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正值“五四”爱国运动爆发的前夜，梅汝和降生于江苏江阴县城内。他的前半生历经战火纷飞的年代，他的后半生则经历了国内社会经济格局的动荡与变革，但无论面临何种外部的动乱与压力，他内心真挚的爱国信仰以及对于学问的坚持都不曾动摇。
　　从战争年代的爱国青年到新中国成立后的首批“海归”，从政府部门到高等院校，他毕生致力于学术研究和国家经济建设，积极引进西方现代市场学，成为中国市场营销学的奠基人之一。而他无私奉献、不争名利、正直谦和的为人以“不言之教”影响了一批又一批的学生。
　　他不仅受到国内众师生深深的爱戴与敬重，还在上世纪90年代被美国传记协会列入“世界500位有重大影响的杰出人物”。值此梅先生诞辰一百周年之际，让我们再次走近这位平凡普通而又受人尊崇的学者、师者和长者。求学时的家国情怀1937年，抗日救亡的热潮席卷中国大地，当时尚在上海中学高中商科就读的梅汝和在日记中写道：“我们负有复兴民族之神圣使命———抗战胜利了我们的责任是建设，失败了是复国。”在这本早已泛黄的日记本中，满载着战时的记录、抗日救国的报刊时评和他以满腔爱国热情书写而成的文字。
　　同年，他和几位向往和追求光明的热血青年学生以学习英语为掩护，自己筹集经费，筹办了一份中英文对照的进步刊物《译丛周刊》。刊物出版的80期内译载了《毛泽东论战略》，陆续翻译刊登美国记者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又称《西行漫记》）等进步思想的作品。解放后这段史实被载入全国学生运动史。
　　1942年，梅汝和从上海交通大学财务管理系毕业，先是在银行从事会计工作，随后进入上海圣约翰大学工商管理研究班进修。1947年底，当他了解到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沃顿商学院教学水准在世界堪称一流，便远渡重洋，赴美深造。留美期间，他与一些学生发起了以基督教为掩护的进步组织，并成为学生会的积极分子。1949年春，为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梅汝和怀着建设新中国的热情，从大洋彼岸的旧金山登船，返回祖国。忘我投身国家建设一如19岁的梅汝和在日记中所言：“抗战胜利了，我们的责任是建设”。
　　战后的上海，百废待兴，亟需各类专业人才去参与接收和管理。此时在新中国法商学院任教的梅汝和，由经济学家许涤新推荐，到上海市军管会公用事业处任会计室主任，参与接管旧上海留下的电力、邮电、煤气、自来水、交通等部门的财务工作。这些要害部门关系到国计民生，是整个城市的命脉，原先均由英、美、法商管理控制。要接管这些部门，就得同这些外国商人打交道，接管人员既要能操外语，又要懂得商务。从美国留学归来的梅汝和，恰恰具备了这些条件。
　　在上海刚解放的那段日子里，梅汝和就像开足了发条的钟，没日没夜地忙碌着，紧张的工作常常使他顾不上吃饭，顾不上休息。他先后担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公用局财务处处长、上海市市政建设委员会企业管理处处长。1950年至1952年间，他还兼任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副教授，为公用事业部门那些刚从外国人手里接收下来的企业培养和输送管理人才。作为当时高级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梅汝和于1954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55年至1967年底，梅汝和历任第三商业局财务处处长、第二商业局财务处长和上海市第一商业局财务处长。这段工作经历使得他对上海的经济和企业的状况有了全面而深入的了解。
　　1973年，上海外贸局成立721大学，后改名为上海对外贸易职工大学，梅汝和受命于动乱之中，被调任这所学校担任校长兼党支部书记。在任的三年间，他呕心沥血，与全校教职员工一起为恢复教育秩序、培养外贸人才作出了不懈努力。1979年，梅汝和被调往复校后的上海财经学院担任贸易经济系主任。为中国市场营销学奠基在经历了十年文化和经济发展的停滞之后，国家逐步突破“左”的禁锢和束缚。梅汝和凭借在美留学期间主攻外国商业打下的理论基础以及多年来从事经济管理工作的实践经验，极具前瞻性地提出：要加速我国的四化建设，提高中国企业的竞争能力，应该而且必须从发达国家引进现代市场学，并结合中国国情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市场营销学。
