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三版） 其次，在实践中，学校保持了传承百年的师范教育传统，做大做强教师教育这个专业集群，使其服务于基础教育，并积极与我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相结合，支援西部基础教育发展。同时，学校将这一人才培养模式形成体系、长效化，并与立德树人相结合，以文化德、以文育德、以文润德、以文立德，实现了转型发展中立德树人的全面落地。
　　区别与误区《中国科学报》：不管是向应用型转型的新建本科院校，还是高职高专，所开展的都是应用技术教育，那么两者是否有所不同？
　　胡连利：在我国，大学可以分为三类，分别为“双一流”大学、应用型大学和高职高专。
　　高职高专的职业教育直接面向工作岗位，培养的是技术型人才；新建本科院校可以说就是转型中的应用型大学，主要侧重于比高职高专的应用技术型人才还要高一层次的应用管理型人才培养。前者更接近技术操作层面，后者更接近应用管理和服务层面，两者存在一定的区别。
　　《中国科学报》：通常，本科院校向应用技术教育的转变会被认为是降低了层次。那么，向应用型转型真的会降低新建本科院校的层次吗？
　　胡连利：向应用型转型不仅不会降低学校的层次，相反，在某种程度上还会提高学校的层次，强化学校的社会地位。
　　因为，服务社会不能只靠空口和心愿，还要有实实在在的本领和贡献，只有这样才能实现融合、共赢，否则仍然会是“两张皮”。如果想融入社会，就得开阔眼界、增长本领、创造价值。而要创造价值，就得付出努力、知识积累、科学研究、实际行动，这对老师来说是一个提升，对学生来说是一个全面成长，对学校来说也是一个改革向前的全面推动。
　　以保定学院为例，之前学校并没有国家级平台，但我们的“一联盟三平台”（即京津冀科技创新教育联盟和北京库尔科技保定学院工程中心、河北东淼食品安全检测中心、河北省质量监督检测科学院）却带来两个国家级平台：国家花卉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保定学院实验基地、中国农科院土壤修复中心保定学院工作站。目前我们正在集全校之力服务雄安，体现出学校更大的作为。
　　而且，通过校企合作、产教融合，还可以打破学校的模块化建制，实现直接的攀升。可以说，合作的企业层次有多高，学校上升的层次就有多高。
　　改变与红利《中国科学报》：通过向应用型转型，新建本科高校及其学生会迎来哪些变化？
　　胡连利：以前，高校与社会结合很困难，学生所学与社会上的企业、行业所需常常不对口，校企合作自然不顺畅，进而导致高校日益成为封闭的象牙塔，发展空间受限，眼界、资源、人才培养等也都跟着受限。大学生“一毕业就失业”就是最好的例证。
　　而通过校企合作、产教融合，课程设计、人才培养模式的安排都对应着社会的需求。同时，高校也会安排有机的社会实践教学模块，学生在企业中也能得到很好的实践锻炼。基本上，学生在大三时就具备了在企业上岗的能力。这不仅解决了企业高级劳动力短缺的问题，也解决了学生没有机会上手、缺乏动手能力的问题。
　　同时，通过向应用型转型，高校也可以与社会形成完全的互动，企业、行业的平台作为高校人才培养平台的一个延伸，大大地拓展了办学空间，从而也破解了高校的经费困难、空间封闭、平台单一、实习困难、就业困难等诸多现实困境。
　　说到底，高校通过校企合作、产教融合的转型，形成了一个车轮效应，即高校把人才培养模式勾连在社会的企业、行业需求的大圈上，然后互相支撑，形成合力。
　　《中国科学报》：对于教师，转型又会给他们带来什么改变？
　　胡连利：对于高校教师，转型也同样有百利而无一害。以前，他们也许是拿着黑板当画布，照虎画猫不挪步，当一辈子教书匠，退休就等于结束。但现在，通过校企合作、产教融合的转型，他们在退休之前可以有很多创举，退休之后也仍然很有价值。
　　打个比方，如果说以前的老师是线段，那么现在的老师就是圆环，不仅是退而不休，而且是退而有能、退而有位、退而有价值。可以说，这样就可以解决劳动力再造的问题，使人力资本有了自己的附加值，让人口红利更加持久，更加有活力、有潜力。
　　我认为，高校向校企合作、产教融合的转型，一定能解决社会的大问题，一个是人才培养的问题，一个是高等教育发展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劳动力的持续供给问题。而且，通过转型，也必定能创造一个大学与社会同频共融的健康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