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目中的张廉新老师
张廉新老师尽管没有给我上过课,但在我的心目中,他却一直是令我肃然起敬的老师———他是我研究生毕业留校任教时所在的写作教研室的第一任主任。如此算来,我与张老师在一起度过了5年多的时光,直至张老师退休。从张老师那里,我学到了很多为学做人的道理。因此,当张老师不久前谈起要整理自己的书稿而缺少助手时,我便义不容辞地担当起来,开启了一段愉快的助手之旅。
没有想到的是,我这个助手随后竟然被张老师委以重任———为其书稿撰写序言。这样的重任即便对我这个从不轻言困难的人来说,也深感压力甚至惶恐。通常,学术著作的序言,大都是邀请那些有名望的学者撰写,意在引领后学走上学术殿堂,为后学加油鼓劲。而张老师却并不顾及如此成规,执意要我这个后学为之撰写序言。面对张老师的执着,我也只好恭敬不如从命。借助张老师这部书稿的出版,谈谈我心目中的张老师其人其文,或许正是一个难得的机缘。
张老师作为“30后学者”,无疑是同龄人中的佼佼者。他在中学毕业后,便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开始专攻汉语言文学专业。1960年前后的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正是群贤毕至、群星璀璨的时期,一大批民国时期享有盛誉的学者和作家汇聚在这里:从学者的构成来看,既有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知名学者,也有从事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名宿,还有从事中国现代文学创作的作家型学者。大学时期,张老师便沐浴在这一历史阶段少有的学术小阳春之中。在阳光雨露的滋润下,他对中国古代文学、尤其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从此一发不可收,再也没有更改自己的学术取向。无论发生什么情况,他都义无反顾,一往无前地沉潜到古代文学理论的学习和研究中。他的这种执着的精神,在我的脑海中经常幻化为这样一个形象:一副现代的老花镜架在鼻梁偏下方,低头时便透过老花镜阅读,抬头时便透过老花镜的上方捕捉谈话对象的象外之韵。他的这种形象,经常让我视为承续传统文化的现代学者。
大学毕业之后,张老师便被分配到郑州大学从事写作课教学。然而,也许缘于张老师深受传统文化的影响,他梦牵魂绕的依然是齐鲁故土,似乎只有回到这块曾经涵养了孔子、孟子等彪炳于文化史册的人物、曾经孕育了刘勰等辉映着文学星光的文人的故土,他才能够找到自己的文学研究赖以展开的根基。凑巧的是,1980年代初期的山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写作课进入了鼎盛时期,求贤若渴。当时,在新诗评论界享誉遐迩的诗评家冯中一先生、在写作心理学上颇有建树的张蕾先生、在古代文体写作理论方面颇有心得体验的张绍骞先生、在唐宋散文选本方面有一定建树的徐惠元先生、在中国现代杂文理论研究方面有所拓展的李继增先生、在传记文学理论与实践上颇有成果的王兆彤先生……他们都是在写作理论研究以及教学实践方面有造诣的学者。也许,正是基于这种恢弘的气象,已经在写作理论尤其是在古代写作理论方面颇显功力的张廉新老师加盟了这个团队,既为他在古代写作理论研究上继续拓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又为山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的写作课教学注入了新的活力。
张老师一方面埋头于现代的写作课教学实践,另一方面又潜心于古代的写作理论研究。这潜心研究的成果便是张老师与张绍骞老师联合编选的《古代应用文名篇鉴赏》。这部合作出版的著作,显示了张老师在古代文体理论方面的深厚功力。他不仅从浩瀚的历史典籍中精选了古代诸多应用文名篇,而且还对这些名篇进行了深入浅出的解读。以往的鉴赏家,其赏析重点多在诗词歌赋方面的名家名篇,很少关注应用文名篇,这应该说是一种不足。其实,中国古代的应用文名篇很多,影响很大,既具有很高的实用价值,又具有不可低估的文学价值。尽管已经过去20多年,今天重读张老师的这些鉴赏文字,我们依然可以感受到其中闪烁着的智慧火花与审美风采。
