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组织了一个专家小组，对全国5个省10个大中城市做了一个社会调查，即“义务教育阶段家庭择校行为调查”，包括义务教育阶段的样本1.2万个，范围覆盖了我国东北、西北、西南、中部和东部地区。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得出一个主要的意见，就是对城市教育的研究很不够。
　　大家都知道，我们国家在普及义务教育阶段很不容易，穷国办大教育特别艰难。这些年，我们国家教育政策的重点都是在农村。我们认为这个战略思路非常合理，农村是需要政府额外投入的。对城市来讲，投入问题可能不是主要问题，但是制度问题比较突出。
　　这些年来，我们对城市教育缺乏专门的研究，其中包括：一个富裕的社会培养什么样的下一代？城市化过程中有很多人经济状况大有改观，转换了身份，但在教育子女方面却存在很多问题，这些问题我们很少在城市化背景下加以专门的研究。这是在目标方面。而关于教育投入，我国以地方投入为主，在各校之间存在差异的情况下，区域内如何投入？预算标准是什么？对此，缺乏足够的研究，对区域内部如何对待有差异的学校，没有在制度上加以体现。这些都需要我们进行深入的研究。
　　◆小升初免试就近入学，这是我们的政策目标，但是和民众之间的意见怎么去协调，我觉得这是对政策制定的一种考验。我认为最核心的问题还是程序的问题。
　　对具体制度，包括招生制度、培养制度、评价制度、师资配置制度、家长参与制度等都缺乏具体的研究，也就是说，对学校的基本制度界定不足，是导致“择校”等问题存在的重要因素。
　　在择校问题上，此次调研为我们提供了很多背景信息：第一，城市化过程中，城市不断扩展，优质教育资源配置并不均匀。一个城市内部的老城区优质资源丰富一些，新发展的地区优质资源不足。这样，优质资源属地管理的政策不能适应城市扩张。城市居民从城市中心迁到外围，优质资源又没有随之外迁，所以，居民就不得不采取一些措施，或者不迁户口，或者又返回来上学。所以，我们发现，中心城区的择校率明显高于外部城区，有十五个百分点。所以说这是一个特别大的问题。
　　另外，家长需要明确的选择方案。在择校问题上，政府如果“亮红灯”，家长知道不能做什么，而实际上他们更希望了解“能怎么样”，这是一种很自然的要求。家长们表示，小升初不考试了，但是学校又是有差别的，有关部门能不能告诉我，除了就近入学外，我能够通过什么样的程序有一个可以选择的余地？我认为最核心的问题还是程序的问题。据调查，有80%的家长认可小升初考试，这是和我们的政策截然相反的。小升初免试就近入学，这是我们的政策目标，但是和民众之间的意见怎么去协调，我觉得这是对政策制定的一种考验。显然，政府应该对招生程序和标准加以管制，这比对义务教育阶段的所有择校都“亮红灯”更理性、更现实、更有建设性。
　　◆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口迁移、工作地点的变换越来越多样，越来越复杂，择校是必然的。应该对迁移的各种方式进行界定，分类，对择校进行分门别类的治理。
　　通过全国性调查我们发现，在薄弱学校和一般学校中，择校很大程度上是人口迁移和就业迁移造成的。这种择校是需要支持的，需要方便化的。治理时不能一概而论。其实民众意见大的主要是优质学校的择校问题，不是指一般性学校、薄弱学校。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口迁移、工作地点的变换越来越多样，越来越复杂，择校是必然的。应该对迁移的各种方式进行界定，分类，对择校进行分门别类的治理。
　　◆公共政策的智慧在于寻找一个次优的选择。用大家相对能够接受的标准确定“次优”的优质学校招生政策，就是一种制度上的改进。
　　负外部性、多重冲突、利益权衡等特征，决定了义务教育阶段的招生政策仅仅用“就近入学”难以管制多样化的教育需求。从政策目标上讲，如果完全的“就近入学”是政策的最优状态的话，那么，社会阶层的分化和学校永远存在的差异，就决定了优质学校机会的最优配置是非常难以实现的。因此，用大家相对能够接受的标准确定“次优”的优质学校招生政策，就是一种制度上的改进。
　　实际上，公共政策最大的智慧是妥协，既不能完全按照政策目标走，也不要完全按照家长的意见走，应找到一个妥协的方法。在80%的家长都认可小升初考试，而教育部政策目标是免试就近入学情况下怎么办？还是实现妥协。我认为，认可多元化的考试，认可某种形式的考试，并且对成绩进行界定，是一种负责任的办法。还要加强招生、培养、评价等制度的建设，改革是最核心的。
　　总之，择校治理作为公共政策，有的时候不一定寻找最优的、最终极的目标，公共政策的智慧在于寻找一个次优的选择。公共政策应为大家所接受，如果不为大家接受，可以等待时机，各种配套改革措施实行后，人们会不断调整自己的期望，那个时候择校问题就不会像现在这么复杂了。（采访整理/周雪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