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自从1963年9月开始，我便和河南大学结下了不解之缘。在风华正茂的青年时期，我在河南大学学习了5年；在年富力强的中年时期，我在河南大学工作了5年；在逾花甲的老年时期，我在河南郑州校友会为母校服务了35年。基于上述原因，我对河大及其老师比其他校友多了一些了解。清华大学老校长梅贻琦曾说：“大学者，大师之谓也。”大师素以孜孜不倦，探求学问的实质，故而大学之高深，大学之涵阔，大学之发展，均在探究学术的精神。当我第一次看到这句话，我首先想到的就是河大的朱绍侯老师，他就是河大当之无愧的大师。大师就是在学问或艺术上有很深的造诣，为大家所尊崇的人，古人云“圣师易遇，人师难求”，“圣师”指的是传授圣学的学者，“人师”指德行、才识卓著，可做人们表率的人。在朱绍侯90华诞纪念文集中，有几十位同学几乎都从朱绍侯的言传身教中感悟到了他做人以德、谦和上下，勤谨学问，专心日进的大师之风。学生称赞他有一颗仁心，忠厚慈祥、宽于待人、严于律己；同事也称赞他与人为善，大度为怀，真诚善良，谦逊谨慎。高校两大中心任务就是教学与科研，在朱绍侯先生看来，作为老师应该左肩担起教学，右肩挑起科研，不能须臾放松。朱绍侯先生1948年考入东北大学教育系，1949年东北解放，他又转入东北师大历史系学习。为什么敢改换门庭，就像他自己所说，一是从看历史演义小说就喜欢上了历史，二是师范大学待遇优厚，不交学费，还包生活费。他本出生于辽宁新民县一个农民家庭，生活所迫，父母跑到沈阳打工，家境贫寒，生活往往捉襟见肘，能够读完中学，也是靠着父母的苦苦支撑。母亲虽然只上过两年私塾，但她懂得读书的重要性，是母亲力劝父亲，再难也要供儿子读书，不要耽误了孩子的前程。为了减轻家庭负担，朱绍侯坚持选择了这条路子，也正是他懂得了这样的学习机会来之不易，所以他从小学到大学到读研究生，学习一直比较刻苦，成绩自然也是班级里的佼佼者。家乡的解放激起了他的爱国热情，也唤起了他要以优异的成绩报效祖国的远大理想。毕业后，朱绍侯就分配到了全国为数不多的老牌大学———河南大学，即刚刚改名的河南师范学院。
　　1995年，香港中国文化馆编辑出版的《我的母亲》在海内外发行，其中朱绍侯先生写的“我的母亲杜秀春”。朱绍侯在书中回忆说，在成长的过程中，受母亲影响最大，父亲长期在外经商，母亲是个具有很多传统美德的东方女性，典型的贤妻良母，相夫教子，独自抚养一子三女的家庭。重担在肩，母亲勤俭持家，心灵手巧，会剪纸、裁缝、女红，她为人朴实厚道，在亲戚邻里中有很有人缘。母亲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一笑一颦，都给他留下了非常美好而又深刻的印象。母亲此生最大愿望是供他读到大学毕业，朱绍侯非常理解母亲这个心愿，也愿像母亲那样做人。他说我此生没有什么奢望，一生辛苦无所求，但愿桃李满中州。
　　朱绍侯在毕业前就做好了当教师的准备，对于高校历史教材，他早已熟记在心，甚至重点章节的讲稿也都写得出来，并且毕业前的教学实习也取得优异成绩，所以到了河南大学，第一次见到历史系主任黄彦起先生，他就迫不及待地提出了上课的要求。他认为，当老师要求上课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岂不知河大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教授给本科生上课，副教授给专科生上课，讲师可给外系学生上课，助教没有资格上课，只能为教授服务。黄主任认为研究生在当时虽然是我国最高学历，但一年后才能评为讲师，和朱绍侯初次见面直说他没资格上课会打击他的积极性，所以就对他说下学期的课程已经安排好了，不能再调了；等到下学期时，可以替其他老师讲几周课。朱绍侯当即爽快地答应了。
　　当时历史系的老教授孙海波搞甲骨研究，在全国名气很大。因为他的主要时间和精力都放在科研上，很少有时间备课，学生便感到他讲得很不系统，又不好意思明提。朱绍侯理解学生的心情，就在给学生上辅导课时主动进行补课，孙教授看到朱绍侯愿意上课，就主动提出要朱绍侯替他上课。朱绍侯得知学校那个不成文的规定有些犹豫，孙教授诚恳地说，我们可征求一下学生的意见，若大家没有意见，你就替我上课，我看你是可以的。学生认为朱绍侯讲得比较熟练，讲课内容组织严密，一环扣着一环，逻辑性很强；讲课语速适中，声声入耳，语言精炼，重点突出；讲课风格朴实无华，严谨求真。这些都是他的课深受学生欢迎的主要原因。后来朱绍侯紧密结合教学的主要内容，组织社会实践活动，如参与考古、参观考察，把历史课上得很有现实感。