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ASTAG$$;　　60年代初部分教师及进修生与院党委书记李镜远及副院长向克合影。中排右起王万杰、徐国仟、李镜远、向克、路子琳、李克绍，后排右起张灿玾、张珍玉、孙宏谋。

　　地球的东方，有一个五千年的文明古国———中国，历经了无数的沧桑之变，在这块土地上生活着的是以汉人为主体的多民族杂合的广大人民，他们是勤劳、勇敢的一个群体，是一个善于适应各种社会与自然的各种变化的国家，他们在漫长的生产劳动过程中，锻炼了体魄，维护了健康，增长了智力，全方位地创造了具有东方特色的综合文化。其中，具有原创性的中医药学，乃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一个分支，也是华夏文化宝库中的瑰宝之一。
　　然而自满清末期，由于统治阶级腐败无能，随着西学东渐的日益增强，特别是国人中的某些“头面人物”，借着赛先生这个大棒，几乎是不分青红皂白，是非曲直的加以挞伐，中医当然也难逃厄运。从此，从事中医工作者无不头戴双冠———“不科学”“骗子”，身负一命———“接受改造”。幸而东风解冻，中国共产党执政后，党中央和国务院制定了明确的中医政策，从医人士才获得了解放。中医教育也获得了新生。1956年，首先在北京、上海、广州、成都，成立了四所公办中医学院。当时虽然也是困难重重，但毕竟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为其他各省树立了榜样。
　　1958年，随着国家各项事业的加快发展，中医事业亦不例外，山东就是在这一时期经有关部门及中医名老刘惠民等人的酝酿筹办，亦于是年秋与全国十几个省，同时建起了中医学院。
　　初创阶段，1958年至1963年。
　　1958年8月29日，山东省人民委员会批准省卫生厅《关于山东中医学院建院方案的报告》，由刘惠民、李镜远、安发祥、贺方正、徐云、李世昌、魏万泽、于振海等组成筹委会。于9月28日，正式对外办公。设本科与专科两类。10月6日新生举行开学典礼。这就意味着山东省首次有一处公办的、现代式的中医高等教育部门。但是，当时的物质条件很差，一切俱不完备，只好暂住于济南市文化路的“山东省立中医院”内。
　　办公人员大都是临时调来的，办公室完全借用中医院公房，学生则借住于外单位，如附近之“妇联干校”及外校之公房。教师乃由中医院之临床医生，中医研究所主办之研究班的研究人员及中医进修学校之教师等临时担任。辅导员临时由一转业军人担任。
　　就这样，一个先天不足的弱质婴儿———山东中医学院就算是正式建立起来了。
　　1959年6月30日，中共山东省委任命李镜远为山东中医学院党委书记，提名刘惠民兼任山东中医学院院长，李镜远（兼）、向克任副院长。9月14日省人大通过省委提名，调来李力修任党委副书记，兼党委办公室主任。
　　1961年1月党委书记调走，调来闫子伦任党委副书记兼人事处处长。12月任命向克为党委书记后，又调来陈树声、怡然为副院长。至1959年下半年，山东中医学院算是有了一套党政领导班子和党、政办事机构。不过，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有些机构是和中医院的相关部门合署办公。
　　当时党、政机构人员，除院级领导干部外，中层领导干部和一般工作人员，大概如下：
　　党政干部：李玉成、李遵友、李更实、张锦春、萧乾模、黎卿、司萍、丁至萱、范秉欣、李兰芝、何恒志等。
　　教务干部：路子琳、徐云、刘玉芬、赵加荣、王子英等。
　　总务干部：丁发周、魏万泽、董立斋、杨淑选等。
　　学生干部：李元刚、芦绪珍、邵元泽等。
　　此时只有这30名左右干部，支撑着这个中医学院的全部工作。有些大学必备的机构如图书馆、工会等，尚不曾建立。
　　师资队伍也逐渐形成，基本可以应付教学计划的前期课程，也就是基础课和某些必要的普通课。
　　此时的师资队伍，大致情况如下：
　　从中医研究班转来的：周凤梧、徐国仟、沈梦周、周次清。
