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亡了，同胞们起来呀！”
　　北大学生罗家伦在1919年5月4日前一天的晚上，“站着靠在一张长桌的旁边”，起草了游行的传单。传单上印着不足二百字的白话文宣言，宣言文笔流畅，一气呵成，尤其是那句“外争主权，内除国贼”口号，朗朗上口、掷地有声。
　　2019年5月，我借叶曙明先生的作品《重返五四现场》，得以拨开历史的重重迷雾，了解1919年5月4日前后的风风雨雨，审视那场“震撼历史的大风暴”。
　　一百年前的巴黎和会上，在英美法的联合施压下，中国作为一战战胜国，却并未享有胜利的果实，甚至连自己的国土———山东的权益也未收回，而是被全部转让给日本。5月1日，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回国内，最先行动起来的，是以梁启超为首的一班研究系人士。梁氏火速驰电国民外交协会，建议发起不签字运动，声援中国代表团。3日晚，北京十几所学校的一千名多学生在北大法科礼堂聚会。北大法科学生谢绍敏当场咬破手指，在衣襟上血书“还我青岛！”四个大字，全场义愤填膺，当即通过四条决议，其中一条为：“定于5月4日 （星期日）齐集天安门举行学界大示威。”5月4日下午，学生队伍到齐后，学生们便整队出发，用言语化解了北京步军统领李长泰的阻拦，“在傅斯年的带领下，打着两面巨大的五色国旗”，浩浩荡荡向外国使馆的驻地———东交民巷前走去。叶曙明在书中写道，“游行队伍整齐，气氛严肃，受到狂热气氛的感染，所有人都忘记了恐惧，成了凛凛正气满心间的勇士。”但适逢周末，大使们都在休息，学生们的意见无法向国际社会表达，再加之沿途受到巡捕的阻拦，学生们愤激的情绪开始发酵，有人高喊：“到外交部去！”也有人高喊：“到卖国贼的家去！”“我们去除国贼吧！”声浪此起彼伏，一呼百应，“没有人能冷静下来”。在这跳动的火焰里，曹汝霖的住处赵家楼被烧毁。
　　五四运动是学生自发的爱国事件，但深究原因，和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们有着绕不开的联系。因为五四运动“起码包括互为关联的三大部分：思想启蒙、文学革命、政治抗议。”（陈平原语）如今我在百年之后重返五四现场，审视这一场突然、壮阔，甚至有些浪漫的学生运动，感到五四青年的血液澎湃在身体里新鲜如昨日，在集体之外的个体身上，那群在民族危急存亡的时刻振臂高呼的身影，一直活跃在神州大地上。
　　五四运动留下的精神像天空一样永不褪色，像太阳一样永远明亮。重返五四现场，我更多的是收获了五四的精神力量。在五四精神鼓舞下，新中国成立了;在五四精神鼓舞下，中国有了两弹一星;在五四精神鼓舞下，改革开放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年是整个社会力量中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国家的希望在青年，民族的未来在青年。我们要相信，自己能够继承五四精神，追寻青春脚步，担当时代责任，勇于砥砺奋斗，成为走在时代前列的奋进者、开拓者、奉献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