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是我校建校60周年，也是我从教学岗位上退休20周年的时间点。这一年，从国家层面到我校，都在共同绘制教育强国的宏伟蓝图。作为一生从事本科教学工作的一名老兵，我愿意将一生从事本科教学的点滴经验和体会，作一次认真的回顾，为学校实现宏愿尽一份心意。———张瑞华
　　张瑞华，1936年6月生，江苏省江阴市人，教授，中共党员。1954年9月入清华大学电机系工业企业电气化与自动化专业本科学习，1959年7月毕业后留校工作并在电机系读研究生。1963年10月调入北京电力学院工作。先后担任北京电力学院电子学实验室主任、华北电力学院电子学教研室主任，河北省保定市电子学会理事长，北京市高等学校教材建设研究会理事，北京水利电力经济管理学院高等教育研究会理事，电力系党总支委员，华北电力大学（北京）第一届教学工作委员会委员、教学质量督导员、课程评估专家组成员，华北电力大学校内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专家组成员、信息系教工通信电子党支部书记、离退休党委委员、第六党支部书记。先后为电力工业出版社、水利电力出版社和高等教育出版社编写和主编《电子线路分析基础》上下册、《电子技术基础简明教程》和《电子技术基础》。《电子技术基础简明教程》荣获北京市高等教育局、北京市高等教育学会颁发的1993年北京市高等教育科学研究优秀专著成果奖。主持离子式烟浓度计和烟循环试验器烟浓度自动控制装置研制项目，研制完成的离子式烟浓度计，解决了国内急需的烟循环试验器中的关键性技术问题，填补了国内空白，被获得了专利。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多次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并荣获“最美支部书记”称号。
求学清华
1954年9月，我考入清华大学电机系工业企业电气化与自动化专业学习。1959年7月毕业留校，在电机系工作并读研究生，师从童诗白教授。
　　清华对学生学习成绩的评定掌握非常严格。第一学期期末考试，第一门考试科目是高等数学、方式是口试。抽签后，学生先做准备，再去找老师答题。我刚巧遇上以严格著称的赵访熊教授，他看完我的答卷后，二话没说，当场出了道积分题，我很快做了出来。他又出一道，我用一种方法开始答题，做了一半后，又换另一种方法，结果也很快做出答案。赵教授问：“你刚才那种方法为什么不继续做下去？”我又延续开始的思路，很快答完题。当时有些得意，心想这下该得5分了吧？谁料想赵教授却什么话都没说，只给了我一个4分。这件事让我印象深刻，说明清华的优秀成绩，不是轻易就能得到的。
　　清华对学生作业的要求也非常严格。要求用活页纸，必须在规定时间上交，而且书写工整，否则退回重做。清华对学生的实验要求更是几近苛刻：实验前充分预习，以备教师抽查，不合格者另行补做。同时明文规定：化学实验损坏试管要赔偿，其它实验损坏仪器设备酌情赔偿。这些严格的规定，让我们养成了严谨的学风。分组做电工实验时，我和搭档认真预习，实验中分工明确，做到接线正确、没有飞线，实验桌上也只能看到几块电表。所以几乎每次实验，我们都在班里名列前茅。
　　那时的基础课、专业基础课，都由名教授主讲。他们的教学水平高、效果好，给同学们留下深刻印象。但也有个别教师水平不高，学生有意见。我当时就暗暗发誓：如果将来当老师，也得像那些名教授那样，让学生舒舒服服地听懂我的课。
　　读研期间，我们要安排时间参加教研组的教学活动，指导教师安排我给计算机专业学生讲授“数制”和“码制”等内容。直到现在，我还清楚记得试讲时，见到很多老教师在听讲，心里不免紧张起来。童教授笑了：“你只要准备充分了，上讲台后就会充满必胜信心。”这句话影响了我一辈子。
