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图片：为声援北平“一二·九运动”，天津各校学生多次举行抗日游行，图为1936年参加“五·二八”游行的南开大学学生队伍


　　在纪念 “一二·九运动”74周年的时候，重新回顾当年的历史，对我们是很有教益的。因为每个人的命运是和所处时代国家和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青年的使命是具体的、现实的。今日之使命和那时的使命有所不同，那时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而且处于危亡之中，青年的首先使命，是要为民族解放而奋斗，今日是为国家之现代化而贡献自己的力量。
　　北平教育界发出正义呼声
1935年，日本策划的“华北自治运动”，已浮出水面，日本已由暗地作祟走向公开“策划”。11月25日，殷汝耕于通州成立防共自治委员会，脱离中央，自治现出原形。在日方压力下，符合土肥原希望的冀察政务委员会也要成立。土肥原宣称，如果他的要求到11月20日还得不到满足，日本将向河北派遣5个师，向山东派遣4个师，以武力相威胁。驻山海关和锦州关东军铃木旅村上大队步兵480名开入海光寺。长城沿线，日军增加甚多。仅古北口就开到日军川岸旅团冈村大队300余人，马兰峪机场有日机20架，每日飞往长城附近各地侦察。驻旅顺日驱逐舰2艘也驶抵塘沽。南开八里台日军飞机场从11月20日起，日兵营雇工数十在平治整理，日机3架每日由此起飞，沿平汉路南下侦察。所谓非武装区，各县都增聘日人为联络员。师范与中学均须日人教授。华北已成日人的天下。日本有吉大使此时赶到南京会见蒋介石，谈论华北局面。华北即将沦沉。中国出现了空前的民族危机。
　　危难中，许多人都染上“恐日病”，这种病在当时最易传染。各种悲观的论调都出现了。如“偏安论”、“卧薪尝胆论”、“中国必亡论”、“两败俱伤论”等奇谈怪论都被抛出来，腐蚀着人们健康的机体。增添了人们思想的混乱，加深了社会的动荡不安。
　　中国的出路何在？
　　北平教育界打破沉默，抛弃几年来埋头读书，不问政治的态度，发出正义吼声。为匡救时局，不再听命政府的“镇静”令，日本策划的“华北自治”成为他们奋起的导火索。他们勇敢地言人所不敢言，面对现实，不再奉陪南京政府的丧权辱国政策。据日方讲，“南京政府对于华北之认识似与我国之行为接近”，这样的政府怎能获得人民的支持？
　　1934年到1936年，先后担任察哈尔省主席、天津市市长及北平军分会委员的萧振瀛，于1935年召集北平教育界人士座谈，要求他们保持沉默，不发表对日不利言论，并以人身安全相威胁。萧没有想到的是，北京大学教授傅斯年即时怒斥，并警告汉奸亲日分子，表现出对中华民族现实处境的危殆感，使萧尴尬难堪。北平国立4大学校长、院长及教授发表了否认自治运动之宣言。北平学生联合会反对学术界机关南迁运动之表示，平津专门以上学校教职员联合会及河北中等以上教育界联合会发出反对自治之通电，更有12月9日北平各大、中学生举行请求政府保全国脉的请愿运动……在政府淫威之下，出现了这一系列的爱国运动，特别是“一二·九运动”，震撼了全国。
　　“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在中国共产党北平地下党领导和筹划下，青年学生走上街头，高喊“反对华北自治”，“争取爱国自由”，“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反对政府妥协外交”等口号，走向中南海怀仁堂，向何应钦请愿。要求抗日救国，遭到拒绝，游行至王府井时，遭到大刀、水龙的袭击，许多同学被砍伤。12月16日，北平学生更大规模的示威游行，还有市民大会的召开，通过了不承认冀察政务委员会，抵抗日寇，收复东北失地，要求爱国自由等议案。从这种行动中，可以看出是南京政府逼得人民造反，举国响应，成为巨大的时代精神。这里应说明一下，胡适这位大学问家，在其“为学生运动进一言”中，称赞12月9日那天的运动是爱国的，是“空谷足音”，但9日以后“罢课是最无益的举动”，“是很不幸的”，甚至说运动的发展，是“浅薄煽惑”造成的。这就不能不说他对运动泼了冷水。1933年他在《独立评论》上发表的《我们可以等待五十年》，也是和历史潮流相违背的。
南开大学在“一二·九运动”中的坚强表现
南开大学从创立始，每次爱国运动，都站在最前线，留下了光辉的足迹。北平“一二·九运动”爆发，南开大学学生自治会即派冷冰等人赴北平，一面了解真相，一面慰问受伤者，为推动这一运动的进行，12月17日曾以学生会名义致电行政院长蒋介石，20日蒋的回覆是：“南开大学学生会鉴篠电悉，已电平市府和平妥慎办理，并经去电查明并无屠杀等项情事，仰即知照，行政院长蒋中正（20）印”（《益世报》，1935年12月22日）。18日，南开大学、北洋大学、南开中学等校联合举行示威游行，提出“反对华北自治”、“全国一致抗日”等口号，并作出决议到南京请愿。
　　根据史料所载，南开学子的信念和表现出的力量极为坚强。这可从300人组成的南下请愿团一事得到充分说明。
