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记忆中，父亲所在的学校地处荒郊野外，而且频繁搬迁。我们宿舍楼的墙根处，画满了奇怪的图案——农家锅盖大的圆圈，下端一条直线垂到地面。懂事后，我问父亲：“画那个干什么呀？”
　　父亲说：“那是防狼的。狼怕绳套子，看见那个，以为是绳套子，就不敢来了。”
　　我问：“干嘛老搬家呀？”
　　父亲说：“要保密。附近老百姓听到一点风声，我们就要换地方。”
　　父亲从不提及自己的具体工作，只是偶尔说到，驻外国大使馆的武官上任以前，要带妻子一起来学校上课。
　　多年以后，我从网络上看到了父亲的学生吴瑞兴回忆父亲的几句话，从而惊奇地获知，父亲“发报技术极佳”。我又从《开国将士风云录》一书中得知，父亲当年“虚心向老领导、老同志学习，夜以继日地刻苦工作，悉心研究，总结了从延安各期训练班开始，直至建国后的教育训练经验，编写了各种教学文件，如教学计划、教学方针、原则、大纲、方法、教材多种，使解放后的教学工作逐渐步入科学正规，为本系统的人才培养作出了贡献……”
　　一次，我路过北京，看望父亲的同学刘庆方将军。他对我说：“58年前后，我们解放军和外军搞过一次无线电抄报比赛。解放军代表王金武、朱婉琴得了男女冠军。他们俩都是你父亲的学生”。
　　我从父亲和战友的谈话中听到，系里第一次报请授予父亲大尉军衔，上级领导没有批准，唯一的理由是“这么年轻的大尉，外院没有，3部没有，全军都没有。”
　　接下来的十年动乱，父亲受到了冲击，离开后再也没有回到原校。尽管结局让人难以接受，可不知为什么，父亲所在军校的一幕幕时常在我脑海里闪现。无论时间怎么推移，年龄怎么增长，都丝毫不曾淡忘。
　　和军校有关的一切，时时触动着我。看到介绍理查德·左尔格、南希·韦克、钱壮飞、李克农、曹祥仁这些传奇人物的文章和书籍，我便心潮起伏；看到电影《铁道卫士》、《保密局的枪声》、《永不消逝的电波》，我会激动不已；哪怕看到特种像机、钢笔手枪、拇指匕首的图片，我也热血沸腾。
　　我羡慕父亲的一身军装，喜欢摆弄父亲的帽徽、领章、勋章，极爱穿父亲的旧军服，扎父亲的55式武装带。
　　父亲告诉我，当年，他所在的军校有一个不成文的做法———内招。院子里一些大一点的孩子，13岁、14岁就被内招了。父亲的语气中似乎带着遗憾。我更是莫名地失落。
　　这还意味着，军内特殊战线的人才，有一些也是母亲的学生。
　　好不容易到了应征入伍的年龄，可天公不作美，我的眼睛近视了。
　　《无名英雄》的播出，又一次触动了我的情结。从那以后，我常常哼起《无名之花》。高兴的时候哼它，痛苦的时候也哼它。那美妙的旋律成了我精神的万应灵丹。
　　1986年，我大学毕业，被分配到武汉电视台，成为新闻记者。
　　那时，没有机会拍摄谍报题材的片子，我便千方百计涉足军事领域。领导给我分配战线的时候，我首选军队。没过多久，武汉电视台的新闻里，军队新闻的发稿量大幅上升。一年之后，24岁的我看准了一个机会，瞒着父母，留下一张全身照片，不顾一切地奔赴对越自卫反击战的前线--陆军47集团军139师老山防区，当了一次战地记者。在采访、拍摄中，我始终关注着双方的侦察行动。得知我的活动范围内可能会出现越军特工，我便作好了与之遭遇的心理准备。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