　　后来，我因病无奈终止了研究生学业，提前分配了工作。
　　在等待分配的一年多时间里，我留在电机系电子学教研组参加教学工作。有幸系统聆听了童教授和周明德老师讲授的《脉冲技术》课程，并承担了课程辅导、答疑和实验教学工作。周老师很慷慨，把他的习题解答借给我，使我很受启发。在清华受到的大学文化和教学素质的熏陶，渗透到了我的生活、学习和教学，受益匪浅。执教华电1963年10月，我从一机部机床研究所调入北京电力学院，分配到电力系电自教研室电子学小组工作。从此，开始了教学生涯。
　　一到教研室，我就被任电子学实验室主任，负责实验室日常管理。在实验室一年，我掌握了常用电子仪器的性能和使用方法，把要求学生完成的实验全部预习了。对每个实验都写出误差分析、存在问题及解决方法等的实验报告。
　　我承担的第一份教学工作，是做鲍伟廉老师的辅导教师。由于在清华读研时经历过相关训练，又有在实验室工作的基础，所以在辅导答疑和实验过程中，游刃有余地解决了学生的各种问题。
　　1965年上学期，我首次担任主讲工作是动经05班的《工业电子学》课程。该课程学时数较少，只得自编讲义。因时间紧，学院印绘室任务重，只能自己学习用铁笔在钢板、蜡纸上自刻讲义。好在我那手较漂亮的钢笔字，可以保证刻印讲义的质量（后来在保定教学期间，也经常自刻补充讲义）。有了自编讲义，又有读研时的讲课经历，加上备课认真，我终于站稳讲台。从此，一站就是几十年。
　　1966年上学期，我担任越南留学生《工业电子学》的主讲任务。文革开始，课程中断。复课闹革命时，我给热自专业学生讲授了《工业电子学》课程。
　　学院搬至保定后，我绝大部份时间为热自、发电、电自专业学生主讲《晶体管电路》《模拟电子技术基础》《数字电子技术基础》课程；给机械专业学生讲《电子技术》。曾为保定热电厂职工讲授《晶体管电路》；还为河北省电业系统职工讲授《DDZ-Ⅱ型电动单元组合仪表中的晶体管电路》等。
　　回京后，我为发电、电自本、专科等专业的学生讲《模拟电子技术基础》《数字电子技术基础》；为电经、电管专业讲《电子技术基础》。
　　1977年的两件大事，影响和改写了我的命运。
　　一是受电力工业出版社委托，编写《电子线路分析基础》教材时，不幸染上急性乙型肝炎。当时编写任务紧，无法得到充分休息，导致转成慢性乙肝，“大三阳”一直持续了22年，从此饱受肝病之困！
　　二是院党委为落实中央政策，决定在教师中发展党员。我很幸运地成为文革后学院第一批发展的两名党员中的一员。1978年1月2日，我庄严地举起右手宣誓，终于实现我进学院时的愿望，这为我战胜病魔、搞好工作增添了无穷的力量。我下定决心：要用“小车不倒只管推”的意志，像正常人一样，呕心沥血地为党的教育事业顽强拼搏，“燃尽自己，照亮别人”。
　　我一向认为：教师实际上是个体劳动者，究竟出多少力、流多少汗，完全是个良心活。对教学的投入，就是个无底洞，一切尽在每个教师的责任与良心。我坚信本科教学，是值得我为之奉献青春与生命、并具有深远影响力的工作。
　　从走进学院，直到1999年暑假后彻底退休（1998年退休，我被返聘一年），作为一名面向全校本科学生讲授电子技术基础课程的教师，我在学校不断变迁的大环境中，始终用全部的精力，奋战在本科教学第一线，尽全力去提高教学质量。现在看来，能将毕生精力贡献给本科教学事业，是历史给予我的最高奖赏。倾心从教在教学中我一直坚持以学生为中心，在各个教学环节上狠下功夫，尤其要注重课堂教学。而课堂教学要讲究教学方法，要掌握和应用启发式教学。
　　在《电子技术基础》课程的教学过程中，我一般是先提出问题：如生产和科研实践中有什么要求，或老的电路存在什么问题等。其次是对电路图中的电路中元器件作用等，一一说明。最后分析电路的工作原理时，抓住讲清关键点、难点和采用的步骤，最终得出重要结论，及这些结论是在什么条件下得出的等等。这样的分析方法，在我编写的所有公开出版的教材中均有体现。
