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学诚教授
吴平教授
方铭教授
张维佳教授
刘贵龙教授
前言：近年来，随着学科的长足发展，我校的科研工作取得了骄人的成绩。2009年在教育部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评比中，我校连中“三元”：华学诚教授的《扬雄方言校释汇证》获一等奖、吴平教授的《句式语义的形式分析与计算》和方铭教授的《中国古代歌诗研究——从<诗经>到元曲的艺术生产史》（合作）分别获得三等奖。这是我校首次荣登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领奖台，对提升我校科研发展水平和学术影响力意义重大，真可谓“我园秋果枝累累，缥青绀黄使相持”。本报采访了人文学院院长华学诚教授、外国语学院吴平教授、人文学院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方铭教授、信息科学学院院长刘贵龙教授和科研处处长张维佳教授，剪辑成几个片段，这其中不仅沉淀着几位学人数十年的学术追求，同时也见证了我校近年来科研工作的发展历程。
华学诚教授：潜斋一灯万卷书
他是劬学勤勉的“行者”，他是潜斋伏案的学者，他也是为学唯诚的师者，他就是获得2009年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一等奖、《扬雄方言校释汇证》的作者华学诚教授。
华学诚教授《扬雄方言校释汇证》这一成果的最初准备工作，开始于1986年，当时的他正在四川师范大学攻读硕士学位，师从蜀中鸿儒刘君惠先生。正是在刘君惠先生的指引下，他选择了扬雄《方言》作为研究课题，并已经为之付出了二十多年的努力。
作为世界上最早的一部方言比较词汇集，《方言》被认为是“悬诸日月不刊”的奇书，历来备受推崇，但也素称难读。从晋代郭璞为《方言》作注以后，历代学者并没有像对待《尔雅》、《说文》那样对它进行持续不断的研究，因此积累的研究成果相对较为单薄。对年轻的他来说，这是一个全新的研究课题，大到版本流传，前人研究的评价，今天研究的路径，小到如何收集材料、整理资料，都必须从最基础的工作做起。为此，他从1986年开始广泛收集资料，举凡前人的研究成果，以及淹贯在古注、辞书中的相关资料，自己的读书心得和各种思考，包括存疑，全部工整地书写在卡片上，在最后进行整体综合研究时又逐一参校、核实、甄别，这样的资料卡片仅在读硕士期间就做了一百多万字，装满了两大纸箱。
华学诚教授说，外部世界很精彩，诱惑也很多，要学会排除这些诱惑才能真正潜心学术。就是怀着这种执著与坚定，华学诚教授在学术的道路上坚韧地前行，饱尝了研究的艰辛，也享受到了收获成就的快乐。
2006年秋，《扬雄方言校释汇证》由中华书局出版；2007年底，该著作被评为“北京大学第十二届王力语言学奖”一等奖。今年《扬雄方言校释汇证》又被评为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一等奖。屈指算来，距离1986年开始研究扬雄《方言》，时光已经逝去二十多年，英姿焕发的青年才俊，如今已经成为双鬓斑白的中年学者。
在《扬雄方言校释汇证》一书中，华学诚教授总是首先忠实地描述既有的成果，然后才用“按”字领起自己的意见，但凡遇到因资料不足或者因研究水平限制而无法解决的问题,总是老老实实地说明未详，绝不强作解人、妄逞臆说。华学诚教授的学生、复旦大学教师路广博士曾这样评价老师：“他对学问的诚实、严谨最是可贵，最常教导我们的一句话是‘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千万不要‘游谈无根’。”他的学生们表示，华教授不仅教给他们知识，更教会他们为学的准则。
如今的华学诚教授担任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院长，任务多、责任重，加上作为学科带头人、博士研究生导师，他的工作有时非常繁杂而又琐碎，怎样在科研和管理上合理分配自己的时间与精力，成了华学诚教授每天需要面对的问题。“既要做好一个尽职的教师，包括认真上好每堂课、负责任地指导研究生，同时还要把院长当好……”华学诚教授的话让我们感受到了学者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为了在不影响管理工作和教学工作的情况下把学问做好，只要一有时间，特别是晚上和节假日，他就躲进办公室，用难得的整块时间来静心完成自己承担的课题，为自己创造“潜斋灯一盏，案头万卷书”的研究状态。