　　然而，改革开放之初社会还处于“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转型阶段，来自于西方的“市场学”自然在当时颇受争议。尽管如此，梅汝和在1982年以“外国商业”课程之名教授有关市场学的内容，上海财经大学因此成为全国最早开设市场营销学课程的院校之一。面对外部环境的阻力，梅汝和始终坚持“原原本本”引入西方市场营销学并致力于推动国内市场营销学科的发展，为这门学科日后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提出，市场营销学逐渐成为一门单独学科并越发受到重视。
　　“原原本本”引进国外市场营销学在当时，梅汝和与北京对外贸易大学的罗真耑教授由于同样有着留美经历，且都接受过正规的营销学课程，他们明确指出，首先要原原本本、系统地学习和吸收西方的市场学，然后结合中国国情进行创新发展。他们二人为市场营销学系统地引入中国作出重大贡献，因而有“北罗南梅”之称。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梅汝和在当时上海市长汪道涵的支持下，于中国大陆地区首次引进并组织翻译菲利普·科特勒第五版的《营销管理》。这本在西方有着“营销圣经”的著作，由于其系统性和权威性，成为日后国内营销学的教材蓝本。尽管当时在台湾已有相应的版本，但由于台湾版的翻译一来其语言表述方式不适合大陆读者，其二为节选翻译，于是梅汝和不顾年事已高和巨大的工作量，毅然组织上海财经大学的教师们进行整本书的翻译工作。
　　许多现在约定俗成的专业词汇翻译在当时并没有确定的说法，他便动用一切资源与各类专家讨论，使得翻译优美流畅又符合原意。连“marketing”一词翻译成“市场营销”也是从该书之后确定下来的。当菲利普·科特勒本人得知梅汝和及其团队正在进行的翻译后也表示十分支持并寄来了他亲自写的序言，认为在中国能翻译出版这本书是一个重大的改革举措，这也是当时少有的国外作者亲自作序。
　　由于当年还未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本书的出版并不为出版社所看好，在经历了美金支付版权费和订书单数量的风波后，《营销管理》第五版的中文译著终于得以印刷出版。这书本一经出版，便在国内产生重大的影响，由此奠定了梅汝和在中国市场营销界的地位。
　　在翻译《营销管理》的同时，梅汝和认为系统地学懂国外的市场营销学需要一本词典，于是组织上海财经大学与江西财经学院、杭州商学院等六所院校合力编纂了《市场学词典》，由梅汝和担任主审。这是我国改革开放后较早的市场学词典。
　　不仅如此，梅汝和还十分注重各国在这门学科上的发展和新动态，不断积极向国内介绍最新的理论和思想。在网络未普及的那个年代，国外的研究资料十分稀少，梅汝和便通过国外的学术资源，将邮寄来的国外最新文章和资料通过影印的方式与学生和国内的学者分享。
　　热心培养国内市场营销学人才梅汝和在推广国内市场营销学科本身的同时，几乎从零开始培养了一批学生和专家，这批学生和学者成为日后国内市场营销学科发展的中流砥柱。
　　1982年，梅汝和在上海财经学院招收了第一批营销学研究生，学生只有一名。作为他的开门弟子后来担任上海财经大学市场营销系教授的张桁回忆道，梅老师参加众多会议和活动时总是把她带在身边，十分渴望把自己所知道的教给学生。她笑言，“他就是有时候蛮着急的，恨不得把肚子里知道的东西都给你”。
　　上海市市场学会会长、我校原国际工商管理学院教授陈信康感慨，“梅老师对我有很大的影响”。他至今记得当时梅老师推荐了菲利普·科特勒写的《新竞争》这本书，并对他说，尽管市场营销理论诞生在美国，但应用得最好的是日本，并鼓励他去日本求学。梅汝和为他专门写了推荐信，让他得以在当时营销学最领先的日本神户大学学习。
　　我校原国际工商管理学院教授晁钢令回忆起那时他每次去找梅老师，都能从梅老师手中拿到较新的资料和文章。“梅老师在这方面毫不吝啬，他会把最新资料马上就拿给你。我告诉他没有复印件，他就直接把他的原件就给我。他对我们年轻教师，对他的学生都很无私，也很热情，希望能够共同帮助他把市场营销专业的最新的思想和知识介绍给大家。”
