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我去看望已83岁高龄的汪遵元老师，当我告诉他他的学生董佑福、骆琳被评为“中国农业机械化发展60周年杰出人物”的时候，把一生贡献给农机教育事业的汪老师，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雄伟是山的梦，宽阔是海的梦，蔚蓝是天的梦，翱翔是雄鹰的梦。”那么，教师的梦是什么？桃李芬芳四溢于五湖四海就是教师的梦！
　　汪老师一生都在高校从事农机教学科研工作。他原籍苏州，解放前其父亲曾在苏州工业专科学校学习，因家庭生活困难，未毕业就在北方几个城市从事汽车配件的推销工作。汪老师出生在大连，随着家庭的搬迁，先后在济南、苏州和天津上完小学和中学。1955年，他从天津著名的耀华中学（现天津十六中）高中毕业。也许是受父亲工作的影响，当时他报考大学的志愿都是机械类专业。开始他想报清华大学的工程机械专业，后来看到前苏联电影《幸福生活》和小说《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后，对那些在辽阔田野上轰鸣的拖拉机和在麦海中行驶的联合收割机很是向往，就报了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的农业机械专业。于是，他成了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1955级学生。
　　学校拥有较强的师资力量和教学设备，学习也较正规，每年的麦收和秋耕他们都到北京郊区农村参加机收和机耕实习，有较多的实践锻炼机会。
　　1958年下半年，正值全国“大跃进”，农村成立了人民公社，在这种形势下，学完基础课和部分专业课的他们这届学生，被学校派往农村实习和锻炼。他被派到河北省徐水县一个公社，一方面参加农业劳动，一方面在公社铁木工厂搞炊具机械化，如试制地瓜切片机等。
　　后来他又到了徐水县机械厂，该厂主要生产和维修锅驼机（锅炉和蒸汽机连在一起的一种动力机器），当时厂里没有大学生，他就和工人们一块劳动，休息时给他们讲机械制图，还将锅驼机配上水泵、水车等进行灌溉排水。
　　1959年初，他们在生产牵引式联合收割机的北京农机厂实习劳动。麦收前，厂里将生产的联合收割机发往各县。因为当时没有人会使用，就让他们这些实习的学生前去使用。他和福建的一个同学被派到大明。这个地方离他们驻地有70多里，那时交通很不方便，为了赶农时，他们像歌中唱的那样，“哪里需要哪里去，拿起背包就出发”，步行到了那里。实际上他们也没操作过这种机器，就从发动到驾驶边学边干，碰到不会的就翻书本，书上没有的就琢磨着解决。麦收后，他们又去了石家庄拖拉机修理厂，和工人师傅们一起大修汽车和拖拉机，并在车间制订修理工艺文件等。
　　这次实习锻炼历时近两年，地点从农村生产队、公社到地区，几乎接触到了当时农村所有型号的拖拉机、发动机和农业机械，经历了从运用、维修到制造的各个环节。
　　1959年底，他毕业后被分配到山东农学院农机教研室工作。当时的山东农学院重视教学与科研的结合，因此学校的学术气氛较浓。他当时在教学之外，曾搞过《地瓜收获机》和《地瓜插秧机》等科研课题。
　　1960年底，他一人带着山东农学院农机化专业一个班的学生，到黄河孤岛林场实习一年，和学生及林场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当时那里的条件非常艰苦，又正值我国生活困难时期，住的是用树枝茅草搭的四面透风的棚子，冬天只好戴着棉帽子睡觉，吃的是窝头咸菜。实习主要是秋天用拖拉机耕地，冬天对拖拉机大修。
　　现在他回忆起这些上学和毕业后的实践经历，感到他的专业课实际上是在实践中学到的，而且比在课堂上学的要扎实得多，涉及面要广泛得多，确确实实真正得到了锻炼，为他以后的教学和科研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62年8月，山东省决定将在德州的山东农业机械化专科学校升为本科，更名为山东农业机械化学院。同时决定，将山东农学院和莱阳农学院农业机械化专业的教师和学生，转到山东农机学院。因此，汪老师就和山东农学院1960级农业机械化专业的学生，调到了在德州的山东农机学院。过了两个月，学校决定搬迁到淄博，他又和这些学生一起来到了淄博。
　　1963年，他被学校派往他的母校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农机教研室进修一年。当时学院农机教研室有50多人，人才荟萃，拥有李翰如等国内著名农机专家。他在那里以助教的身份参与了专业课教学的各个环节。他看到那里的教师多数都有科研任务，感受到了教学带动科研、科研反哺教学的浓厚氛围，使他认识到专业教学离不开科研。
