好、更健康。当然，随着国际化水平提高，古代的文学、史学、哲学作品和观念，也都可以通过宣传波及海外，得到国际认同。
　　记者：成为学术明星后，您正常的学术生活有没有受到影响？对您的学术严肃有没有一定程度上的消解？
　　康震：这对我并没有什么影响。在《百家讲坛》讲课，只不过是换了一个平台，面对的受众范围更广，而我们只不过是把课堂上的东西讲得浅显一些，讲授的方式更生动、活泼、通俗。上《百家讲坛》的学者，大多都是高校老师，高校老师的本职工作就是教学、科研。高校有三项功能：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而我们上电视讲课，把自己的知识通过一种合适的途径介绍给观众，从而实现高校教师“社会服务”的责任。但这种服务有一个前提，就是要进行深入、严肃、科学的研究，才能使自己的讲解有深度、有广度，才能进行科学的普及。
　　记者：您认为当代知识分子融入社会和书斋治学，何者为重？
　　康震：知识分子就生活在社会当中，都要参与社会生活，对社会现象都有看法，而不可能躲在象牙塔里，两耳不闻窗外事。现在的知识分子其实对社会都有自己评论的方式，只不过有的人评论的声音大，有的人评论的声音小；有的评论引人注目，有的评论不是那么有名气。其实每个知识分子都应该担当对社会评论、批评、监督的职责，这不但不会影响他的学术研究，反而会促进其研究，因为只有研究到了相当的程度，对社会的体认达到了一定的深度和高度的人，才有水平来评论社会。所以融入社会和书斋治学并不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