学生在社会实践中获得了很多鲜活有用的知识、技能，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20世纪70年代，河南省文物考古所在登封告成遗址进行了大规模考古调查与挖掘，发现了龙山文化晚期的城堡遗址。该城堡有东西并列两座，面积约2万平方米。为了这一重大发现，1977年11月，国家文物局在登封召开了告成遗址现场会，中央及各地专家学者在会上发表了各自的观点，并在河南文博通讯“探索夏文化”专栏登载。朱绍侯先生参与到这一重大课题的讨论，写了《谁是夏王朝的创始人》一文，也在河南文博通讯1978年第四期发表。这是一篇观点鲜明、论据充分的论文。通过组织学生到告成遗址参观考察并现场聆听发掘专家学者研讨，使学生获益匪浅，取到了良好的学习效果。朱绍侯先生自从接替孙海波教授上课，这个不到而立之年的青年才俊，就挑起了古老大学历史系本科教学的大梁，虽然谈不上是什么神话，但也是打破了河大前所未有的先例。二对于科研，朱绍侯先生就像对待教学一样，给予高度重视，特别是他担任河大历史系副主任之后，争分夺秒地搞科研，这既是源于他志存高远，努力献身学术的伟大理想，也还有以身作则带动全系老师的意图。他认为，教学与科研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不搞教学就不会发现问题，就会无的放矢；不搞科研则会使对许多问题的认识浮于表面，人云亦云。教学光凭口才远远不够，如果没有坚实的科学研究作为基础，绝不可能把课讲得深入浅出，引人入胜，也谈不上什么效果。在教学方面，朱绍侯先生继承了他的导师陈连庆的治学经验，即要在教学方面站住脚，他认为导师讲得很有道理，并坚定地做到了这一点。但对于如何搞科研，他认为导师讲得不完全符合自己的现实。陈连庆认为要搞哪个专题的研究，就把哪个专题的资料一网打尽，但在我们历史悠久、文化灿烂的国家里，要搞某一领域的研究，有关的书籍资料浩如烟海，要一网打尽是很难做到的。朱绍侯先生从实际出发，明确提出可根据个人手头本校和当地搜集的资料，够写文章的，就动手去写，即使条件不完全具备，也要做研究，掌握多少资料就写多少。通过不断地写，反复地练，持续提高自己的研究水平。他的主要经验有两条，一是要搞好科研选题，不要随大流凑热闹，要另辟蹊径，研究别人没有研究的课题；二是研究计划要做到长短结合，做学术研究，要有长期打算，又要有短期安排。朱绍侯说，我采取的是长短期相结合的方法，就是把一个长期计划给分开，按一个专题一个专题地去写，发表短期文章，多个短期文章集结起来就成了一本书。《军功爵制研究》也是这样做的，先是一篇文章一篇文章地写，这些文章都是总计划中的一部分，最后集中起来就是一本书。
　　朱绍侯先生由于搞科研指导思想明确，方法得当，学识基础扎实，再加上他对历史学科的浓烈兴趣和顽强毅力，在科研方面取得了累累硕果是自然而然的事情。除了上述提到的《军功爵制研究》等历史专著之外，他还出版了《雏飞集》、《朱绍侯文集》、《朱绍侯文（续集）》、《秦汉土地制度与阶级关系》、《汉元成二帝传》等，共计200多万字。还撰写论文近200篇，不少还获得了国家、省部颁奖，他主编的《中原文化大典·人物典》被同行视作我省大型工程中的示范之作，《中国地域文化通览·河南卷》也深受同行和广大读者的赞赏和好评。
　　朱绍侯先生从事历史研究已有61年，取得了如此高的科研成就，完全是有赖于他的刻苦钻研精神和不折不挠的顽强意志。兴趣是一个年轻人的最好向导，他凭着对历史的浓厚兴趣，转学历史专业之后，一直走到了现在。反右派、反右倾、文化大革命，连续不断的政治运动及其裹挟着“白专道路”“厚古薄今”的大帽子满天飞舞，他没有使自己处在青年时期止步不前，反而痴迷学术，甘之如饴。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大潮席卷神州，不少聪明人纷纷下海经商，“我行我素”的朱绍侯躲进小楼成一统，任尔东南西北风，我自岿然不动。他的学术论文一篇接一篇发表，著作一部接一部的出版，视名利淡如水，看事业重如山。在他看来，如何选择前途和职业是人各有志决定的，他表示相当的理解和同情。当他取得的学术成果被认可之后，记者问他有何感想，他总结说，是兴趣和毅力使我一直走向历史研究这一条路，而坐冷板凳的坚持是能够取得一定成绩的根本。他还对有志于历史研究的学生说，研究历史没有多少窍门可找，要勤奋，又要有积累，研究自然科学和文化创作可以成名于年轻时代，研究历史的人40岁以前很难有大的成就，没有坐冷板凳的功夫，再聪明的人也写不出有分量的著述。