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介书生，渺小文人，手无缚鸡之力，却心似武士，总有满腔浩然正气充胸盈怀。

记得刚参加工作那几年，我从事药品监督执法与检验工作。血气方刚的我在执法检查时，怒砸过药店的过期失效瓶装药品，狂掀过街头游医药贩的路边摊子，凛然正气让一同执法的药品监督检验所所长大跌眼镜，对我刮目相看，发出“想不到你文质彬彬的，执法还有一股刚烈之气！”的评语。

在执法实践中，我发现假劣药品不仅存在，而且在局部地区甚至呈漫延势头。这无疑危害着人民群众的健康，自己总觉得要严厉打击与管控才行。通过深入调查研究，我知晓了方方面面的原因。之后，如鲠在喉，不吐不快，我奋笔疾书，撰写成《假劣药品屡打不死屡禁不止原因分析》《药品“打假”为什么成为“假打”》的调研文章，1995年发表在《中国医药报》与《中国卫生政策》杂志这两个分别为国家医药行业主管部门和卫生行政主管部门主办的刊物上，提出了将药品监督执法权从卫生行政部门剥离出来，把对医药企业的审批权也从医药管理部门剥离出来，实行政企分开，单独设立第三方药品执法与监管机构，强化基层执法监督力量，加大执法力度，提高药品经营使用者的法律意识和群众的用药安全意识等等对策建议。后来在1998年国家机构改革中，卫生部门、医药部门的相关职能果真被剥离整合，新成立了各级“药监局”。这是否与自己的调研文章有一丝半缕关系，不得而知。

随着自己年龄增长阅历增多，社会工作实践经验也不断丰富，我变得日益低调与温和内敛，但又似乎尚未修炼到“难得糊涂”的境界。面对社会不公不平不正现象，我难免依然秉持公道，维护公平，伸张正义，而不愿当“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局外人，不想做“明知不对，少说为佳”的老好人，只是更加注意讲究方式方法罢了。

2015年的一天，我从郴州市区坐城际公交车到县城，看见有一对中年夫妇乘客为需要补交一元钱车费的事与司机和售票员争吵不休，手指点点，那个男乘客仗着快到了他们村庄地盘，竟然挥拳欲打司机。司机见势不妙，停车逼他们下去。他们坚决不从，说他坐车从来都是只要五块钱。就这样争来吵去，满满一车乘客竟然没有一个人做声劝阻，没有一个人出面干预调停，任凭他们音高八度，唾沫四溅，恶语相向。

“吵什么吵啊！这点小事也值得吵？”我实在听不下去了，也没去想自己会不会因“狗咬耗子”惹火烧身，开口大声吼道：“不就是一块钱的事么？你们别争了！作为正创全国文明城市的郴州人，我都觉得脸红。如果车费收贵了，你可以记下车牌，投诉司机乱收费；如果是你们身上刚好缺少两块钱，那我帮你们补交，好吧！就这么丁点大的事，何必要吵！？还影响到全车人的安全与乘车环境，浪费别人时间，耽误大家的事。”我像个高音喇叭，连珠炮式地说完这番话，司机和售票员主动噤声。幸好，那对中年夫妇乘客也未转向矛头攻击我，只是灰溜溜而又骂骂咧咧地下了车。至此，事态终于平息，车子继续前行，车内重归沉寂。

到站下车时，有个乡音相同的“好心人”小声劝我：“听声音我们像是老乡呢！现在社会太复杂，你还是少管闲事为好，免得惹祸吃亏。”我说：“谢谢提醒！”心里却在想，只要是公平公正地站在公众立场，维护公众利益，有什么可怕的！

    看到近来重庆一公交车乘客与司机吵架互殴导致车辆坠江，15名乘客因此丧命的新闻后，我觉得当年自己的闲事管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