　　从北京中医学院调来的：夏航胜、史慕山、朱振江。
　　从中医进修学校教师转来的：王万杰、钟岳琦、梁铁民、郝瑞蒸、叶执中，张志远、孙宏谋、宋洛川、韩佰衡、李少川。
　　从中医进修班留校的：李克绍、王景唐、吕筱山、杨紫垣、房明甫、曲芹塘、孙重三、刘宏祥、陆永昌、张善臣。
　　从南京中医教研班学习结业来校的：张珍玉、张灿玾、刘献琳、宋华柱、刘东奎、梁伟京。
　　从上海西学中班学习毕业来校的：高耀宗、靳祖鹏，另有丁履申（外科）属中医院编制。
　　从外校毕业后调入的：谢学文（政治）、张盛心（英语）。
　　上述诸多教师只简明划分为几个教研组，各设组长一人。
　　此间第一、二届学生刚开课时，由于这些教师不是一次到齐，而是在两年的时间陆续来校。所以当时由于教师不到位，还请过中医院和中医研究所的老中医代过课。如中医院的魏继贤和研究所的刘子繁等，均曾给早期的学生上过课。正因教师的水平参差不齐，对中医理论的理解不一，对中医经典的研究程度不同，对大课堂授课的讲述能力水平不齐，所以对教学的要求，很难理想，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另一方面，在教师队伍中，年龄的差距较大，理论水平与实践经验的结合，由于医龄的长短不同，也对教学的质量有很大影响。随着课堂设置的不断扩展和学生要求的不断提高,这方面的矛盾也不断暴露。
　　在管理方面，由于从政人员，无论是领导干部，还是一般工作人员，也大都对高等院校的管理缺乏经验，特别对中医高等院校的管理，更缺乏经验。在人才培养的模式上，较多的仿效西医院校，因而导致课程的安排以及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方法，难以稳定的发展。
　　随着学生人数的增加和班级的增多，对于办学的物质和设备条件的要求，也越来越迫切，特别是学生的宿舍和课堂方面的矛盾，尤为突出。
　　自1958年招收第一届学生开始，至1961年，已招收四届学生近400余人，始终未定校址，依旧寄居在省中医院院内，占用中医院的教职工宿舍和办公用房，致使大部分教职工宿舍和办公用房多次搬动。就像是抗日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八路军，在敌后开展的根据地，到处打游击一样。这就是以向克同志为首带领的这个学院之所以被学生戏称为“向克的游击队”的原由。
　　1962年4月23日，经省卫生厅研究，拟将原山东济南卫校校址作为山东中医学院的院址。至10月经省人民委员会会议正式通过。然中医学院1962届新生尚无处安置，不能按期开学。于是省教育厅、卫生厅研究批准，1962届新生延期至9月1日开学。届时，尤未能解决，卫生厅不得不批准，无限期延期开学，学院曾在《大众日报》两次登报声明。最后，只好暂借十二马路卫校之房，才得以开学。
　　初具规模，1964年至1965年。
　　1963年3月，学院虽从附院（原山东省中医院）迁至原济南卫校校址定居，然卫校暂时还不能迁出，只能两校合住一处，合署办公。直至1966年1月，卫校方与中医学院分开，全部迁至十二马路。于是，山东中医学院才真正地独立起来。从此，党政院校领导和办事机构也逐步健全，师资队伍也逐步壮大和健全。亦可以认为，山东中医学院已初具规模，基本可以适应医疗、教学和科研的需要，为以后的发展奠定了较好的基础。
　　当时的党政机构和教学组织及人员配备，与建院初期有不少变动。大致情况如下：
　　院级领导：党委书记：向克（兼副院长）。副书记：李力修、高卓然。
　　院长：刘惠民。副院长：向克（兼）、陈树声、相子正、怡然、王会卿。
　　党政机关：郭笑峰、马世德、宋德隆、李遵友、李玉成、胡竹生、熊德禄、姜树德、王昭、李更实、萧乾模、黎卿、于美蓉、张邦水、袁永泉、范秉欣、李筱云、林竹亭、郭宗健、周传礼、王湧波、何云、刘奎臣等。
　　团委：卢庆云、芦绪珍、邵元泽、李兰芝。
　　总务部门：丁法週、高原、王洪奎、董立斋、秘发财、于学浩、王东泉、何恒志、王敦训、孟春香、王建明、杨茂棣、王秀英、刘明斋、赵连壁、刘德鑫、张富春、张希鸾、赵成续、崔尚兰、韩大海等。
