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延安的念头是由沙博理自传 《我的中国》中“西北插曲”一章引起的。书中沙老记述了1957年的一段西北之旅，其中对陕北的风土人情与延安革命时期的历史着墨甚多，读后令人心向往之。且我对于中国近代史颇有兴趣，历史学家陈旭麓先生的著作《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一书详尽地描绘了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间的社会众生相。但1919到1949年这更为复杂与重要的三十年却未能成书。我深知讲述这段历史绝不可不提延安,于是延安之行便顺理成章了。我独自带着一本沙博理自传，往西北去，往延安去，探寻那段激荡的岁月。西北望延安

我的路线与沙老的一致，但便捷的交通让我省去了许多的麻烦，无需坐“硬木座的境内慢车”和常常故障的超载汽车，乘高铁只需三小时即可从西安到延安。一路上除重温“西北插曲”外，我一直观察窗外的地貌，行到黄陵县一带，与渭河平原截然不同的黄土沟壑展现在眼前。我不禁要发问：为什么偏偏是这片贫瘠的土地，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根据地？

1957年沙博理来时，延安还处于初期发展阶段，如今的延安已是一座基础设施便利的现代城市，产业发展生机勃勃，许多人乘高铁往来于西安与延安两地，谈生意下订单。但它仍是一座以革命为基的城市，处处可见其红色印记，从各种“革命旧址”的公交站名和大批身着八路军军服的游人便可见一斑。

穿城而过的延河养育了延安，但山才是这座城的灵魂。在延安的任何一个地方环顾四周，总有一面是有山的。不大的城区被延河一分为三，清凉山、凤凰山、宝塔山成“品”字形分列。三山鼎立，二水中流，奠定了延安城的基本格局。延河西岸的凤凰山得名于“叶生吹箫引凤”的传说，山脚下有一处革命旧址，是中共中央在延安的第一个驻地。河东南岸是宝塔山，沙博理曾对山上木亭里一口刻有猪八戒形象的钟产生极大的兴趣，据沙博理说那是一口唐代铜钟，在战争年代当警报用，不过现在亭里却是一口明代铁钟，不知是沙老记述有误，还是我们看的本不是同一口钟。文字那些事儿

陈毅有诗云：“试问九州谁做主，万众瞩目清凉山。”清凉山的声名远播与书报文字分不开关系。这里是新中国新闻事业的摇篮，新华通讯总社、解放日报社、新华书店都从这里发端，山脚下有中国唯一一座新闻主题的纪念馆。我在此“偶遇”了沙博理的老朋友马海德医生。纪念馆里有两张他的照片，分别是他与廖承志、彭德怀在窑洞前的合影，他穿着八路军军服，戴着小帽，看起来完全融入了延安的生活。马海德1936年和斯诺一起到陕北访问，次年兼任新华社的英文翻译，算得上是我们的老前辈哩。他曾对沙博理说过，周六晚上的定期舞会是当年延安生活的一大特色，我也在纪念馆里找到了印证。一位名叫王杰的新华社工作人员曾这样写道：“我们新华社有自己的小乐队，而且还小有名气，星期六晚上组织舞会，有小乐队伴奏，还有电灯照明，让同志们愉快地度过周末。”

为了防范日本鬼子和后来国民党的轰炸，报社的印刷厂设在了清凉山上的万佛洞内，谢觉哉给中央印刷厂的题词就写道：“清凉万佛洞，印刷很安全”。洞内的景象沙博理是这样描述的：“石壁和柱子上都刻着一排排罗汉菩萨，丰腴饱满、栩栩如生的唐代风格。”早前我自己翻译这句话时苦思冥想，总觉理解不透，而当我身处石窟，走近排列整齐的罗汉与自在观音静默相对之时，读过的文字与现实的画面相印证，豁然开朗。这也更让我坚信，行万里路与读万卷书对翻译来说同等重要。