　　他进修回来后的几年主要是从事农机课的教学任务。这期间，有两件事让他印象深刻：
　　一是当时的王志廉院长提倡到基层调查研究。教师3至4人一组，分别到全省各市县的拖拉机站、农机大修厂等单位调研，他去的是聊城。召开毕业生、领导、工人等参加的座谈会，征求他们对学校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的改革意见。调查前要写出调查提纲，调查后要向院长汇报，这次调研，对以后学校的教学改革起到了很大作用。
　　二是学习解放军的教学方法。当时正值全国学习解放军的“郭兴福教学法”。其中实物教学、因人施教、由简到繁、归纳要领等教学方法，让他受益匪浅。
　　受北京农机学院教师搞科研的影响，在教学之余，他也搞了几项科研。开始是研制花生和油莎豆收获机，并通过了鉴定。后又根据国外的资料，研制了三轮拖拉机（后面一个轮驱动）。当开着刚研制的三轮拖拉机想在校内转一圈时，就看到不少人在贴大字报，文化大革命来了，一切教学科研工作停止。
　　“文革”时搞教育革命。当时山东农机学院只设农业机械化一个专业，按照前苏联的办学模式，专业课程设置也只限于拖拉机、农机的运用和修理。他就根据以前的调研提出，为什么我们不能突破前苏联的办学模式？为什么学校只能设一个专业？为什么不能设置生产需要的机械制造等课程？因此他对教学改革很是热心，要将教学改革进行到底，因此还得了一个“汪到底”的绰号。
　　“文革”后期，因没有什么教学任务，他和几个老师主动到济南农具厂待了近半年时间。先是在各车间学习各个工种的制造工艺，后来给厂里设计了一台“双面铣”机床。有关机制工艺的课程，如工艺文件制定、刀具、夹具、机床等，他以前都没学过，只靠他这阵在厂里学到的知识和在天津买的一本《工艺手册》边学边干。
　　1972年，学校讨论今后的办学方向时，他提出应根据社会需要增设新的专业。经过讨论和调研，学校确定设置拖拉机内燃机制造、农机制造、农机修理和农业机械化4个专业，由单纯的农机运用和修理转向农机设计和制造。后来学校又设置了汽车、拖拉机和机制工艺设计制造专业，在此基础上发展到现在的车辆工程、农业工程、机械工程、电气工程等重点学科，成为全省的品牌专业。
　　1972年9月，学校迎来1972级中专学生。由于他在济南农具厂的那段经历，顺利完成了给1972级农机制专业编写《农机制工艺》教材、讲授机制工艺课、到工厂实习和进行工艺毕业设计的任务。
　　1976年10月，我和几名教师参加了以汪老师为队长的教改小分队，带领农机专业1976级1班的学生到淄川区罗村农机厂实行半工半读的“开门办学”。我的任务是给学生上“机械制图”课。到1977年5月讲完这门课后，学生要进行测绘练习，我就问汪老师让学生测绘什么。他说，我们所在的厂正在生产小麦收割机，不如就测绘小麦收割机吧。就这样，让能力强的学生负责装配图，其他学生每人测绘一个部装图和几个零件图，两周多的时间顺利完成了测绘任务。接着他又提出，能不能在学生测绘的基础上改进一下？在汪老师的带动下，我们几个教师和几个学生一块，连夜修改图纸，并对几个经常出故障的部件在结构上进行了改进（共改进134处），这样就形成了一份新的小麦收割机图纸。经过厂里同意后，按照新图纸研制的收割机立即投产，又找了几个技术好的学生亲自加工，终于在麦收前将这台改进后的收割机生产出来，并在淄川、张店进行了小麦收割，结果大获成功。不仅创造了淄博市单机收割亩数的最高纪录，还在1977年召开的淄博市科技大会上获得科技奖。
　　从罗村回来后，学校成立了农机教研室，汪老师担任主任。他根据在北京农机学院进修时的笔记和多年的实践经验（也得益于当时学校农机具很齐全），编写了《农业机械学》教材，并开始承担农机专业课的教学、实习和毕业设计任务。
　　1984年，学校成立了以汪老师为带头人的农机研究室。在确定研究方向时，他认为，搞犁和收获机的研究很难突破。他了解到山东农业大学一位教授提出了“小麦精少量播种”的理论，这种方法经试验既能节约种子，又能增产，但目前还没有与这种农艺配套的播种机，于是就确定了研制“小麦精少量播种机”的研究方向。为了便于推广，他将现有的9行播种机去掉3行，加大行距改为6行，并改进了排种器参数，使之播种的深度和株距更加均匀。秋天在淄川选了一块地进行试验，发现用这种播种机播种的麦子茎秆矮、粗、壮，麦穗饱满，收获后经测量，增产5-10%。在此基础上，他和省农机推广站联系推广。他亲自到各地宣传“小麦精少量播种”的好处以及如何将现有的播种机改进，经过两三年在全省推广，小麦增产效果明显。因此，他在1989年获得了农业部科技进步二等奖和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