　　认真备课，是搞好课堂教学的基础。在写完讲稿后，我会把讲课内容记得滚瓜烂熟，这和演员登台演戏类似，总不能拿着剧本上台看着台词演吧。拿着讲稿上课，说明备课不充分，讲课效果也不会太好。我备课时，把要讲的内容，按顺序边写边记，包括大小标题、电路图和分析方法等。如此重复两遍，差不多就记住了。上课前的晚上入睡前，我还要把讲课内容从头到尾过一遍，当天起床后，再把全部内容过一遍。经过这样的反复记忆，当然可以顺利完成授课了。
　　还有要讲好课，教师应当声音洪亮、口齿清楚、语速适当。你声音小，怎能让坐在后排的学生听清楚？我讲课从不吝啬音量的，即便是重病在身。张存道老师曾说：“老张啊！只要一进第一教学楼大厅，就知道是你在二楼上课。”正因如此，我患有严重的咽炎，药物、激光治疗，只能缓解，无法根治，咽炎常常让我疼痛难忍。说来神奇，无论嗓子多难受，只要站上讲台，我又会忘乎所以。好在我上课的最后几年，教务处为教师们准备了小扩音器，解决了这个难题。
　　板书也是保证课堂质量的重要环节。板书要工整，字不能太小，也不能太轻。好在我曾是黑板报抄写员，粉笔板书有一定功底。上课时，我会把板书写得大一些、重一些。这样擦黑板的次数和力度就大了，衣服上会沾上很多粉笔末，可我一直这样做。
　　在没有PPT的时代，为提升教学效果，我利用业余时间绘制了300余张教学挂图。让复杂的集成电路清晰地呈现在学生面前。绘图既伤腰又累脖子，时间一长，加重了我的腰痛和颈椎痛，一遇寒流，脖子酸痛，人都直不起腰来。
　　教师批改作业的过程，是掌握学生学习情况，进而提高教学质量的保证。
　　电子技术课程的作业与其它课程不同。由于电子器件特性的非线性，电子电路的计算方法常采用工程误差允许的估算法，由此带来每个学生解题结果的不一致性。这就大大增加了教师批改作业的难度。加上电子电路的性能指标较多，学生解题时要用几页才能解出一道题，增加了批改作业的时间。尽管如此，我在批改作业时，都要做出批注。遇上大班课，学生人数太多批不过来，就采用轮流批改。当年的学生段泉圣回忆起此事时说：“张老师，现在已很少能见到像您那样认真批改作业的老师了。”
　　《电子技术基础》是门实践性很强的课程，实验课必不可少。实验前，我要求学生预做实验，后逐个检查学生的预习报告，未做预习者不得参加实验。学生完成实验接线后，先让他们自查，然后我再检查。发现接线有误，我会让学生查出问题在哪，决不包办代替，这样有效地提高了学生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实验环节完成后，要求学生把仪器设备、实验用具整理好放回原处，把仪器开关和旋钮归位，凳子放回原处，我才签字验收。如此严格要求学生，收到了良好的教学效果。同学们称赞说：“张老师是教给我们真东西的两位教师之一。”不合格的，就要求学生重新测试。
　　随着科技的突飞猛进，这要求教师努力跟上改革创新的步伐。为此我也做了些尝试：
　　用焊接法，替代用导线连接电路做实验的方法，让学生初步掌握焊接技术；较早在电子技术课程中，引入综合性大型实验（JF-12型放大器）；完成《结合一个实验项目进行实验考试的尝试》的教改研究项目，引导学生从第一堂实验课开始，重视实验能力的培养；大胆进行培养学生自学能力的尝试；着手基础课教师学习专业课的尝试；进行教材和教学法研究，编写相关教材。从教轶趣在为河北省电业系统职工“DDZ-Ⅱ型电动单元组合仪表”短训班，上《晶体管电路》基础课，我仅用两周就授课70多学时。期间，老伴去北京搞开门办学，我只能既当爸又当妈，一边上课一边照顾两个孩子。看到孩子的脚趾头都露出来了，却没时间去买双鞋。那时猪肉凭票供应，一位职工见我讲课实在太辛苦，就把自己舍不得吃的仅有的一张肉票给了我。
