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于海洋学领域学习和工作的年代里，受到许多前辈与老师的提携和帮助，海洋大学的杨作升教授当属其中之一。
　　上个世纪80年代的初期，我来到位于青岛的山东海洋学院（即：现在的中国海洋大学的前身）开始学习海洋地质学与其它相关的知识和技能。那时我对海洋学领域十分陌生，求知的欲望促使我十分努力地学习各种相关的知识，杨作升老师大约也就在那段时间从美国的伍兹霍尔海洋研究所回来，很快我便认识他了。在我的硕士研究生学习履历中，记录着杨作升老师当年所教授的课程，那是关于沉积动力学与粘土矿物学方面的知识。
　　与今天相比，1982-1985年期间青岛的生活条件是比较艰苦的。不仅学校食堂的伙食比较差，而且冬季房间中也没有取暖的设施。那时的海洋地质系在一座旧时的德国军营建筑里。1983-1984年的冬、春之际，先生就在位于海洋地质系二楼东南角的一个实验室兼办公室的房间中授课予我。冬天的阳光懒散地从海的另一边升起，直到中午的时分才将一束阳光透过格子窗撒到木板铺就的地面上。我们围坐在一只电炉边取暖，先生向我讲解近海沉积物的输运问题。站在实验室中一架老式的X-光衍射仪旁边，先生给我讲授利用X-射线分析现代海洋沉积物中粘土矿物的技术，亲自向我演示利用真空抽滤、压片制备样品的技术，利用乙二醇、甘油等试剂处理沉积物以区分不同类型的粘土矿物，还详细为我解释河口与近海的悬浮颗粒物和沉积物的X-射线衍射图谱。我本人关于近海沉积物的粘土矿物的成分分析的知识与技能基本上都是得益于先生在那段时间的指导。
　　我记得那时在先生授课的实验室兼办公室的房间中有一个大的实验桌，有时我们也会围坐在桌旁，先生给我讲解当时发表在国际学术期刊的一些相关的文献。那个时候国外的学术期刊也很少见得到，而且大都是影印的文本，时间上也滞后很多，如果老师能够有意识地引导并为学生讲解一些国际上近期相关的研究成果，对学生的帮助是很大的。我最早接触到来自黄河与长江的矿物与化学成分的差别以及利用它们来甄别黄、东海中沉积物的来源与收支这一重要的科学命题即来自先生在那段时间的启发和教诲。
　　与现在的学生们相比，我是幸运的，因为20多年前研究生的数量比较少，所以老师与学生之间的授课与解惑的方式基本上是一对一的，只是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那段时间老师对学生的释疑与知识的传授会在自己一生的工作与生活中留下深深的烙印。在若干年之后我也成为了老师，学生多了起来，便不会再有那种一对一的教学方式，心中为他（她）们感到遗憾。
　　我在硕士研究生学习毕业之后，也有一段比较短的时间留在先生的身边工作。1985年夏季，我参加了由先生主持的一个中 -美合作关于黄河口与渤海南部沉积动力学的研究项目，包括在调查船上的观测与样品采集工作，于是便有更多的机会在先生的直接指导下认知沉积物在河口的搬运机制与其在不同时间、空间尺度下的表述问题。我自己也在实践过程中得以成长，其中关于利用声学探测技术认识水体中悬浮颗粒物的垂向分布、沉积物剖面结构和水下地形的解释等都是我在那段时间接触到的研究内容。可惜当年的中-美合作的计划尚未结束，我便离开了青岛。
　　我从欧洲读书回来已是5年之后的事了。因为我的教学与研究工作转向了化学海洋学与海洋生物地球化学的领域，亲聆先生教诲的机会少了，但仍然保持着与先生的联系。先生也一直帮助、鼓励着我，时常感到先生给予的关怀。每次见面，先生总是问询我的工作与学习情况，从先生的那和善的目光中我感到温暖。在我自己的生活遇到困难的时期，先生亦帮我排忧解难，我自己也愿意仍然如同当年做学生一般向先生请教问题。
　　欣闻先生近期70寿辰，回想过去的20多年中与先生一道工作与生活的往事，感触颇多。当年生活在先生身边时，不曾悟道，却不知在自己后来的生活中受先生的影响颇深！
　　愿先生身体健康，心情愉快。2007年12月15日于丽娃河畔张经，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职于华东师范大学河口海岸学国家重点实验室，首批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1982年在南京大学地质系地球化学专业获学士学位，1985年在青岛海洋大学海洋地质系获硕士学位，1988年在法国居里大学获博士学位，尔后在巴黎高师与荷兰海洋研究所做博士后研究。曾任利物浦大学客座研究员、安特卫普大学客座教授，暨南大学、国家海洋局二所与香港科技大学客座教授与兼职研究员等职。研究方向为化学海洋学与海洋生物地球化学。
　　先后主持近20项国家和部委重要项目。主编著作6部，发表研究论文300余篇，其中SCI收录论文约70篇。先后担任 “Estuaries”，“Water,AirandSoilPollution”等四个国际学术刊物和多家国内核心刊物的编委，在国际地圈与生物圈计划海洋生物地球化学和生态系统整合研究的科学指导委员会等7个国际学术组织和4个国内学术机构兼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