　　随后，他又开始研究播种小麦等的“通用精量播种机”。这种播种机的关键是要有可靠的排种器，当时国内外虽然有玉米、花生等大粒种子的穴播排种器，但适合小麦这种小粒种子的排种器尚无资料，他决定要研究一种适于单粒小麦的排种器。为了解决这一难题，他开始将大粒种子穴播排种器的穴孔变小，进行试验。但由于小麦粒小、重量轻，不是充不进去，造成“空穴”，就是几粒种子挤在一起，达不到要求。以后他又想了很多方案，甚至在家里找来蒸馒头用的“篦子”等改进后进行试验，都没有什么突破。
　　有一天他突然想到，所有穴播排种器都是在圆周外侧充种，那么在内侧充种不行吗？他就加工了一些用于内测充种的排种器试验，效果较好，取名为“内侧囊种”排种器。但只能让1粒小麦充进穴内，穴孔的形状和大小必须设计合理而且加工准确，他在实验室加工了各种不同形状的“内侧囊种”排种器。在实验台反复试验的基础上，他又到田间进行了播种试验，终于获得成功。在省科委组织的“内侧囊种”排种器专家鉴定会上，专家们一致认为，这种解决精播小麦、玉米、大豆、棉花、花生等多种种子的精播器，是一种突破，达到了国内先进水平。
　　遗憾的是，这种排种器若批量生产推广，需要几万元制作模具，因当时经费紧张没有继续。
　　1986年，汪老师在任学校原设备工程系主任期间，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应用型、创新型人才的需要，带领农机教研室的老师们对农机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和课程体系进行了改革。改革主要内容是：
　　一是增加实践教学环节。在教师带领下以小分队形式开展暑期实践活动；在专业课前增加一周认识实习，在专业课后增加一周专业课程设计，并纳入教学计划。
　　二是加强创新能力培养。将创新思维和方法渗透在专业课教学中；开设《产品开发方法学》（必修）和《科技方法论》（选修）两门课程；开展课外科技小组活动。
　　三是改革毕业设计。毕业设计选题杜绝“假题假做”，必须是生产实际或教师的科研课题；毕业设计采用学生选择题目，指导教师选择学生的“双向选择”；以设计的实用性和创新性作为评定成绩的重要标准。
　　几年的教学改革取得明显效果，获得1998年山东省教学成果一等奖。这些改革措施，多数已纳入现行的教学计划。
　　以后他带领教研室的老师们又进行了玉米收获机、小麦割前脱粒收获机、小四轮背负式谷物摘穗联合获机具等的研究。
　　汪老师看到，由于我国人多地少，要解决13亿多人口的吃饭问题，出路只有两条：一是种子，二是提高复种指数，也就是实行间耕套作，而间耕套作实行机械化较难，只能育苗移栽。因此，他又在1995年提出了“机械化育苗、移栽工艺和机具设备的研究”课题，并成功中标成为国家“九五”重点攻关项目。这是农业机械学科的第一个国家“九五”重点攻关项目，他带领课题组成员经过几年艰苦努力，1999年通过农业部组织的鉴定，达到国内领先水平，取得国家18项专利。
　　退休后，他还设计了一种水陆空多栖通行机，并申请了实用新型专利。
　　由于在教学科研中的突出贡献，他成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获得全国优秀教师、山东省劳动模范、淄博市优秀共产党员等荣誉称号。在庆祝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建校60周年时，他被评为该校60年来十位优秀校友之一。
　　汪老师回顾一生走过的教学科研道路时感慨地说，既有顺境也有逆境，既有成功也有失败。
　　有人问他，在农业机械这种难获奖的研究领域内，能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并中标和完成国家重点攻关项目，除了勤奋之外，主要靠的是什么？他说，靠的是正确的研究方向和正确的思维方法。如“小麦精少量播种机”和“机械化育苗移栽工艺和机具设备的研究”，就是选对了研究方向，“内侧囊种”排种器就是运用了逆向思维方法。
　　当问到大学生在校应该如何学习时，他提出四点建议：会学习、重实践、勤应用、善创新。大学生学习的过程就是一个掌握资料的过程，但学习不仅应在书本本身，还要站在书本之上，有自己独立的观点，培养创新能力，训练正确的思维方式。
　　当问及对专业教学的体会时，他说，专业教学必须与生产实践相结合，教学必须与科研相结合，学科专业建设必须与社会需要相结合。
　　汪老师不吸烟、不喝酒、不喝茶，吃饭不讲究，穿着也很随便，从不参与玩扑克、打麻将等游戏，似乎过着现代年轻人难以理解的苦行僧的日子。有人问他追求的是什么？他说，人生的目的在于奉献，而不是享受，人生的价值在于创新。
　　现在的同学们不要以为这只是个口号，这确确实实是他们这一代教师始终践行的信念。
　　（作者系我校退休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