　　给保定热电厂职工讲授《晶体管电路》课程时，我骑着辆从北京疏散时在旧货市场买的女式自行车，在学校和西郊之间来回奔波。因教学效果好，结课时，厂方准备送我辆新自行车，被当时的教务处处长高之樑婉拒了。时任动力系主任王加璇，在热电厂调研时，听到厂方反映我的教学情况后，在大会上表扬了我。最后，电厂送给我几本马列著作和两本外语辞典。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学校根据国家规定给教职工涨工资，这是大家一直盼望的好事。可我因患急性肝炎，在1979年请过一年病假，不在调整之列。当时经济条件非常困难，我特别渴望增加工资加强营养，使身体早日康复。情急之下，只得向院领导提出申请，说明理由。根据教育部当时对高校教师教学工作量的要求，结合我校的规定，我把前几年的工作量作了详细计算，证明我几乎每年都要完成约两倍的工作量，况且一年病假休假期间，我也一直在编写教材。在领导的关心下，最终顺利解决了问题。
　　在朱辛庄上课时，我在学校一待就是一天，中午只能躺在实验桌上稍事休息。
　　患有慢性肝炎的我劳累一天后，乘班车回到亚运村家里，早已疲惫不堪，一进家门就瘫在床上。儿子见状心疼地问：“爸爸，你身体又不舒服啦。”
　　上课时，中午吃饭后，我常会去力学教研室，找周锡勤老师聊聊天。他常常关切地说：“老张，你的气色很不好，要多注意身体啊！”家人和同事们的关心，温暖和鼓励着我。英年早逝的周锡勤老师，让我一生缅怀。
　　有段时间时常头晕，一天上班的路上，就感觉不好。只能支撑着讲课。第二节课快接近尾声时，我头晕得厉害，人都快站不住了，只好硬撑着抓住黑板下沿，强自镇定地大声把课讲完，以至于听课的学生竟然没有一丝察觉。
　　一次，一位学生做焊接法连接电路实验时，为图方便，竟把实验室的专用导线剪了使用。我发现后，马上把她叫到实验室，批评了她，并让她当场把导线修好。有时我也常想：对学生要求太严格，他们可能会受不了。不过总有一天，他们会理解老师的一片苦心。
　　白海老师曾说，在教务处召开的一次毕业生座谈会上，学生反映：张老师平时要求严格，到了期末考试，大家反而感到《电子技术基础》的备考，最轻松。
　　两位经管学院的女生，还在毕业时给我写信，称赞我教会了她们在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热自专业的杨人坚、唐明辉老师也对我说过：“《电子技术基础》，是我们专业学生学得最扎实的课程之一。”曾系统听我讲授《晶体管电路》课程的刘威老师说：“听您的课，真是一种享受！”电经专业学生也评价：我们认为，您和高之樑院长是教过我们的最好的老师。身为教师，能得到这样的认可，是真的很欣慰。
　　近25年的教学生涯，除一次病假外，我始终坚守在三尺讲台上，实现了青年时代立志做一名让学生满意的教师的心愿，多次被评为校级优秀共产党员。桑榆乐事1996年，我办理了退休手续，后延聘两年、返聘一年，直到1999年暑假才正式退休。
　　说来也怪，刚退休，我的肝炎竟奇迹般地痊愈了。兴许是上苍慈悲同情，觉得我拖着病体坚持了22年的教学工作，太不容易，让我安享晚年？当然这是戏言。应该是了解乙肝规律后，我抱着战略上藐视、顺其自然的态度，不把病情想得太多太细，免得过度紧张，一门心思干好工作的回报！还有，平时的腹式呼吸、五禽戏锻炼，按摩和服用保肝药，适当加强营养等，也都不无干系。
　　此后的我，好像变了个人似的，进入了一个全新的生命周期。感到浑身舒服、有劲，我要去看看外面精彩的世界、要发挥余热、要做些有益于学校和社会的事。
　　这些年，我和老伴饱览了祖国众多的风景名胜，足迹遍及大部分省份。我们近观了新、马、泰、港、澳及日本风情，远赴了丹麦、挪威、瑞典、芬兰、俄罗斯和美国。还和老同学们一起游览了欧洲11国。外出旅游，既增长见识，又让我在欣赏美景的过程中忘却岁月已晚，变得心情愉快，体质也得到增强，何乐而不为呢？