　　这位白发壮心的老人为了推动和普及学科，还不辞辛劳地在全国多地组织讲习班、研习班，参加各类会议，讲授相关的学科理论和知识，使得当时全国各地的市场营销学科人才队伍逐渐形成并初具规模。
　　积极推动学科发展，搭建学术机构和平台为了市场营销学在中国的推广、普及和发展，梅汝和亲自牵头组织并推进一批营销学专业的学术机构和平台的建立，包括高校市场营销学会、上海市市场学会、中国市场学会等。
　　回忆起当年成立上海市市场学会时的情景，原上海对外贸易学院院长、原上海市市场学会会长封福海说道，那时候刚刚改革开放，市场学本身具有争议，所以在没有经费的情况下组织一个学会非常不容易。梅汝和当时牵头组织，由中青年教师进行协助。他做了大量的工作联系各方，包括企业方。那时多是国营企业对此并不感兴趣，好在期间获得了原任上海市长汪道涵的支持，学会的组织得以推进。
　　经历了艰难的创立过程后，梅汝和本人担任上海市市场学会首任会长，汪道涵为名誉会长。如今上海市市场学会的牌匾上的字体便是当年汪道涵的题字。
　　同时，梅汝和的研究思想和主张对上海市市场学会的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他始终主张要加强交流，充分开展国际交流对于学科发展十分有益处，因而早在上世纪90年代学会协同当时的上海科技情报所等机构共同举办国际会议和论坛。他也主张理论联系实际，与企业实践相结合。现如今的上海市市场学会依旧保持着当年梅汝和开创学会时的特色。
　　将市场营销学融入中国的企业管理实践梅汝和在留美求学期间，沃顿商学院威廉·纽曼教授理论与实际紧密结合的教学方法，以及沃顿商学院浓厚而务实的学术氛围对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同时，他多年的管理实践工作经验都让他强调理论与中国实践的结合。
　　他认为，营销学是一门“干中学”的学科，同时需要从战略和管理的角度研究这门学科。张桁回忆道，她们当时参与了许多广告公司的建立，调研了不少企业。在她自己写毕业论文时，“不知道跑了多少实务单位”。
　　陈信康则清晰地记得，1991年梅老师带着他们以上海市市场学会的名义到当时濒临破产的正广和进行诊断咨询。当时厂家都已全部停产，于是梅老师就带领他们为这个厂家出谋划策化解危机。不为名利只为真学问梅汝和在学生和同仁的眼中是一个看似十分不起眼的普通老人，因为即使身为高干，他做人始终低调谦和，为人真诚亲切。当年梅汝和需要身体力行处理众多的事务，可是他们从没见过梅汝和同谁红过脸，即便学术上有不同的观点，他从不去争辩，只是保持自己的观点。
　　他对于学生如同自家的孩子，学生都记得当年去梅汝和家上课时的情景。若是早上的课，必可在他家吃午饭，而若是下午的课则必有小点心。他也在方方面面关心学生的生活。张桁回忆起一件小事，那时她在国外，她的妈妈要给她写信，但怕自己写的英文寄送地址不标准，耽误信件寄到，于是请梅老师代笔，梅老师二话没说便为她妈妈写了好些信封方便她日后寄信。
　　在他普通可亲的外表之下则蕴藏着中国典型学者对学问孜孜不倦的追求和正直的个性。他从不争求名利，虽然凭借他的资历和贡献，他远可以获得更多，但他从未搬离霍山路上的那栋旧楼。甚至有人为他打抱不平，可梅汝和本人却毫不在意，因为他是如此彻底地全身心投入学术研究并乐在其中。
　　他一生做学问认真严谨，兢兢业业。在校对《营销管理》的翻译时，他还亲自核对文中易被翻译者忽略的表格数据。他发现其中有两处错误后，特地写信去出版社进行修正。经出版社确认数字确实有误，得以及时修改。而即使视力退化，他对于学生的论文草稿依旧认真修改，文稿上密密麻麻用大字写着修改文字。他对自己对学生都始终都有着很高的标准和要求，他满心都是如何将新的思想教给学生，如何推动学科的发展。
　　而作为老一辈知识分子，梅汝和内心渴望国家尽快发展起来并能繁荣富强。他正是凭着做学问的“韧劲”和这股爱国的热情，即便年事已高，在面对学科发展的阻力时仍能做到锲而不舍，不计回报、勤勉踏实地投身学问之中，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为国家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
　　他做学问的认真勤勉，为人的正直谦和，使他成为学生心目中的偶像，他的不言之教也成为留给学生们一生最宝贵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