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刊101 期

　　一上中学时，我从图书馆借到普希金的诗体小说《欧根·奥涅金》，译者查良铮。回家翻开一页页读下去，我被深深吸引。第一次领略了普希金作品的瑰丽与神奇，也被查良铮译文的魅力所折服。从此记住了普希金，也记住了查良铮。
　　我从小爱好文学，立志上大学定要读中文系。然而上世纪50年代，俄苏文学艺术如潮水般涌入我国。《欧根·奥涅金》是影响我最深远的一部，所以大学读了俄文系。毕业后，我被分到南开外文系。不久得知自己崇拜的查良铮曾在这里任教，是我的前辈同事。但此时他因“历史反革命”问题被法院判处管制3年，正在校图书馆劳改。我不禁为之唏嘘。
　　1979-1980年间，学校在北村盖了6幢新楼，我家分得3号楼一套住房。同系的傅老师分到了2号楼。从傅老师那里得知，她家对门住的是生物系老教授周与良，也就是查良铮的遗孀，原来查先生已过世。我听了深感痛惜，又无比遗憾。来校20年，我从未见过查先生。尽管和他近在咫尺，他长期住东村，我长期住北村，只隔着一条大中路。至于他是何时去世的，没打听到，对一个“黑五类”之死，人们极其冷漠。
　　我开始关注周先生。她显得非常普通——经过“文革”洗礼，所有人的穿着打扮几乎都一样。由于查先生的不幸遭遇，我很同情她。但她不认得我，只是脸熟而已。我总希望能和她谈谈自己对查先生的景仰之情。
　　1990年代，某出版社给我家寄来一张汇款单，收款人赫然写着“查良铮”。原来是地址写错了。我告诉邮递员由我签字、转交。于是我就利用这个机会拜访周先生。
　　敲开她家大门，这时查家4个孩子都已出国，只剩下她孑身一人。作了简单自我介绍，我把汇款单交给她。她向我道谢后，望着汇款单感叹道：“唉，人都死了十几年啦，还给这个名字汇款！”
　　接着我向她敞开心扉，谈了《欧根·奥涅金》情结，谈了对查先生的崇敬，并为他们的遭遇深表同情。我怕勾起周先生心中的隐痛，没敢再多说便离开她家。
　　好长时间没见周先生了，我向傅老师打听，知道她去美国和子女团聚。不久，傅老师告诉我，周先生已在美国病逝。以后每逢走到周先生窗下，人去楼空，我就无比惆怅。
　　前些年，我从《文汇读书周报》看到一篇写查先生的文章，题图是他和夫人1953年春天刚从美国回来时的合影，两人那灿烂的笑容，用“喜上眉梢”来形容非常恰当。我凝视照片良久，心想，那时候他俩多幸福！二一位老校友向我讲述了查良铮的经历。上世纪四五十年代他在国内诗坛已大名鼎鼎，1952年美国出版的《世界名诗选》中收入了他的诗。1949年至1952年，他在美国芝加哥大学英国文学系攻读硕士学位，为日后报效祖国选修了俄国文学课程，同时“恶补”俄语。他能背下整部俄语辞典，其俄语水平不亚于英语。
　　初到南开，查良铮不仅教学得到学生好评，并很快就翻译出版了许多著作。他的好友杨苡曾对帮他出书的萧珊说：我们要保护查良铮，不要忙着给他出书，以免招人嫉恨，引起麻烦。此话不幸言中。
　　1954年11月，外文系几位教授包括查良铮给系主任提意见，被打成反领导的“小集团”。1955年肃反运动，查良铮因参加过远征军，成为肃反对象。1956年他的问题按一般政治历史问题予以结论。这期间，袁水拍、臧克家等不断向他约稿，他发表了几首诗。“反右”时这些作品被批为“毒草”。不得已，他只好埋头译诗。1958年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判处机关管制3年，到图书馆做清洁工。1962年解除管制，他留在图书馆“监督使用”，下班后译诗。
　　苏联诗人阿赫玛托娃、帕斯捷尔纳克在人生遭到重创时，都转向了翻译。查良铮也必须作这样的转身。从事翻译对他甚至具有更重要的意义———作为生命的全部寄托。
　　带着苦难枷锁的诗人坚强地面对命运的打击，业余从事抚慰心灵的诗歌翻译，为读者奉献世界文学瑰宝。作为诗人的穆旦销声匿迹，而作为翻译家的查良铮却为广大读者衷心喜爱。他的文字功夫很深，驾驭韵律举重若轻。他的诗如此，他译的诗亦如此。
