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第4版）
N CI有别于大学的另一鲜明特色在于其为政府机构。政府机构即便在美国，也不免在有些事务上手续过于繁琐，特别是2013年秋季我曾亲身经历美国联邦政府因预算纠缠不定而被迫关门一个多月的窘境，也算是出国期间的一大趣事。当时虽不能工作，薪水仍照发不误，也算是薅了一把资本主义的羊毛。身处政府机构，N CI的资深研究员已经是终身制的政府雇员，与普通大学教授相比，福利也更加可观，因此更多了几分淡定和优雅，更多绅士和淑女的做派。我时常被他们教导要“pl a y ha r d”。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马里兰州是美国地理位置最优越、最为富庶的州之一，也是美国的高科技之乡，是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 I H）和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等的所在地。作为北美早期13个殖民地之一，州内历史人文景观遍布，而大华盛顿地区四通八达的交通网也使得我们经常有机会参观美国首都的博物馆和众多人文景观，眼界也更为开阔。
幸福一家人
2013年中，我已有累计超过三十篇的SCI论文。按照美国生物医学界对进入教授系列 的基本要求，我认为自己可以更进一步了。最初开始准备时，还一度有些患得患失。据有关报道，美国本土生物医学领域博士毕业生从毕业到取得正式教职一般需要四年以上。由于近年来美国经济不景气，f a cul t y位置大量紧缩，找到正式教职成了很多人遥不可及的梦想。此前多 次听人说过，美国学术圈一个不成文的潜规则是，西方教育体系之外的 所谓“土鳖”博士，在美国一般不能做到正式教职，这里面有语言和社交网络欠佳的劣势，还透露出美国对西方之外教育体系的偏见。然而，我还是笃定地暗下决心，期待能够充分证明下自己。在2013年底，在赴美还不足三年半的时候，我成功拿到了美国常青藤大学布朗大学的正式教职，走向教授序列，于2014年4月起担任布朗大学医学院和公共卫生学院双聘助理教授、博士生导师。而与我先后出国的几位优秀同仁，也陆续在爱荷华大学等地拿到正式教职。由此可见，事在人为，我国本土的博士培养水平正在齐头猛进，逐步被西方教育体系所认可，这是中国研究生教育的一大成绩。
　　布 朗 大 学 所 在 的 罗 德 岛 州Pr ovi dence同属大波士顿地区。在我再度举家搬迁，回到美国东北部之际，全然不似2010年8月初来波士顿时的不安与惶恐，内心已然满是
从容。一般认为，哈佛、耶鲁和普林斯顿是美国常青藤大学的第一梯队，而包括布朗大学在内的其他五所大学则属藤校的第二梯队，均是莘莘学子心目中的名校，每年入学竞争异常激烈。从事正式教职后，我开始接手很多以往未曾承担过的工作，作为PI自主承担课题和培养学生等等。为医学院学生讲授课程，让我真正体验了教学相长的乐趣。有一门针对医学院一年级的流行病学专业课程结束后，班上的两名学生(Ka t her i ne Fi t ch和Ana bel l e Guo)因此对我的课题产生极大兴趣，我最终成为他们的科研带教老师。我开始培养研究生和带教本科生，已经毕业的研究生学生去向包括 加 拿 大 多 伦 多 大 学 医 学 院 工 作（Aa r on Dr ucker）、达特茅斯学院（常青藤大学，H a o Geng）继续攻读博士等。我还接收了中国政府公派海外联合培养的学生，其中山东大学的李素云博士来到布朗大学后，在我的指导下先后在美国流行病学杂志等SCI期刊发表5篇论文，影响因子超过30分，目前她已在青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任教。
　　来到布朗大学后，我们的生活日趋稳定。美国大学教授虽不属高薪职业，但是也算稳定中产，社会认可度较高。按照惯常的逻辑，可以真正安心在美国工作和生活了。然而，内心那个从未平息过的声音此刻一直在呼唤，在追问：我的根在哪里？我该为谁效力？记得刚去哈佛不足一年时，与几位华人教授交流，我就曾经感慨追问，我们在美国做课题发文章，究竟在为谁做贡献？说大了，科学是没有国界的，我们的研究服务于全人类；然而落实到具体的专业，自从选择进入流行病学学科的第一天起，我就已经被“流行病学关注重大公共卫生问题”的理念彻底洗脑，我真心希望关注中国人自己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在海外华人圈里，归与不归是个永恒的话题。之所以成为话题，正是因为“愈出国，愈爱国”。中华文化讲究“忠”和“孝”，忠于国家，孝敬父母长辈，这是海外华人一致守护的传统，只有回国我们才能忠孝两全。“不归”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抛开物质差距的逐渐缩小，中美两国在人才工作环境和管理体系上还有巨大的差距，美国大学和科研机构内部平等友好的氛围令青年人普遍感觉更受尊重。很多人虽然在国外已经做出了相当出色的成绩，仍然担心回国后面临新一拨的文化冲击，在按资排辈的老体制下难以翻身，从而对归国望而却步。