　　食堂：王炳寅、贾培显、杨淑选、刘春东、马永顺、许登佐、宋成明、任光远、荆向礼、马××（记不清了，后调走）等。
　　保健科：安其纯、丁树文、张健美、景森（后调走）、史永宽等。
　　图书馆：李雨村、刘曰贤、敬盛芳、陈其迈、沈子廉、马培树等。
　　工会：陈淑兰。
　　教务部门：路子琳、徐云、陶瑞秀、刘玉芬、赵加荣、李少川、王子英、高耀宗、鲜其友等。
　　整个学院，各级全部工作人员，只有不到70人来承担。虽然人员不多，但当时与全国各省的中医学院相比，除北京、上海、广东、成都1956始建的四所老校外，我们的领导和管理水平，也不算落后。
　　师资队伍，有以下几个类别，大致如下：
　　中医教师：周凤梧、徐国仟、王万杰、宋洛川（从中医进修学院转来）夏航盛、史慕山、朱振江（后调走）、钟岳琦、梁铁民、张珍玉、周次清、张志远、陈明吾、叶执中（后调入附院）、韩伯衡、郝瑞蒸、孙宏谋、刘洪祥（后调泰安）、张灿玾、刘献琳、宋华柱（后回本县）、刘东奎、梁伟京、李克绍、王景唐、吕筱山、房明甫、杨紫垣、曲芹塘、孙重三、陆永昌、靳祖鹏、丁履申、张善臣、张兆旺（南京中医学院毕业生）、李玉珍（教辅）、朱连范（教辅）等。1958级毕业留校的张殿民、邹积隆、姜兆俊、徐洪文、蔡发田、隗继武；1959级毕业留校的程益春、刘玉檀、张志刚、于光华、张洁承、黄淑贞、郭治刚、张登部等。
　　西医教师：赵祖成、崔明修、白士庠、尉大金、谭菊林、唐宝娣、周樾、黄文玉、陈宏全、李萍、房秋寒、滕斌、田存爱、夏丽英、须鹤英、高显信、沈其申、解玉华、姜玉成、秦吉华、潘其兴、满长龄、李祝（教辅）等。
　　中医教师当时尚有中医院（后改为学院之附属医院）一批名老中医，如魏继贤、王玉符、王光符、冯明九、刘子繁、张哲臣、萧子高、李庭玉、宫鲁泉、张瑞丰、丁瑞麟、梁金洲、杜德五、杨锡嘏、孙承南、陈心耕等，对课堂教学和临床带教，都作出了很大贡献。
　　政治课教师：孙克煜、郑世朗、徐福祥、邱也民、张学品。
　　普通课教师：张毅（化学）、解执中（医古文）、张裕三、于国俊（二人为医古文，后皆分去卫校）、史兰华、邵冠勇（某校研究生，医古文）、张盛心（外语）、李子安（外语）、谷爱之（日语，日本籍）、孙华（体育）、孙永昌（体育，后调走）等。
　　从上述情况，不难看出，在中医教师中，由于各种原因，老教师逐渐减少，逐步增加了本校新毕业生留校之青年教师。西医教师，大多为西医院校毕业留校者，少数是从外单位调来者。在未来新校定址之前，大都暂放山东医学院有关教研室工作和培养，个别亦有在机关单位工作者。
　　中医教研室（此前叫教研组），也基本建起，教研室设主任一人，不过那时因人员缺乏，往往一个教研室要承担两门课，如“内经诊断教研室”，要承担《黄帝内经》与《中医诊断学》两门课的教学；“伤寒温病教研室”，要承担《伤寒论》与《温病学》的教学；“中药方剂教研室”，要承担《中药学》与《方剂学》的教学。也就是说，对每一个教研室的老师，都要求能讲两门以上的课程，还需要有带学生到临床去实习或指导见习的能力。这一点，就当时的老教师和中年教师的水平而言，大都具有这方面的水平和能力。但是也有一部分老教师，确有较高的临床多学科经验。但是在课堂讲授和理论解析方面，水平较差些，大多数只能在临床带学生实习。也有少数中青年老师，临床经验差些。讲课时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水平，显得不足。
　　其他学科也不同程度的存在类似的问题。
　　总之，中医学院自创建至此，虽然各方面的条件尚不完满，但在学院党政领导下，经全院教职员工的努力奋斗，已经从“向克的游击队”，发展到初具规模的阶段，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学院领导，大多数是从战争年代结束后转至政府部门又转向高等中医教育部门，特别是中医高等部门去进行开发和创建任务，这是一个极大的转变。他们能安心于此，要为中医事业奋斗终生，尽到一个共产党员应尽的义务，也为中医高教事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功不可没。特别是向克同志，可以说为中医事业奋斗了终生。
