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和五四精神在山东师范大学的传承脉络
□李宗刚
2015年是《青年杂志》创刊100周年，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山东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国家重点学科、山东省中国现代文学学会联合召开了首届“五四百年论坛”，该论坛每年举办一届，连续举办五届。2019年3月，第五届“五四百年论坛”在山东泰安召开。这种连续举办“五四百年论坛”的纪念形式在全国学术界也不多见。
　　在山东师范大学，五四运动和五四精神研究有着清晰的传承脉络。1950年代，单就中文系来讲，便有田仲济等诸多学者从事五四文学的研究。田仲济作为深受五四精神熏染成长起来的青年学生，早在解放前便致力于新文学的创作与研究，他不仅写了诸多杂文，而且还出版了《中国抗战文艺史》，这部著作曾被视为中国抗战文艺的第一部断代史；田仲济在山东师范学院担任教学和管理工作时，在管理工作中注重践行五四精神；在学术研究中注重阐释五四精神。他曾经在《山东师范学院学报》发表过《鲁迅在现实主义道路上的发展》《郁达夫的创作道路》等文章，传承和弘扬了五四精神。1980年代，中文系的第二代学者朱德发进一步继承和发扬了五四精神，并用五四精神指导自己的学术研究，相继出版了《五四文学初探》和《中国五四文学史》。其中，后者是关于五四文学的第一部断代史。1999年，朱德发和其博士研究生张光芒的《五四文学文体新论》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在今年3月份召开的五四百年论坛上，山东省中国现代文学学会和山东省茅盾研究会又联合发起了“朱德发五四青年学术奖”，该奖旨在激励青年学者继续推进五四文学研究。1990年代以来，魏建致力于五四文学，尤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人物郭沫若的研究，30年多年来，他已经成为国内外郭沫若研究的世界顶尖级学者。新世纪以来，李宗刚师承朱德发先生，继续从事五四文学，尤其是五四文学的发生学研究，并先后出版了《新式教育与五四文学的发生》《父权缺失与五四文学的发生》两本专著；贾振勇则在从事左翼文学研究的同时，时常回眸五四文学的文本的解读，相继发表了一系列鲁迅作品解读的优秀论文。
　　总的来说，作为五四精神重要承载体的五四文学，一直在山东师范大学得到了很好的传承。在五四运动百年之际，山东师范大学作为五四文学研究的重镇，将一如既往地继承和发扬五四精神，把五四运动和五四文学有机地结合起来，进一步发掘五四精神的当下价值和意义，使学术研究落到实处。
　　五四：中华民族创造精神的现代标杆
□贾振勇
还原、重建和深入研究五四的历史现场、文化现场、经济现场和政治现场，是继承、发展、弘扬五四的支点。这是实事求是和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在五四研究中的具体体现。
　　五四，是中华文明轴心时代的现代再现，是民族精神重新焕发青春光彩的狂飙突进时代。青春的激情、意志与力量，是中华民族文化心理和创造精神大爆发的主要推动力。人性的解放和精神的解放，带来的是全民族创造力的集体爆发。由此，五四时代是一个富有原创性的时代！五四被誉为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乃实至名归。同时，五四也是中国伟大的启蒙运动，更是实至名归！
　　五四，是华夏民族家国情怀的历史新高，乃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为创建新中国、寻求中国道路而呕心沥血的时代象征。一代代仁人志士在古今中外之间心怀家国天下，创造了迄今为止中华文化尤其是精神文化的现代格局与世界视野。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兼济天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先忧后乐精神的现代体现。
　　五四，是充满复杂性与多元性的五四。五四文化是当时中国社会各界精英求同存异、百家争鸣的结果，从晚清民初的器物变革制度变革终于引发了中华民族心灵世界的整体变革，中华民族由古典走向现代的路径终于彻底豁然开朗。
　　目前的中国文化研究，局限于古典与现代的二元对立思维，割裂中国文化的整体性与延续性。传统既非凝固的也非静止的。五四不是无源之水、无根之木，西学不过是契机与参照。五四一代在新文化运动不久就集体转向，凝眸古典、整理国故。它是在融汇古今、贯通中西基础上的中国古典文化的传承与再造。从中华民族整体发展序列看，五四应该成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而有机的组成部分，因为它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新发展、新创造、新道路。
　　五四运动中的“启蒙”与“救亡”
□盖志芳
自五四运动发生以来，五四运动的源流、精神、价值及意义就备受学界关注。百年来，相关的学术作品层出不穷，诸种学术观点亦是百家争鸣。可以说，不管是历史上的五四运动，还是五四运动的历史，这两部分研究都已经相当成熟。在这些成果当中，“启蒙”与“救亡”应该是极具影响力的观点之一。