　　1998年10月8日，我受聘为北京校区首届教学质量督导组成员，后续聘为第二、三届督导组成员，直到2007年退出。作为一生奋战在本科教学第一线的老兵，能在退休后继续为提高学校的教学质量添砖加瓦，是我非常乐意接受的任务。我对督导工作认真负责，哪怕这份工作几乎是无偿的，我也痴心不改。为保证学校1999年度教改项目的质量，学校要求评审组成员提前审阅各单位申报的有关材料。作为评审专家，我在学校花了一整天时间，审阅了全部材料，作了详细记录。这些充分可靠的基础材料，使我在评审过程中的发言有理、有据，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在对一位学生毕业设计的抽查中，发现其设计成绩被评定为良，但却存在一些学术性错误，特别是存在抄袭嫌疑。出于督导的职责，我给教务处写了份报告：对学生论文中的学术错误作了详细分析，指出学生论文中翻译的英文资料涉嫌抄袭，并对指导教师的责任心和评分较松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对此，督导组组长王清照老师夸奖道：张老师是督导组中最认真负责的。
　　2005至2008年间，我参加了朝阳区安慧里二区7号楼楼管会，分管楼宇文化宣传和周边环境。于是我收集资料、编写稿件、抄写板报，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和保健知识等，深受广大居民的欢迎。一位从事新闻工作的居民说：“很喜欢看你们编辑出版的板报，而且每期必看。”对了，我们的稿件，还经常被其他楼宇转载。我们的楼宇文化小组，获得社区“先进楼宇文化小组”称号。
　　对楼宇周边环境的管理，我也抓得很紧很细。紧邻楼宇的一家餐饮加热设备和中央空调发出巨大噪声，严重扰民。为此，我们多次与居委会、物业公司和餐饮店协商。一天中午刚完成督导工作，连中饭都顾不上吃，就和楼管会其他成员去找有关部门协商，最终解决了这两个老大难问题。
　　此外，我们大家一起，还解决了私搭乱建、违章自行车棚、乱放餐饮垃圾等问题，阻止了物业公司在楼旁空地私搭乱建的问题。说实在话，解决这些琐碎的问题，是要冒一定风险的，也可能会被报复。可通过我们的努力，还本楼居民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使我感到很自豪。由于工作努力和组织信任，虽然我的组织关系不在社区，仍被评为亚运村街道优秀共产党员。
　　我之所以会这样回顾往事，就是想用亲身经历，去诠释一种无私的教书匠精神：热爱本科教学工作，立志把一生奉献给本科教学事业；呕心沥血、精益求精，舍得在各个教学环节上狠下功夫；淡泊名利，耐得住寂寞，专注教学，为提高本科教学质量潜心研究；不墨守陈规，在教学中勇于改革创新。
　　我还想说明的是：看上去我讲的是个人的故事。但是，我所做的事情，也是华电建校60年来，无数不为名利、默默耕耘在本科教学第一线的广大基础课老师们所做的事情。他们很多人都比我做得好，比我优秀。我只是想通过的讲述，来宣传和弘扬“教书匠”精神，仅此而已。
　　作为一名退休党员，我发挥了20余年余热，基本做到了“离岗不离党，退休不褪色”。扪心自问，这辈子尽管我的工作很平凡，但我没有虚度年华。为了党的教育事业，我真的是尽心尽责，无怨无悔。我的教学效果得到师生们的认可、我编写的教材得到好评，我的科研成果也被应用，我从中也获得了极大的满足。
　　借此机会，我想对所有帮助过我的人、对所有我的领导、同事和学生说：华电是我家，培养我成长；尽力做贡献，为了这个家。谢谢你们！
　　最后，用奥斯特洛夫斯基论述生命的名言，结束我的回忆：“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属于人只有一次。一个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致因为碌碌无为而羞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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