对于自己取得的成绩，华学诚教授并不愿意多谈，而更多表示的是谦逊和感谢。他把自己的成绩归功于一直在学术道路上提携自己的老师们，他认为能够获得这些荣誉还因为一直得到了各级部门的支持，包括学校所创造的优越条件。
作为院长，他认为高度重视科研是学院工作的题中应有之义，他指出：“人文学院本着重视科研、鼓励科研的学院管理理念，千方百计地保证教师的科研工作时间，充分尊重教师的科研意志和科研个性，所以只提出学科及其发展目标，不制定科研项目指南之类的框框。”
就是在这种重视科研、尊重科研的环境氛围下，华学诚教授在学术的道路上继续着他的步伐，并继续用他的执著和坚韧让我们相信，北京语言大学这所学术前景无限光明的学校，一定会朝着学科建设特色化、研究方向多元化、科研成果国际化的高水平大学这一目标坚实前进。
吴平教授：行走在理论的沃土上吴平是我校外国语学院的教授，他所著的《句式语义的形式分析与计算》一书荣获2009年高校科研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三等奖。对于今天自己取得的成绩，他表现的特别谦虚，把荣誉的取得归功于学校以及他的博士导师方立教授的帮助与支持。
事实上，《句式语义的形式分析与计算》一书早已获得我校首届青年学者文库资助出版，用吴平教授自己的话讲，他今天的成绩是与学校对科研的重视是分不开的。学校为了鼓励青年老师参与科研工作的积极性，为他们创造良好的科研氛围，专门设立了青年学者文库出版基金，帮助教师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及时出版，让学术成果尽快地与读者见面，从而更好地促进学术交流。
对于此次获奖的《句式语义的形式分析与计算》一书，吴平教授谈的最多的就是他的博士导师方立教授。因为这本书的写作基础就是吴教授的博士论文（原名为《汉语部分句式的形式语义分析》），其中部分章节做了较大的改动。十多年前，吴教授本科毕业后留在了北语，旁听了方教授的句法学课程，感到既新奇又有趣。方教授也很关心他，给予他不少指导，当时的吴教授学习越深入就越觉得十分感兴趣，便决定把语言学研究作为自己今后在学术上努力的方向。从那时起，在语言学的学习与研究上一路走来，吴平教授得到了方教授无微不至的关怀。心怀对方教授多年来的教诲和关心的感激之情，吴教授一直有个愿望，那就是成为先生真正的弟子，这个愿望终于在吴教授博士研究生的学习阶段得以实现。方教授治学严谨，对门下学生的要求非常高，尤其重视学生独立研究的科研能力，并且长于因材施教，根据学生原有的基础培养学生。正所谓“严师出高徒”，吴平教授在导师严格的指导下，脚踏实地地行走在语句的沃土上，虽然道路崎岖坎坷，但是在兴趣与导师的指引下，他还是满怀激情地一路走来。
对于学术研究这条外人看来枯燥的道路，真正做出成就的，莫不是对其有着深厚的感情。往往是越钻研对学科了解的就越多，疑问也会随之越来越多，与此同时，兴趣渐浓，成绩也就越来越好，这种满足感又会进一步激发新一轮的探索与研究。吴教授自己就是这方面的典范———越研究就越感兴趣，然后便被其深深吸引。吴教授坦言，《句式语义的形式分析与计算》这本书成稿，他花了不少时间与心思。
一个能在某个领域里有所建树的人，无不同时具备潜力、机会与兴趣。吴教授就是这样一个此三方面兼备的学者———学校的培养、老师的悉心指导、自己浓厚的兴趣、在学术研究上求真务实的态度以及对自己的高要求等因素融汇在一起，使吴平教授能为语言学学科这一宏伟建筑添砖加瓦，做出了自己的一份独特贡献。
方铭教授：观澜索源求真知
2009年教育部揭晓的高校科研优秀成果奖 （人文社会科学）中，方铭教授参与撰写的《中国古代歌诗研究———从〈诗经>到元曲的艺术产生史》喜获三等奖。谈起自己获奖的这本书时，方铭教授说：“这是集体的成果，我只是参与其中很小的一部分罢了。”
《中国古代歌诗研究———从〈诗经>到元曲的艺术产生史》是国家社科项目“古代歌诗与时代文明———从诗三百到元曲的艺术生产史研究”的研究成果，由首都师范大学赵敏俐教授主持。2005年，该书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篇幅70余万字。2006年，该书荣获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方铭教授主要负责撰写书中“礼崩乐坏下的战国歌诗艺术”一章，用详细的资料从新颖的角度对战国时代的歌诗艺术进行了充分的探讨。