　　“文革”爆发，查良铮全家再次受难，他痛心地责备自己：“我是罪魁祸首，不是因为我，一家人不会这样。”
　　查良铮承受着巨大痛苦，妻子儿女也蒙受屈辱。一次，长子小英回家说，学校不让他当少先队大队长了。儿子很伤心，父亲则一言不发。1970年小英初中毕业到内蒙插队，公社推荐他去参加大学工农兵学员考试，但没被录取，原因是父亲的历史问题。这对查良铮是个沉重打击，一连几天不说话，除了上班和吃饭，关上门埋头译诗，似乎要用笔来分担内心的痛苦。他又像是惩罚自己，不再吃鸡蛋，要留给小英回来吃；用了近十年的一条毛巾不肯换，说等小英回来再换。
　　查良铮非常盼望小英能回津。1976年初的一个晚上，他骑车找一位熟人打听招工的事，回家途中不慎摔伤。他没太在意，只是在疼痛难忍时让妻子将一块砖烧热给他热敷。此后一年时间里，他饱受病痛之苦，但始终没有放下译笔。妻子劝他休息，他说：“不让我工作，就等于让我死。”
　　查良铮译诗是用全部心血重新创作，经常为一行诗，甚至一个字，深夜不能人睡。他说拜伦和普希金的诗若没注释，读者不容易看懂。他的每本译诗都有完整的注释。
　　粉碎“四人帮”后，查良铮高兴地对妻子说：“希望又能写诗了。”而心有余悸的妻子反对他写诗，他便背着家人偷偷写。
　　诗人的腿伤因未及时治疗，一年过去，骨折处不仅没好，反倒有了新的裂口，必须作手术。1977年初，去医院前他告诉妻子：“我已经把自己最喜爱的拜伦和普希金的诗都译完，也都整理好了。”他将一个小提箱交给女儿小平：“你最小，好好保存这些译稿，也许要等你老了才能够出版。”
　　手术前夕，查良铮因心脏病突发，辞世，年仅59岁。一代天才英年早逝。三查良铮逝世30周年的2007年，南大文学院为诗人立了雕像。雕像基座背面刻着他最后一首诗《冬》中的几句：“当茫茫白)铺下遗忘的世界，我愿意感情的激流溢于心田，人生本来是一个严酷的冬天。”这是诗人的墓志铭，也是他一生遭遇的总结。
　　2018年4月5日，南开大学为纪念查良铮（穆旦）百年诞辰，召开诗歌翻译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外语学院门口的大海报上，印着查良铮全家于1965年的合影。从美国专程回来参加会议的查良铮长子查英传说：“好像我们家就这一张合影。”
　　查家4个儿女如今分别定居美国和加拿大。查英传是最早出去的那个。他对记者说：“如果我留在国内，回天津是分配不到户口的，只能留在内蒙。我母亲想尽办法，最好的办法就是直接从内蒙申请到美国自费留学。我就这样去了美国，后来便留在了那里。两个妹妹和弟弟也陆续出国。”
　　查英传向记者娓娓道来：“李政道对我们家帮助很大。1981年11月他回国访问，提出要见我母亲。母亲说不能见，他是国家的贵宾，我们是什么家庭成分，还有一个‘历史反革命’呢。有关方面马上让南大去查，为什么四年多还没平反？问题一下子就解决了。妹妹查瑗北大毕业，准备出国，李政道帮她申请去了哥伦比亚大学。”
　　查家子女通过自己的努力，都上了大学，并出国留学，获得高级学位。可以告慰父亲的是兄弟姐妹个个出色，成为他所希望的有用的人。
　　小女儿查平和哥哥查英传一起回国参加这次会议。她告诉记者：父亲的粉丝、企业家陈年做了以穆旦为主题的系列T恤，这是父亲第一次以这种方式为世人所见。陈年说：“一百年过去，穆旦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不可超越的存在。”
　　查平回忆：“我小时候学弹琵琶，制造了很多噪音，哥哥姐姐不愿听，想要阻止我。父亲从房间出来说他喜欢听，叫我到他的屋里弹。他写东西是非常投入的，周围的声音不会干扰他。我在那里弹，他在那儿写。我原先以为做学问的人都这样，可是后来，我再没见过像他那么疯狂工作的人。”
　　查良铮是我国最好的翻译家、最好的诗人，南开为他而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