　　二、中医学院在该时期的职工，在我校工作的时间长短不一，有的终生在此，有的短时间在此，但是在当时那样困难的条件下，都能恪尽职守，不辞辛劳，使学校的党政工作都能有序的进行，若论功劳，决不能单独归功于哪位领导，哪个部门，应当归功于集体的力量，哪怕是一个炊事员，一个打字员，一个采购员，一个服务员，一个传达员，都应该有他们的名份。我们永远都不要忘记他们。
　　三、教务工作，全由三、四个人组成的教务处负责安排，由全部四、五十个教师来承担中西医、普通课、政治、体育等课程的教学任务。另外还有西学中班，夜大班，函授班等的教学任务，当时还有少量的外聘教学任务。上世纪60年代初，灾荒严重的年代里，我们的老师们没有一个怕苦怕累，忍受着饥寒，努力地完成自己承担的授课任务，耐心地指导学生的临床实习和见习。使中医学院的教学工作，达到了较好的水平，这不能不说是中医学院成立后教师第一代人所创造的成绩（当时少数本校留校毕业生，正在培养中，他们应是教师中的第二代人）。
　　四、灾荒时期，师生组成医疗队，分赴外县执行增产救灾防治传染病的任务，是时正处1960年8月，为响应省委指示，由部分教师和部分学生，分赴广饶、淄博等地去防治传染病。当时我省因灾情严重，在校师生也因灾荒而健康状况欠佳。但是在院党委的领导下，广大师生均能积极参加此项任务，并且胜利完成。
　　五、注意把握好培养中医合格人才这一方向性的问题。自清代末期，西学东渐之后，中国传统文化屡遭挞伐，中医当然也难逃厄运。故自辛亥革命以后，国医不仅得不到民国政府承认，而且连生存也十分困难，哪里还谈得上办学传承，就是在大城市，虽还有私办的一些中医学校，由于得不到承认，当然也难以规范。所以在新中国成立后，新生的中医高校建立之初，在建校思想、培养目标、课程设置、学制年限及中西关系、医文关系等诸多重大问题方面，均无明确规定，亦无旧制可言。只能靠在教学实践中逐步探索，幸得当时国家已有对待中医的明确政策，当时在卫生部工作的郭子化、吕炳奎等老领导的大力支持，在全国各省尚有相当一批名老中医对中医学术的坚定信念，经过数年的教学实践和全国性多次教学工作会议的研讨，直至1962年，根据北京《全国中医教学工作座谈会》的精神，确定中医专业本科的培养目标为：“培养名医和发扬祖国医学遗产，具有社会主义觉悟，经过劳动锻炼，体魄健全，系统掌握中医理论与医疗技术的高级中医师。”根据此“培养目标”的要求，我校同全国各省中医学院一样，对建校的各项工作，逐步走上了正规。
　　六、重视中医经典著作的整理与研究。中医经典著作是中医的根，是中医学术的基础，是我们的祖先留下的宝贵财富，是中国传统文化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学院建立之初，不仅对中医经典著作如《内经》《伤寒论》《金匮》等的教学特别重视，而且对中医古典文献的整理研究亦很重视。1959年大跃进时，学校领导决定发动学院、附院（省中医）、中医研究所的业务人员，共同参加对《灵枢经》一书进行整理研究，由许多人分担写成初稿，最后于1961年冬，由徐国仟、陆永昌、张灿玾负责修订编纂，完成书稿。于1962年7月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新印8000册，很快售罄，1963年9月，第二次增印5000册，足见此书在当时，社会效益还不错。
　　七、承担国家十年规划对七本中医古书的整理研究。1964年3月，国家十年规划对第36项（三）题“整理语译中医古典著作”各主要执行单位第一次会议，在南京中医学院召开，其中《针灸甲乙经》一书分配给我院承担。始由林竹亭、宋洛川二老负责，由钟岳琦、崔新斋二老编写。会议要求三个月交出样稿，至期末能完成，10月份，复调徐国仟、张灿玾二人参加，遂由四人组成一编写组，经一年多时间，至1965年终，编写工作全部完成。编写组解散，结尾工作，留张灿玾一人负责。拟于1966年上半年召开审稿会议。后因“文革”开始，遂停下（后于“文革”结束后，再度启动完成），从而说明当时我校已可承担国家有关部门分配的中医古籍整理任务。