　　“启蒙”与“救亡”的提法最早是由李泽厚先生在《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一文中明确提出，并在学术界产生了强烈反响。“启蒙”与“救亡”之所以在学界引起共鸣，有两个原因。首先，上世纪八十年代正值思想解放的新时期，从思想文化层面重新解读五四成为可能。1979年5月8日周扬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将五四运动和当时的解放思想并列，从而推进了对五四启蒙精神的关注。正如有学者所言，不是李泽厚创造了“救亡与启蒙”，恰恰是这一提法选择了李泽厚。第二，“救亡与启蒙”的提法与五四精神在内涵上是相通的，是五四精神最核心的两个内容，它直指五四的思想渊源，又反映了当时的社会背景，是对五四运动的精准定位。“启蒙”与“救亡”所围绕的就是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指出的“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精神。
　　“救亡压倒启蒙”的提法尽管被很多学人奉为不易之论，但质疑与争论也不在少数。关于救亡与启蒙的关系，比较有代表性的提法有“救亡唤起启蒙”“启蒙深入说”等。诸种观点的差异在于“救亡”和“启蒙”的内涵界定不一致，缺乏学术对话的前提。回归李泽厚的“元话语”，“救亡”当指政治救国，在外延上可以和毛泽东所说的“革命”统一。“启蒙”应该是思想文化层面的开启民智，当时主要是西方个人主义范畴的自由主义、个人解放。所以，中国式启蒙与西方启蒙主义的社会背景不一，本身就是“救亡型启蒙”。因此，“救亡”即国民爱国精神的启蒙，“启蒙”亦是救亡的应有之义。“启蒙”与“救亡”在某种意义上是一致的。
　　笔者以为，救亡与启蒙的关系应该是“救亡”丰富了“启蒙”。在五四爱国运动之后，“启蒙”的内容、方式、对象都有了更深层次、更广泛的发展。内容上，不局限于资本主义的民主精神和科学思想，而是提出了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科学；形式上，由单一的学术刊物扩展为创办共产党早期组织、翻译马克思主义著作等；运动的主体对象由原来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为主扩大到工人阶级。这也是五四之所以能够成为新旧民主主义分水岭的原因。五四运动是一场伟大的反帝反封建运动，它既是政治上的爱国运动，也是文化上的启蒙运动。“救亡”与“启蒙”是五四运动的双重本质，两者非但不对立，相反还相辅相成，共同推动了中国革命事业的发展。
　　做新时代的新青年
□宫晓燕
100年前爆发的五四运动，是一场以先进青年知识分子为先锋、广大人民群众参加的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伟大爱国革命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划时代的事件，成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
　　五四运动孕育了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伟大五四精神，它是中华民族精神的生动写照，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创造的中国革命精神的重要内容。在民主革命时期，五四精神是唤起中华民族奋起抗争、赢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强大精神支柱，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它是激励中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团结奋斗的宝贵精神财富。青年学生要传承好五四精神，在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实践中爱国、求真、力行。
　　爱国。习近平总书记说过：爱国，是人世间最深沉、最持久的情感。百年前的五四运动，青年学生和人民群众彻底不妥协地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政府，其最鲜明的精神内核就是“爱国”。爱国，不能停留在口号上，而是要把自己的理想同祖国的前途、把自己的人生同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扎根人民，奉献国家。爱国主义始终围绕着实现民族富强、人民幸福而发展，最终汇流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祖国的命运和党的命运、社会主义的命运密不可分。只有坚持爱国和爱党、爱社会主义相统一，爱国主义才是鲜活的、真实的，这是当代中国爱国主义精神最重要的体现。
　　求真。五四运动也是一场思想解放运动。五四运动以后，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蓬勃兴起，在李大钊等人的影响和形势的推动下，一批爱国进步青年站在了马克思主义旗帜下。中国的先进分子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从此中国革命有了科学的指导思想、坚强的领导核心和崭新的革命道路。当代青年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
　　力行。坚持好、发展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广大青年要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肩负起国家和民族的希望。要勤奋踏实，把学习的基石打深打牢。要把掌握的知识运用到实践中，做到知行合一、以知促行、以行求知。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新时代是年轻人的时代，当代青年一代是与时代同行的一代”，青年要肩负起新时代的使命，坚定理想信念，坚持正确方向，提高学识能力，深入社会实践，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