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的中国大学，在公众视野的评价体系中，多以能否效仿世界一流大学设置为一重要指标，比如，国内近年“通识”教育呼声迭起，反思长期的公共课程教育带来的隐性弊端，就是高等教育界人士重新认识“世界潮流”、审视自我定位的显著行动。中山先生早就说过“顺之者昌”的话，历史的经验也往往证明确乎如此，所以，今天的中国大学无疑是“觉醒”的，是不断自我“拷问”的。但是，当潮流正在发生时，我们顺潮流而一泻千里，却不能明白知道前方是汪洋还是险滩，不能完全主宰自己的命运，唯有我们挥着自己的桨，驾着自己的筏，才能弦歌浩荡，自在无余。
　　当今的中国大学，各校校庆时，莫不追索自己的校史，率以其绵长悠久为光荣，这既是我们中国人历史情怀的体现，也是中国大学闯关前对自我信心的一种暗示与激励。在各校回溯历史时，基于某种政治上的正确性原则，往往用比较单一的口径书写，见诸笔端的不外乎追求民主、自由的斗士前赴后继，战斗不息，终于换来绚烂的今天云云。这样写当然没有问题，因为从逻辑上讲，这样一个战斗群是必然存在的，然而，因为要把其外延确切地塑造、堆垒出来，我们就不得不让很多人，很多事呈现一次性的登场或者干脆不让其登场。仔细想来，这却是不好好珍惜我们的历史带给我们的“桨”和“筏”了。
　　亲爱的母校，中山大学，是一所真正比较重视传统的学校，我们现在的校歌与台湾高雄上世纪八十年代复建的国立中山大学的校歌，用的是同一个版本的旋律，也就是当年广州国立中山大学校歌的旋律；我们的北门牌坊和新立的东校区江边校门牌坊都还高标着“国立”字样；我们有中山先生凝眉北望的铜像；我们的大楼中有“怀士堂”、“哲生堂”；我们的奖学金中有“邹鲁奖学金”；我们的附属医院有透过岁月沧桑，容颜依旧的础石；我们的图书馆有无数珍贵典籍，我们对云南澄江的抗战西迁校址也进行了力所能及的维护———这充分体现出了学校的风骨，是一种雄浑、超迈的气魄。或者可以说，我们的学校给了作息于其中的学子一种多元的时代精神。千年的江水，晋代的园林，和自岭南大学“肇基”于此百年来，和近代中国的知识与制度转型几乎等长的种种波澜，都氤氲在广大草坪和佳木繁荫的青葱悠然里，昭示给我们以道路。
　　中大的校史就是一部我们的力量源泉。在四川大学，有位王东杰先生，通过对川大档案的整理，揭示出了近代中国人文生态大变迁的一个宝贵侧面。川大的材料能做到，我们中大也一定能！学校的历史重建，放低了，说是“重建学统”，往高了可说是重建道统，广州地区学术的道统，乃至整个华南的学术道统。有朝一日，如果我们能将学海堂、阮芸台、“东塾先生”、朱次琦、万木草堂、康、梁乃至上溯于陈白沙、湛若水、陈建的这一系列闪光符号⑴与我们中大一九二零年代在广东的成立的内在脉络清理出来，如果我们能正确理解我们学校在民国时期被称为与黄埔并当“文武”……建设石牌新校，抗战时期反复迁徙，解放前收留南下教授……这一系列事件的内在意涵，则我们对今天面临的工作或许会加深许多认识，会有更为深挚的使命召唤，进而凝结出更强大的“时代精神”，我们是踩在前人肩膀上的，我们要努力去做，以便后来的中大人能觉得我们今天的努力，也是新的增高。于是，道统的生命得以继续，中华文明，将长久地屹立于斯“壤”，“刚毅坚卓”。
　　注释 （1）：学海堂、阮芸台、“东塾先生”、朱次琦、万木草堂、康、梁,这一系列符号,大致代表了广东学术在晚清时代的最高成就水准；而陈白沙先生,湛若水先生,陈建先生等人则是在明清易代前后广东学术集大成的思想家、行动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