方铭教授自1994年来北京语言大学任教，先后从事对外汉语和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工作，并对北京语言大学的学科建设，尤其是专门史、中国古代文学、中国古典文献学等专业的硕士点和博士点的建设做出了贡献。方铭教授作为最早到北京语言大学工作的博士之一，承担了繁重的教学工作。他不但要承担中国学生的教学工作，也要负责培养外国留学生。本科、硕士、博士的课程他都必须亲自教授，每周课时都在10节以上，但方铭教授却毫无怨言，他只是淡淡地说，“教书是我的职业。”
在教书之余，方铭教授也未曾放缓攀登学术高峰的脚步。多年来，他致力于先秦两汉文学和出土文献的研究，发表论文百余篇，多篇论文被《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等报刊杂志转载。此外，他还出版了多部学术论著，如《战国文学史》、《战国文学史论》、《期待与坠落：秦汉文人心态史》、《经典与传统：先秦两汉诗赋考论》等。其中，《战国文学史》出版后，受到学术界的积极肯定，被认为是国内第一部有关战国文学史研究的专门著作，是第一次把战国文学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系统研究的著作。
在被问及对学术科研的看法时，方铭教授说：“研究学术问题，要研究重要的学术问题，而经学和诸子、先秦两汉文学影响中国社会几千年，只有对这些问题有所了解，才能对中国文化建设有一点发言权。学术研究是一个很辛苦的工作，国内的研究环境条件有限，在这样的情况下做研究，一定要有学术责任心，强调一个学者的学术责任。套用句过去的话，就是‘要有文人的气节’。北宋大儒张载有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表现了儒者的襟怀。作为一个学者，我们要承担起‘为往圣继绝学’的责任。”也许，正是凭着这份责任心的支持，方铭教授才多年如一日地沉浸在先秦两汉浩瀚的文学世界中吧。
言传身教，薪火相传。“坚定不移、潜心问道”的学统也成为方门弟子从老师身上得到的最好礼物。刚刚参加工作的王孝强就向记者表露了对恩师的感激与崇敬：“方师有君子之风，他渊博的学识、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坦荡、正直的做人风范，深深地影响着我的求学之路，影响着我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在做学问上，我永远记得方师说过的一句话———‘一个人一生如果能够读透一部书，就很了不起’，我坚信这是读书治学的门径，它不只启发了我们做学问的方法，还告诉我们为学应该具备坚韧的毅力，这是一种学术品格。方师心胸豁达、待人谦和，对弟子更是关怀备至，他从来没有训斥过我们，也没有命令过我们做什么，有的只是促膝长谈，谈学习、谈生活，一切都很自然，而我们也自然而然地懂得了做学问，懂得了做人。”
如今，方铭教授还承担了 《楚辞珍稀文献影印丛书》和《〈楚辞>今注》的整理工作。春华秋实，拥有众多学术成果的他依然在研究先秦两汉文学的道路上不懈前行，他像一位辛勤的园丁，执著地灌溉着先秦两汉文学研究这块沃土，并期待着真理之花的绽放……
刘贵龙教授：团队合作获得“双赢”
近年来，结合我校学科特点，信息科学的研究与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相结合，取得了可喜的成绩，自2000年以来，共获得教育部科学技术司项目11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9项，今年是我校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最多的一年。刘贵龙教授的《粗集的线性结构及其在粒计算中的拓展研究》、荀恩东教授的《基于生成树库分析与生成一体化机器翻译模型研究》和张习文教授的《混排数字墨水文档智能处理方法研究》荣获2009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信息科学学院院长、今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获得者之一刘贵龙教授介绍说，今年信科院之所以能够成功获得这些项目，是整个团队长期共同努力的结果。