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雀洞是北京历史上最早的佛教藏经洞。位于石景山山腰净土寺碑亭以北。一间石室， 坐北朝南， 高有二米， 室内面积有五、 六平米。它是南开门， 北墙上有一尊石佛， 地上铺一长方形石板， 穹顶， 左右有转角台阶， 可以登上晾经台， 台北有一石洞， 人工凿刻而成， 洞中北墙有三个佛龛， 已无佛像，但石刻纹饰还在。文物爱好者金宝岩先生曾对石室多次进行过考察， 认为下面可能还有洞穴， 晋唐石经还在的可能性极大。学者关续文、 李新乐、 王荣华等对此进行过研究。市文保协会会员张文大先生也曾进行过专门的考察， 并在去年九月的 《北京文物报》 上发表 “云居金阁联袂藏经” 一文。他们的踏勘考证， 似乎更加实在， 更加可靠。

孔雀洞是石景山上古刹金阁寺的藏经之处， 这一点， 古籍中早有明文记载。明代《宛署杂记》 提到： 山上有元和四年碑， 日久难辨。元和是唐宪宗李纯的年号， 元和四年即公元809年。那碑文的内容应为金阁寺的藏经史， 可惜已看不到了。但明代的净土寺碑文还在， 上面载： 金阁寺自 “晋唐以来，所藏石经碎而言断， 岩穴鲜有存焉。 ” 这可证明金阁寺创建于晋唐， 那时候就在孔雀洞藏经了。而房山云居寺的藏经史， 只能追溯到隋炀帝时期， 也就是说孔雀洞的藏经史， 比房山云居寺早三百年左右！

明代的净土寺碑文不是向壁虚造， 而是引用了原有的另一古碑 “刘师堰石记” 。刘师堰， 即三国时期刘靖所修戾陵堰。刘师堰石记， 即指堰上的一块古碑。据北魏郦道元所著 《水经注》 一书， 那堰修在石景山下， 堰上有 “遏表” ， 应即净土寺碑文所说的 “刘师堰石记” ， 或略晚的关于戾陵堰的一通碑记。那碑至少立于辽金时期， 因为戾陵堰唐末已毁， 再晚的话撰碑人对戾陵堰的历史，很难说清楚。净土寺碑文的作者许用宾， 又称之为 “古” ， 距明末应在数百年以上。许用宾对那碑的内容耳熟能详， 所以才记到了净土寺的明代碑上。

孔雀洞得名与佛教有关。佛教的发源地古印度历史上有孔雀王朝， 创建者阿育王曾为佛教传播护法， 所以他成了佛教的护法神之一。佛经有 《孔雀明王经》 ， 描述孔雀明王为女性， 有四臂， 后背有雄孔雀的漂亮羽毛， 坐莲座上， 莲座又驮于孔雀背上， 十分威武美丽。此像， 在古印度佛教造像中还有遗存。此神能除病灭灾， 镇定天变地异。他来保护藏经， 是金阁寺的佛教徒们求之不得的， 因而孔雀洞才以孔雀为名。唐代以后石窟叫孔雀洞的寥寥无几， 可为石景山上孔雀洞历史悠久的又一佐证。

孔雀洞藏过何经？ 《日下旧闻考》 载： “孔雀洞左右门上截题识曰， 佛本行集经卷第三十一， 幽州卢龙两节度使刘相公敬造， 元和十四年四月八日建。下截刊佛经语。其地当石经台之阴， 殆藏经处也。 ” 可知， 藏的是唐代刘相公所刻的 《佛本行集经》 ， 藏地在石经台下面， 即石室之内。该经有 60 卷， 需150块刻石才行。这是房山云居寺所没有的， 很可能还藏于石室之下的真正孔雀洞内， 我们将拭目以待。

孔雀洞在唐代进行过扩建或重修， 扩建人应该是幽州卢龙两节度使刘相公。有学者推测， 刘相公即是唐宪宗时期刘济的次子刘总， 笔者也持相同观点。因为阿育王历史上是杀兄即位， 后皈依佛门， 刘总也有杀兄弑父的经历， 这应该是刘总把此洞府名为孔雀洞的重要原因； 此外， 现在孔雀洞内的佛龛明显是唐代风格， 洞府的规模不小， 如果不是有一定权势和财力的人所为， 不会修得如此壮观。

唐代的元和十四年 （819） ， 当时的幽州卢龙两节度使正是刘总。据 《资治通鉴》 记载： 元和五年 （815年） ， 刘总的父亲刘济攻打王承宗， 派大儿子刘绲留守幽州， 次子刘总带兵驻扎饶阳。赶上刘济生病， 刘总就联合张杞、 成国宝毒死了父亲。接着， 又假传父命把哥哥刘绲乱棍打死， 自己掌握了割据不见地区的军政大权。弑父杀兄的刘总做贼心虚， “心常自疑， 数见父兄为祟。常于府舍饭僧数百， 使昼夜为佛事” 。处理完公务，他就挤进和尚堆里跟着做佛事， 有时自己就躲进一个房间， 经常被剧烈的心跳惊醒。到了长庆元年 （821） ， 他实在受不了精神折磨，就向中央坚决申请出家当和尚， 并把他的住宅当做佛教寺庙。皇帝给刘总起了法号大觉， 命名他的住所为报恩寺……命令还没到， 他就剃了光头正式皈依佛教， 还杀了挽留他的十多个将士， 交出印信逃的不知去向。3月27日， 刘总在河北定县境内去世。

这样一个人来修石景山上孔雀洞， 符合逻辑。石景山上的孔雀洞， 现存在较完整，也是石景山上所存洞府中最大的一个。石室内石佛， 衣袂飘拂， 面容丰满， 有唐代风格。石室前脸上方的左右两侧有石龟， 虽已无头， 但雕刻极精， 掩映在古柏根部， 不易发现。洞口还有不少雕饰的石构件， 可以想见其当年的宏伟气势和在北京佛教史上的辉煌地位， 有兴趣者不妨前往一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