万佛洞南侧上方的石壁号称“诗湾”，有历代学者题刻五十多处，宋代词人范仲淹也曾在此题诗。贴着崖壁向前就到了印月亭。亭为木质结构悬空而建，中有一孔，月明之夜俯身下望，能见一弯月牙倒映于亭下井中，可谓奇观。可正如碑记所说的那样，亭“立悬崖，势若临空而欲飞”，“足下延河，浩浩东去”，“入亭而魂惊”，让人着实不敢踏足。想来立碑的人同我一样也有恐高症吧。

“自力更生”与槐花小院

为什么是这片贫瘠的土地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根据地和革命的中心？参观了许多纪念馆和革命旧址，我在作战地图里找到了部分答案。陕北地区为数省交界，地理位置偏远，日本侵略者的势力范围尚未扩张至此，又因为这里土地贫瘠，经济十分落后，属于国民党的权力真空区，中共和红军可以暂时摆脱敌人的追击得以喘息。农民是这一地区最基本的力量，这也恰恰是中共最需要的力量。彼时，长征刚刚结束，中共内部又暴露出了种种问题，红军和中共亟需物质与精神两方面的休养和滋养。物质上的需求是最大的困难，“没有衣穿，没有油吃”，为了应对这种局面，毛泽东提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口号，沙博理提到的家庭作坊和粮食战线都是这一口号的具体实践，我还见到了杨家岭山下那块毛泽东自己打理的菜地呢，至今绿意盎然。至于精神方面的滋养，就要到革命旧址的一座座槐花小院去寻找了。

延安城内多种槐树，革命旧址枣园和杨家岭尤其多。5月中旬，玉白的槐花一穗一穗挂了满树，微风吹过，小白花就打着旋儿簌簌地往下落。陕北的天高远湛蓝，空气中的槐花清香沁人心脾，一派岁月静好的景象。正是这样的环境，使得中共的领导人，尤其是毛泽东，有时间从容地从头整理革命斗争中的经验，进行从前没有过的总结和检讨，提出党建、救国、文艺等各种理论。沙博理曾参观过毛主席居住工作的窑洞，说“屋里简单而朴素”，这也是我参观的第一感受。两孔窑洞分别作卧室和书房，中间打通，过道只能弯腰通过，一床，一桌，一椅，一橱，就是全部的家当。沙博理提到的那些“改变国家命运、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文章”就诞生于这样简单而朴素的窑洞。

除了党内思想路线的纠正与统一，毛泽东还很重视文艺，在那个连饭都吃不饱的年月里，这是多么难得而宝贵啊。文艺座谈会在弥漫着槐花香气的小院召开了，从此文学艺术都是为了人民大众的。沙博理来时接待人员就曾对他说，当初“生活虽然艰难，但每个人都充满激情，走到哪里都能听见有人唱歌”，这样的情绪到沙博理来时一直还在，而且也延续到了今天。不管是在过街通道还是公园广场，处处有歌声，午后阳光下都有老大爷在延河边陶醉地唱一曲“山丹丹，红艳艳”。但让我印象最深刻的还是文艺座谈会会场的歌声，参观游览的人群中不知是谁轻轻地哼着 “东方红，太阳升……”，声音极低却在安静地屋子里萦回，渐渐有人合着这调子一块唱起来了，到“为了人民谋幸福”一句，半个屋子的人都在唱这同一首歌。这就是文艺的感染力吧。槐花小院诞生的那些理论与文艺成了延安最深厚的精神养分。

这次延安之行是一趟怀古之旅。我一直认为任何一个关注历史的人，都是背对历史倒着走的，所以怀古是为了了解过去，珍惜现在，展望未来。但以翻译的眼光来看，怀古又多了一层意义，那就是培养共情的能力。“我们现在上前线去了！我们抱定了最大的决心，要为民族的生存流到最后一滴血！”只有深刻体会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机才能对当时人们的信念与决心感同身受，就会在看到这些文字的时候不禁潸然泪下。这种共情正是译者需要的。我相信作为一名译者，站在作者曾经伫立过的地方，看他所看，做他所做，才能想他所想，才更能体会作者落笔时的心绪，才能翻译得更真挚，饱含感情，这也是我带着沙博理自传追随沙博理的足迹来到延安的初衷。

（作者，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