令人欣喜的是，我国政府近年来陆续推出了一系列人才计划，令学者们更有奋斗的动力，尤其是年轻人有了迅速提升自己的机会。面向海外华人学生学者的中组部千人计划备受追捧，其中的青年项目竞争更是异常激烈。2015年6月，我开始着手申请中组部千人计划青年项目，当时自己的想法是，如若申请成功，表明国家赋予我奉献于中国卫生事业的机会，就一定回国发展。彼时我的文章积累
已经不少，也有藤校正式教职加持，但流行病学学科本质上与纯基础医学学科差别较大，尤其在国内基金项目普遍重视自然科学类的大背景下，流行病学专业学者进行申请并不容易。2015年11月，我非常兴奋地收到了邮件通知，正式通过函评，进入答辩。答辩后很快北大就给了消息，圆满通过，最终我获评为千人计划青年项目中的优先支 持类，归国后将获得300万人民币的科研经费（另两类分别为200万和100万经费）。青年千人计划的申请过程虽然还是比国外的项目申请要繁琐，但与国内其它项目申请相比，极大的精炼了部分环节，而且中间还有个补充材料的机会，答辩也选在了美国人普遍休假的感恩节假期，令申请人的时间更好协调。后来听人说国内的很多评比都需要打招呼云云，但在青年千人计划的申请乃至答辩过程中，我从来没有任何这方面的活动，答辩时的委员也无一 认识，最终仍有幸获评优先支持类，令我感到欣慰。我认为这一人才计划是公平公正的，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对海外人才工作的重视和支持。
　　在获评青年千人计划的前后几个月，我在美国先后中了三个基金项目，在好山好水的美国生活似乎也更加舒适，儿子明显更喜欢国外幼儿园宽松的氛围。如果单纯考虑小日子，2015年底青年千人答辩前后亲眼目睹的北京及周边遮天蔽日的空气污染无疑是极大的负向 因素，但凡事都要考虑长远。近年来，除经济建设外，国内普遍人文环境以及管理层的服务意识也大为改观。从各方面考虑，中国正处于历史上最为蓬勃发展的时代，一切都在向好。最关键的是，中国是我 的根。我的祖国虽还有种种不足，但此心安处，便是吾乡，祖国便是那唯一让我找到归属感、令我心安的地方。
儿 子 从Br i ght H or i zons at R I Hpr e-ki nder ga r t en班毕业时与 两位主管老师M i s s .Br ook和M i s s .Ci ndy合影
2017年7月份，我回到了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工作。经由千人计划绿色通道，全家人的户口等手续在几天内顺利办好，夫人在院长季加孚和党委书记朱军等领导的亲切关怀下进入体制内工作，儿子也经由北大医学部人事处戴清处长的帮助顺
利拿到北大附小的录取通知书，小朋友见识过国内一些严苛的教学环境，所以很喜欢北大附小宽松开放的教学风格，这为我解除了后顾之忧。北大肿瘤医院党委副书记、人力资源处隗铁夫主动按照北京大学的文件精神为我申请调整了待遇。潘凯枫副院长等流行病学室所有职工和学生都非常支持我的工作，先是潘老师主动把博士和硕士研究生各一人让我来指导，紧接着年底我的博士生导师资格也得以认定，在沈琳副院长的关心下顺利拿到机动名额，招收了两个博士和一个硕士，工作逐渐有序展开。詹启敏校长、郭军副院长、邓大君教授、寿成超教授、张志谦教授等等资深专家都在不同场合对我未来的工作提出建议。在院长季加孚和党委书记朱军支持下，我通过差额竞选，于2018年1月成功当选中国抗癌协会青年理事会副理事长，并在2018年6月入选北京市“海聚工程”全职工作类，获得“北京市特聘专家”荣誉称号。
、儿子北大附小班级合影，沐浴在新时代阳光下的儿童，生活格外开心快乐，童真童趣全都写在脸上。左三为儿子。
当前我国正处于不断推进科技创新建设，从而最终在全球范围内成为原始创新引领者、实现中国梦的关键时期。坦白讲，《厉害了，我的国》描绘的所谓“现代四大发明”固然精彩，但我们要清醒的认识到中国与西方国家实力间的差距。我国虽具有技术传统，但长期缺乏科学武装，现有技术多数处于产业链低端和中低端，核心瓶颈技术并不在自己的掌握中，近期中兴事件的教训就是惨痛而深刻的。正如习近平总书记于2018年5月在北京大学考察时强调的，“重大科技创新成果是国之重器，国之利器，必须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必须依靠自力更生，自主创新”。生物医药健康领域是加强全国科技创新建设的重点基础前沿领域。我所从事的肿瘤流行病学和分子流行病学从人群角度出发，是最接近精准医学时代要求的专业领域。整合人群环境、宿主和遗传因素的“暴露组学”研究将迈出肿瘤精准预防和控制的关键步伐，为强化肿瘤医学领域原始创新能力，服务健康中国战略做出贡献。作为青年医学科技工作者，时代交予的责任重大，是巨大挑战，但更是无限机遇。时不我待，机遇总是青睐有准备的头脑。
中国抗癌协会青年理事会成立大会，樊代明院士兼任理事长，九人当选副理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