　　经过全体同学一致决议罢课，赴京请愿，于12月19日派人化装赴各车站，购妥不同地点之车票，对于沿途各项事情，亦筹划妥当，作出准备。20日，全体同学齐集礼堂，分队领票，呼喊口号，分三批相继绕道登车。这种巧妙的安排和组织，打破了当局“防范”之墙。得到媒体称赞，如《益世报》载：“组织颇为单纯，全体200余人，服便装，分赴总东西各站，各人自行购票，其站地则为杨柳青、独流、沧州、德州等处，乘客彼此作不相识者，计东站登车者百余人，总站约百余人，西站有一小部分，所乘津浦21次车，九时半自西站开出，沿途无阻”（《益世报》1935年12月21日）。可以想象，他们是很兴奋的，南下请愿，可以实现。但是因为这次列车乘客拥挤，请愿团领队又多次聚集一起开会，引起段、站负责人注意，路局遂下令，阻车南下，停在沧州。沧州地区各学界，站在同学立场举行游行，并以各种形式来声援。南京紧张惧怕，行政院长蒋介石，教育部长王世杰及中委叶楚伧、陈果夫等，闻讯即派教育部高教司长谢树英、督学戴应观2人为专员北上，设法阻碍扑灭这一爱国运动，谢、戴抵沧后，明确表示他俩负有解决南开大学请愿事件之命，不达目的，决不返都。他俩也拿不出什么新鲜的招数，仍是以读书救国论来说教，观其致词就一目了然，谢称：“兹奉部长命，与诸位接谈，第一，国家到此危急之时，大学生责任实为重大，必须先抑制情感，通盘计划，从事研究；第二，南大为国家优良之大学，中央甚为关心，绝不能使教育受任何影响与妨碍；第三，精神受刺激，更应镇静读书，希诸同学，多加体谅。”戴称：“二十年来学生运动未已，而国家殊少进步，实令人可悲，必须打开生路，诸位同学有何意见，可尽量提出”。他俩还说，教育部绝不能使各校学生赴南京请愿，已由行政院通令各省主席及主管机关，一律严行防止有学生来京请愿情事。”南下已不可能，校秘书长黄子坚，商学院长何廉及工科教授陈荫谷等先后赴沧，力劝同学返津复课。12月23日请愿团返校，继续罢课。1936年1月，平津学生南下宣传团组成，到平津和保定地区宣传抗日，南开和北洋学校同学组成第4团，深入到上述地区农村，展开救亡活动。天津各校举行的讲演会有声有色。南开大学学生在这一运动中的作用，如果定位的话，是天津的领军者。南开教师也发表言论，希望当局正确对待学运。北平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向天津教育界致函，表明他对“一二·九运动”的态度，就请南开大学转述：“南开大学转天津中等以上各校教职员工公鉴，奉读来电，名论热诚，至甚佩钦，此间对学生事，向用和平方法处理。”（《益世报》1935年12月21日）这种表态，当然与事实不符，但从另一方面看，教师和学生是站在一起的，任何人阻止这一运动都是非正义的，师生同仇敌忾，匡救国家，是不能低估的。
　　今日青年的使命
南开大学是一著名的高等学府，培养出众多出类拔萃人才。有的还是世界顶尖人物，因而饮誉海内外。
　　南开先辈们追求进步，追求真理的创业精神，是我们应该永远继承的。
　　南开的校训是“允公允能”，这4个字含意深刻，具有丰富的知识和技能，才能为国家和社会谋福利。
　　我在南开已有60年的经历，深感南开人的敬业精神极为强烈。社会上南开学子颇有赞扬之声。认为南开培养出的人，经过科学训练，扎实、肯干，均能胜任工作。
　　据我所知，南开不少教师给研究生上的第一课，是讲做人做学问的道理。先辈学者期望后学者树立起正确的人生观和道德观。读书不仅仅是获得知识，还要懂得如何做人。美的道德在人的思想中潜移默化，这对一个人的成长极为重要。做学问要有高尚的理念和追求。
　　现在的读书环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一二·九运动”时期，华北危机，国破家亡，怎能读书！新中国成立后，上个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政治运动频繁，历史系1962年毕业的一个同学记录，他在校5年，上课的时间仅100多天。1966年到1976年又是“文革”。那时的环境就是如此。所以说当今的大学生是幸运的一代，要读好书，读为自己所选择的专业。
　　现在出现了一种不良倾向，就是一些青年浮躁，追逐名利，甚至不择手段，这已引起社会的担忧。我想做学问应甘于寂寞，淡泊名利。任何学科都不是轻易可以掌握的，总结以往事业成功者，都付出过辛勤劳动。千万不要虚度光阴。有句格言不是讲“一寸光阴一寸金”吗！
　　国家的重任是由一代一代的青年来担当，青年是大有作为的，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讲的“英雄有用武之地”。我国已经崛起，正在腾飞，已是世界三大经济体之一，但不能忘记，我国仍是发展中国家，距离发达国家的实力还有很大距离，还有一段很长道路要走。青年人应挺起脊梁，勇往直前，理智地面对大潮流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展现自己的智慧和才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