信科院努力营造良好的科研环境，因为良好的科研环境有利于教师的成长和发展，也可以促进科研的可持续发展。学院秉承“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传统，积极倡导科学精神，建设和谐的科研工作环境，为使教师能有更多的时间用在科研上，学院下大力气，尽可能保证他们的科研时间。学院坚持走可持续的科研道路，科学研究与学科建设相互结合，科学研究是学科建设的前提与坚强动力，科学研究有利于促进学科的产生和发展，两者的有机结合使得科学研究与学科建设获得了“双赢”。学院内部还形成了不同的讨论小组，各小组每周不定期举行讨论会，以轻松自由的讨论方式增强科研人员之间的交流和合作。同时，学院着力提高新教师的科研能力，针对新教师科研工作起步时期比较困难的特点，学校下拨的科研经费主要用于青年教师的科研活动，并积极为青年教师提供参与项目的平台。学院还强调教学与科研的结合，科学研究的进步与成果应该首先在教学内容中得以体现。通过活跃的科研活动促使课程体系进一步完善，课程内容不断更新。
刘贵龙教授表示，教师科研成果的取得与学校相关政策的支持密不可分，近年来，学校不断加大对科研的投入，建立、健全和完善科研奖励机制，提高了科研人员的科研积极性。在谈到具体科研工作的体会时，刘教授感慨地说：“在做科研的过程中，我们不可避免地会遇到各种困难和挫折，而不断克服困难，探索未知世界本身就是一个充满乐趣的过程。”
张维佳教授：科研上台阶需要经营
近年来，我校学术研究之所以能取得如此辉煌的成绩，其中有学校领导的指导和支持，有全校广大教师的齐心努力，有专家学者的不断探索，也有学校科研创新型管理制度的保障。我校科研处处长张维佳反复说到：“学校科研工作要上台阶，需要科学的经营”。
“我校科研经营之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张维佳教授如数家珍地介绍到：
学校领导的指导和支持使我校学术研究及其管理工作有了正确的方向。2005年以来，随着汉语国际推广和文化大繁荣大发展两大国家战略的实施，我校科研工作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和挑战。面对形势变化，学校领导层审时度势，及时对全校科研发展工作做了战略部署，在北京语言大学“十一五”规划纲要的基础上，将汉语国际教育研究、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和跨文化研究等领域作为我校现阶段及未来一个时期科研工作的重点，提出了为汉语国际推广和中华文化国际传播“出成果、出理论、出人才、出教材、出对策”等“五出”战略。校领导不仅宏观指导我校科研工作，而且还身先士卒，参与学术研究工作。党委书记王路江亲自挂帅，为拓展学校学术资源、搭建科研创新平台多次与有关部门联系沟通，最终促成了我校和澳门理工学院、教育部语言应用研究所共建的澳门语言文化研究中心，并担任中心管理委员会主席和轮值主任。崔希亮校长非常重视北京市共建项目的建设，亲自参与项目的策划和研究工作，几年来，围绕国家汉语国际推广、首都汉语国际教育和人文北京的文化建设，我校获得了数个北京市共建的重大项目。王路江书记、崔希亮校长、韩经太副校长还作为共建项目首席专家，整合全校学术力量，展开对首都汉语国际教育学科体系、海外孔子学院教学模式、汉语国际教育人才培养模式、首善之区文化建设与留学生博雅教育、高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华道德文化的现代阐释与践行等领域的研究。韩经太副校长非常重视我校研究基地的建设，尤其对搭建我校纵向研究平台倾注了精力，亲自与学校科研管理部门一起策划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经近四年的努力，2008年底首都国际文化研究基地在我校落地，使我校中华文化传播和跨文化研究有了一个很好的研究平台。