如果说1980年代的古代名篇鉴赏还仅仅是显露张老师深厚的古代文学理论功底的冰山一角,那么,“古代写作学”可以说是系统展示其理论研究成果的代表之作。张老师对古代写作理论的思考,集中体现在他对“古代写作学”理论体系框架的总体设计中。具体来说,其特色就是突出了写作主体的修养在写作中的作用,至于古代写作理论中的构思、传达、修改、灵感、文体、风格等,则是附丽于写作主体之修养这一根本之上的。这无疑是切中肯綮之论。古人讲究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不但是儒家“内圣外王”的人生理想的真实写照,也是文章写作内在规律的重要路径。实际上,文人如果没有社会担当、没有人文情怀、没有社会理想,而仅仅沉湎于一己之世界,那么其作品无论如何是不能长久流传的。只有把写文章视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文人才会真正找寻到实现自我之路。
阅读这些关于古代写作理论方面的文字,使我禁不住想起当年张老师沉潜在古代写作理论长河时的场景。张老师是一个清心寡欲的学者,他虽没有传统文人那种对于烟酒的特殊嗜好,却有着传统文人那种爱书成痴的雅好。20世纪的八九十年代,张老师的经济状况并不富裕,相反,倒是经常有囊中羞涩之虞。尽管如此,他依然对书情有独钟,尤其是搜寻和购买那些古代文学理论方面的书籍,甚至到了嗜书如命的程度。他曾经不止一次地对我说过:我没有其他个人嗜好,只剩下买书读书这个嗜好了,如果连这个嗜好也没有了,人生还有什么滋味!今天想来,这恰是张老师把人生的滋味与古代写作理论有机地衔接到一起的真实写照。也许,这正是张老师会在古代写作理论方面取得显著成绩的根源所在。
作为一个学者,沉潜于理论之中固然值得赞许,而张老师值得钦佩的,还有在古典诗词创作实践中的收获。诚如张老师在自我陈述中所叙及的那样,他走上古典诗词的创作实践之路,并不是刻意为之的人生抉择,而是淤积于内心深处的情感的一种纾解形式。创作这些古典诗词,既不是刻意追慕古人的皮毛之作,也不是无病呻吟的肤浅之作,而是深蕴着个人人生体验与情感的肺腑之作。对此,张老师曾经这样描述过自己的创作情景:“在马路上听到雷响,就想到天要下雨了,山上老伴的坟头要被淋了,回家就写了《闻雷》(雷声阵阵夜深沉,疑是老妻叩家门。应是东山松盖小,不得为渠蔽雨淋)。”张老师在把自己的人生体验与情感外化中,伴随他的是辗转反侧的不眠长夜、满含泪水的绵绵思绪———尤其令我深感震惊的是,这样的一种创作状态竟然一度成为张老师的一种生活常态。
从张老师的古典诗词创作历程来看,他的古体诗有一个清晰的变化发展轨迹,那就是从起初的注重个人情感抒怀到注重社会情感的抒发。注重个人情感抒怀的古体诗,大都是悼念亡妻的,这些古体诗情感细腻而真切,具有打动人心的艺术魅力;注重社会情感抒发的古体诗,有些是谈治国方略的,有些是书写道德力量的,有些是凸显情感力量的,其中不少古典诗词对艺术表达技巧是很讲究的。在我看来,这两种类型的情感书写各有千秋,难分伯仲。从个人情感的抒发来看,其古体诗具有打动人心的情感力量,有望穿越时空的阻遏,抵达未来;从社会情感的抒发来看,其古体诗则记录了古典诗词在现代的转换,有望成为居于文化转型时期文人的精神历程的真实记录。
需要补充的是,张老师不仅是一位沉潜于古代写作理论研究的学者与古典诗词创作实践的诗人,而且还是一位情系山水的旅行者、摄影者和书法家。张老师寄情于山水之间,通过镜头观照物象,并借助物象表达自我的人生体验与万千思绪;张老师沉潜于书法世界,通过书法修身养性,并借助书法修炼自我的人生性情与飘逸情愫。如果将来张老师的摄影作品与其书法作品结集出版了,那么,我们将会看到一个全新的张廉新老师———那是一个沉潜于古代写作理论研究、辗转于古典诗词创作实践、寄情于山水、隐逸于书法世界的文化人,那是一个将古典与现代熔铸在一起的、既有古典韵味又有现代精神的文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