　　八、进修教育与业余教育，当时，就仅有的这部分教师，除完成本校自身的课堂教学与临床带教任务外，还肩负着一些课外教育，主要有以下几类：
　　1.夜大教育，主要为学院与附院的业务人员所办的夜大学习班，主要是在晚间，系统学习中医各种课程与基础理论课程。
　　2.外语业余学习班，主要为校内与附院职工讲授外国语。
　　3.中医函授班，主要为本省医药有关单位业务人员，函授的方法，传授中医药知识。
　　4.西医学习中医班，受上命举办山东省首次二年制西医学习中医班，1958年举办第一期，学院149人（此期先由省中医研究所举办，1959年划转入学院继办），由李世昌任班主任。学院迁至经十路后，1964年又举办过一期，学员12人。
　　5.应聘为济宁卫校中医班代课。
　　6.举办山东省最后一届中医进修班。
　　九、受卫生部委托举办全国性整骨师资进修班（1960年，住灵岩寺，由山东中医进修学校代管），教师由梁铁民与陶瑞秀负责。学期半年，学员来自全国25省市、自治区，其中大多数学员具有不同程度的临床经验和实践经验。教学内容安排包括理论学习，经验交流，备课，试讲，教材编写等几个阶段，同时，整理编写了整骨学讲义，整骨经验汇编，整骨教学参考资料。其中整骨经验汇编经几位老教师进一步加工整理，于1963年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
　　十、其他部门无论是与教学有直接关系或间接关系的，如西医的课堂教学与实验教学，临床教学，普通课的教学，图书馆的建设，操场的建设，药圃的建设等，都在有序的进行，基本上可以满足教学的需要，至1965年时，真的可以认为已经是一所规模虽小而五脏俱全的小大学。但另一方面也必须看到，从中医学院建院呱呱坠地的那天起，就是一个先天不足，后天营养不良的弱质儿，对后来的继续发展和壮大也有着一定的影响，究其根本原因，无非是自西学东渐在中国这块大地上存在着两种不同体系的医学，究竟应该怎样对待，这在中医学院以后的历程中，自然会反应出来。
　　如果说起山东中医学院，除去初创时期的“向克的游击队”到初具规模的中医学院（1958至1965）至今，又向前走了整整五十个春秋（1966年至2015年）。在这五十年的历程中，走过了不知多少次的坎坷之路，经过了不知多少的风雨之苦，听到了不知多少人的贬黜之词，感受了不知多少人的呵护之语，直至今日，这种争吵之声，也从未停止过。尚未能为中西合一开出一个绝妙良方。其实，医学面对的是一个活生生而又互有差异的高级生物人类群体，它所涉及的问题十分复杂。就人体与病体这个问题而言，也是变化不定，甚至有些问题，至今也知之甚少或一无所知，况且这个物质世界，也永远是变化不尽的。所以不管是中医还是西医，也永远是在路上，它没有顶峰，它没有终点。所以，类似这样复杂的问题，人们很难用一些机械的数字或具体的形象作为依据去搞什么规范化或标准化。在这目前的条件下，是很难实现的。像医学这种复杂的学科，应该允许从多方面，多方法，多角度，多思维去进行探讨。不要用一家之言，一家之说，去否定或代替另一家之言，与另一家之说，多做些实际工作，少搞些无谓的争吵，或更有益于学术的发展。
　　老朽今年已八十七岁，从事中医事业已七十春秋，在这七十年的风雨沧桑岁月中，中医事业所经历的一切，我都感受过，这其中的甘苦辛酸我都饱尝过。但愿我们五千年的华夏文化所哺育起来的宝库，按自身规律发展起来的具有自身特色和体系的中医药学。能够长期的继承和发扬下去，为人民的健康服务。我不懂西医，也不反对西医，我是中医，愿衷心为中医学术和事业的发展鞠躬尽瘁。以上所言，由于历时较久，个人水平有限，错误或缺漏之处，在所难免，望知者指正。知我罪我，言止此耳。（此稿曾经电话访问邵元泽、董立斋等老同志回忆共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