全校教师对科研工作的极大热情是我校学术研究及其管理工作的最大动力。近几年来，我校广大教科研人员对各级各类课题项目给予极大热情，立项率也大大提高。以2009年为例，我校共获得了三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三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一项全国教育科学 “十一五”规划2009年度重点课题、一项教育部科学技术研究重点项目、一项国家语委科研项目、三项北京市科学研究与科研基地建设项目、三项北京市规划项目、一项北京市教育科学规划项目、一项高校古委会规划项目等。今年是我校历史上各级各类纵向课题立项最多的一年。全校教师在国内外发表学术论文487篇，学术专著、译著30部，其中产生了一些重大成果，如“北京语言大学汉语言文字学系列丛书”（崔希亮主编）、《汉语方言地图集》（曹志耘主编）、《列国汉学史》（阎纯德主编）、“对外汉语研究中心重大课题丛书”（崔希亮、赵金铭、宋柔、张博等主编）、《周亮工全集》（朱天曙主编）等。
学术平台建设是我校学术研究和课题项目顺利进行的基础。近两年来，有三个重要研究基地在我校落地。学校成立了澳门语言文化研究中心，此中心针对澳门多语多文的复杂情况由澳门理工学院与北京语言大学及国家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共同设立，旨在通过研究中心这个平台，充分利用澳门丰富的语言文化资源，开展有关澳门语言发展、现状等研究，从而提升澳门语言文化的水平。我校还与国家汉办合作共建汉语国际教育教材教学研究基地，为实施国家汉语国际推广战略、推动海外孔子学院建设工作服务。此外，为了充分发挥北京地区社科研究机构众多、人才集中的资源优势，更好地为我国和首都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需要，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首都国际文化研究基地在我校成立，这个基地将利用我校长期从事留学生汉语和中华文化教育的丰富经验，发挥在跨文化教育与研究中的独到优势，研究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服务于北京首善之区的文化繁荣与发展。目前，我校共有8个实体研究平台（其中国家级一个，省部级两个），20个非实体研究平台。
在我校科研管理的经营中，学校高度重视制度对推动学校科研的作用，出台了一系列有利于学术研究的政策。根据学科建设的发展和国家语言文化的重大需求，学校及时修订了科研管理的相关文件，推出了两个出版基金和青年自主项目支持计划，为广大学人创造一个宽松的学术环境。张维佳教授介绍说，学校还非常重视发挥学人在学术界已有的影响和声望，通过学人广泛参与国内外的学术对话，将学人推向学术共同体，使其参与整体性学术发展与建设的审议与评估，努力列席重大项目的评审。通过这一特殊途径，既可以使我校获得更多科研资源，又可以扩大我校科研成果的影响力量。
在谈到今后学校科研管理工作的经营方面时，张维佳教授表示：我校科研工作要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紧紧围绕科研的重心工作，结合国家科研发展战略、学科建设目标、学校发展实际等展开项目研究和管理工作；具体说来，要更新学术观念、拓展研究视野，突出原创性、创新性，并注重问题导向研究和前沿性研究。基础研究必须要有学科层面上的高水平和国际对话能力，应用性研究要有问题性，解决教学层面上出现的问题，同时我们应放眼民生，关注国家和地区文化层面上出现的问题。科研同仁应该将问题导向放到更为重要的视野。在管理上，科研管理制度和运行机制应从稍显无序的一级管理过渡至二级管理，加强各单位对科研水平把握。学校应建立科学的科研量化考核指标，对学院、负责人，研究人员都实行量化考核，同时建立经费预算和决算制度，建立国家、省部、学校重点研究基地———“三级科研研究平台”的运行机制。在科研梯队方面，我们要积极培养以学科为导向的老中青相结合的研究队伍，尤其是年轻教师，实施北语青年自主科研支持计划，支持青年文库。同时我们要充分调动各学院管理部门内部各力量，大力宣传我校科研项目、成果以及核心竞争力，加强同外校各科研单位的交流切磋，优化资源，与国际学术科研接轨。
结语：目前，我校教科研工作紧紧围绕“以人为本，和谐育人”的办学理念，积极走“以科研促教学，教学科研相长”的道路，充分发挥教科研的先导功能，以课题研究为载体，学科课堂教学为基地，努力提高教科研质量，促进我校教科研工作水平向更高层次发展。但是我们也应看到当前的科研工作中仍存在问题：制度体制尚待完善，问题导向意识不强，学科意识薄弱。因此，全校科研同仁要努力培养科研研究意识，注重团队合作精神，齐心协力，推动我校科研水平再上新台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