三中华文化人物颁奖大会于2012年12月12日在河北廊坊举行，主办单位是中华文化促进会、香港凤凰卫视台，他们根据原来商定的意见，从2009年开始在世界华人中每年评出十位突出贡献的杰出人物进行表彰。该年度获评的有朱绍侯、莫言、陈欣怡、郑小瑛等十人，廊坊体育馆的横幅标语赫然写着“祝贺朱绍侯等十人荣获中华文化人物称号”。朱先生是1亿多人口大省河南获此殊荣的第一人。该消息传来，河南省学界的专家学者同仁交口称赞，朱绍侯这次获奖的原因是他作为《全注本二十四史·宋书》的主编，历时18年，注释多达300多万字，主办单位盛赞他用生命书写历史，用心血传承中华文化，充分体现令人敬佩的学术精神和人类灵魂工程师的美德。《全注本二十四史·宋书》编纂工作是一项具体和长期的工作，固然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依靠朱绍侯先生深厚的学识功底和负责精神，保证了这本书的质量。更为重要的是，他不仅为河大教材建设、师资力量建设作出了很大贡献，而且对中国当代高校教材建设也作出了很大贡献。他领衔主编的《中国古代史》是中国高校教材建设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
　　《中国古代史》全书近百万字，由于该书融合了各个时期、各个时间学术资料成果，并且章节体系上紧扣国家颁布的中国古代历史大纲，在内容和分量上是一个高效教学的需要，所以《中国古代史》被称为30多年来大陆影响最大的中国古代通史著作之一。1980年经国家教育部严格检查验收定为中国高校科教教材出版发行，受到广泛欢迎。迄今出版5次，发行总量达140余万册，在大陆文教使用率达50%以上。此外，朱绍侯先生主编的《中国古代史》，作为研究生教材也获得了普遍好评。上述两部教材为国家教育部解决了当时所需，又为全科在校大学生提供了优秀教材，这是师者大爱精神的体现。可以说朱绍侯先生不仅是大学生崇拜的老师，也是全国文科半数以上学生崇拜的老师，把朱绍侯先生评为中华文化文物人物是实至名归。朱绍侯先生对政治、哲学、中文及姓氏文化、地域文化、宗教文化、伦理文化等都有研究，且有著述问世。不了解情况的人，总认为朱绍侯先生爱好不广，殊不知他业余爱好很多，他很爱打乒乓球并一直打到退休，是河大历史系、出版社职工中的冠军，跳绳踢毽子是学生中的高手，滑冰、游泳、象棋等都可以。自从参加工作以后，他忙于教学科研，主动放弃了很多运动项目，特别是象棋，他认为耗费时间太长，到河大后一次也没下过。对于京剧、评剧、越剧原来也有浓厚的欣赏兴趣，对于饮酒他有着东北人的天赋，第一次就喝了七八两，以后也没放开喝过，平时三两为限。他深信少量之酒是健康之友，过量之酒是罪魁祸首。为了保证有更多的时间用于学术研究，他的控制能力很强，让一切兴趣止步，绝不能越过雷区一步。
　　朱绍侯先生1996年退休，但他退而不休，从来没有给自己安排过节假日。阅读、思考、写作是他人生的主要组成部分，除外出参加社会活动，在家搞学术研究每天不低于六小时，正如他年轻时写给自己的座右铭：“天资愚钝凭勤奋，事倍功半终有成，聪明才智荒学业，虚度年华空一生。”什么叫勤奋？他解释说就是眼勤，多看书学习；脑勤，就是勤动脑思考；口勤；就是多询问求教；手勤，就是多写多练；腿勤，就是多走多看。他按照这些要求过了青年、中年，到老年依然是不停地阅读，不停地思考，不停地著述。近三年来，他出版了《朱绍侯文集（续集）》、《军功爵制研究增订版》，还打算再出一部《朱绍侯文集》。朱绍侯先生虽然已过九十高龄，但仍然保持着旺盛的精力和学术青春活力，大家总是好心劝他不要过于辛苦，安享晚年清福。朱绍侯先生笑着说，别把学术研究视为辛苦，对于我来说，学术研究是我生活中一件快乐的事情。养生的内容包括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两个方面，我搞学术研究就是为了促进心理养生，现实生活中有不少大知识分子、大科学家都很健康长寿，钱学森、巴金、钱钟书、杨绛等，他们为什么健康长寿，没有老年痴呆，关键是他们一直用脑，心理健康。也许朱先生对于这种现象有深入研究，但愿我们最尊重的朱绍侯老师学术界这棵南山松更加郁郁葱葱，永远都健康长寿，不断奉献出更丰硕的学术成果。
　　（张放涛，1967年毕业于河南大学政治系。原河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党组书记、副主席，河南省圣贤文化研究会、河南省先进文化研究会创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