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非借不能读也。前几日从志远兄处觅得一书，是金冲及先生的《生死关头———中国共产党的道路抉择》。书主虽无限期，当然也不会有限期，但坠坠然于胸，总想尽快看完。书不太好读，是一本学术著作，思想十分厚重，资料十分丰富。金先生说“这本小书”，那是他的自谦。金先生在这部书里用深邃的历史洞察、宏观的思想架构、冷静的客观分析对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改革时期的重要关头，对选择向何处去、如何去等重大问题，做了科学的研究论述。研读此书，我想读者不仅对中国共产党的产生、形成，对中国共产党实现超越与自我超越有一个较为明晰的认识和思考，就是对自我人生的规划与选择，对指导个人的工作也有裨益之处。
　　对本书的整体内容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和重大历史关头的决策本身不想做过多阐述,我一直在思考和想弄清楚的是：为什么是这些人而不是那些人在生死关头做出了正确的历史抉择？为什么这些抉择最后经过实践证明都是成功的，是不是有一定成功的必然性？中国共产党生死抉择取得的经验和教训对指 导我们具体的工作意义何在？金先生的研究给予我一些启示。
　　历史抉择内容彰显的科学性这个科学性抉择是指1840年到1921年间的80年间，中国政学两端的先知先觉者、仁人志士们为了建立一个民主、自由、富强的新国家，也或为了挽救那个垂危的、衰弱的封建王朝，为了民族和国家的独立和崛起，而放眼四海，比较左右，最后聚焦于一个目标：即唯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走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才能建设好中国。80 年间，飘荡在中国政学两端上空的到底有多少个主义、多少个方案不一而足，到底是治标还是治本，是走西方正盛行且四处殖民掠夺的资本主义道路还是其它什么主义道路无可定论。时下，一百个有知者近乎有100个救国图强的思想，只能是各敲各的鼓，各弹各的调。君主立宪制也好，“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也罢，都没有挽救那个僵死的封建王朝；貌似 “三权分立”的资本主义建立了一个新中国，实则是受制与西方列强，大资本家、大地主、大军阀主导的独裁政府，没有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性质。然而，一批经过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洗礼的先进青年，在救国图强道路上经历了诸多困苦彷徨，经过反复比对观察之后，毅然决然选择了成立中国共产党，走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道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科学性何在？这是比较和实践得出的结论。正如金先生文中所述“毛泽东、周恩来、恽代英、邓中夏、陈延年、罗亦农这些进步青年中的优秀分子，在探索过程中都不同程度地受到过这种思潮的影响”（“这个思潮”是指无政府主义）（金冲及：《生死关头———中国共产党的道路抉择》，北京：生活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版，第11页）（一下简称“金著”）。对资本主义的认识是怎么样的呢？“辛亥革命前觉得只要把帝制推翻就可以天下太平，革命以后，经过多少新的转折，自己所追求的民主还是那么遥远。”（林伯渠：《荏苒三十年》，解放日报 （延安）1941年10月10日，转引自金著第5页）中国到底向何处去？成为摆在先进分子面前的一道选择题，但是这个选择题答案———随着对马克思主义越来越深的理解，各种主义之间的不断比对了解，十月革命的一声 炮响———逐渐明朗起来。旅法青年蔡和森在给毛泽东的一封信中这样说：“我近对各种主义综合审缔，觉社会主义真为改造现世界对症之方，中国也不能外此。社会主义必要之方法：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蔡和森：《蔡和森给毛泽东》蔡和森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50页。转引自金著第18页）可见，社会主义不是凭空选择的产物，它即是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矛盾无法调和固有的结果，更是马克思主义认识社会、建设社会、改造社会、发展社会总的世界 观和方法论科学指导和预判的结果，符合中国的国情和实际需要，符合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
　　历史抉择过程彰显的实践性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特点，是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精髓。“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转过来为实践服务。”（毛泽东：《实践论》，毛泽东选集，北京：人民出 版社，1991年版，第二卷第183页）事实上，中国共产党每一次生死关头的历史抉择，即是实践的产物，也经受住了实践的检验。任何一项设计、规划都没有绝对的经验可以遵循，有的只能是相对的借鉴，就拿科学研究来说也是如此，路径设计、方法指导、预设结果都有可能出现偏颇，甚至要重起炉灶。马克思主义关于矛盾分析、革命设计、社会选择从总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说无疑是科学、正确的，用马克思主义总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指导中国的革命事业无疑是科学的。
　　但是如何让马克思主义思想之花在中国这块有5000年历史的广袤大地上生根发芽，结出中国之果？首先念经者要把马克思主义这个“经”念好，杜绝“本本主义”，要深入实际，开展调查研究；其次要本着“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思想之源”理念，不断自我审视，敢于直面问题，不断纠偏向正。中国革命事业在发展的航程中，为什么会出现一个个决定中国共产党，决定中国革命事业出现生死存亡的危难关头？不外乎内因、外因以及内外交织三种原因，归根结底是时代感把握不强，实践性认识不足。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失败是内部和外部两种因素相互交织影响造成的典型。客观外部原因就是国民党反革命势力羽翼渐丰，嚣张膨胀。主观内部原因是右倾思想在作祟。“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虽然对蒋介石有时也有所警惕，但同时过于看重国民党的力量，害怕太刺激蒋介石、汪精卫等而导致破裂，总认为退让就可以使国共关系中出现的紧张局面得到缓和，就可以维护团结。”（金著：第53页）陈独秀等右倾思想的形成我们可以在其 《资产阶级的革命和革命的资产阶级》、《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等文章中一窥端倪。对资产阶级抱有幻想，对工人阶级力量持怀疑态度，忽视了农民阶级的力量，没有充分认识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相结合的关系。根本是缺乏调查研究，没有深入工厂、农村，深入到劳苦大众、人民群众中间去，把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同中国的实际紧密结合起来，进行深入的分析研判。所以，造成第一次国共合作以及大革命的失败乃是一种必然结果。走“农村包围城市革命”斗争之路，牢记“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之魂，抓好党的建设这一核心，坚持统一战线，即是从血的教训中得来的，也是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的结果。实践也证明了它的正确性，实现了井冈山会师，根据地如“星星之火”不断发展壮大。
　　在国家建设时期，十一届三中全会把对实践的认识和推广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提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科学论断。它既是对文化大革命和打倒“四人帮”后一段时间各种问题、各种思想的一个反思和重塑，也是基于对国情世情发展变化所做出的判断，在全力推进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实现改革开放基础上给予的思想引航。在这个中国发展道路向何处去，而且保证能够不断续航前行问题上做出的科学抉择，处处闪烁着“实事求是”的光芒。
　　历史抉择对象彰显的人民性“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毛泽东：《论联合政府》，第三版第1031页）我们从正反两个方面梳理我党在历次重大历史转折关头取得的经验可以深刻地认识到，只要坚持走群众路线，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坚持依靠人民，为了人民这个根本宗旨，我们党和国家的革命、建设、改革发展事业才能够柳暗花明，焕发出新的勃勃生机，也才能无往而不胜。前两年读过叶永烈先生的《历史的注脚》，另有一姊妹篇《历史的侧影》。顾名思义，注脚也好侧影也罢，都是构成历史重要的、具有一定价值存在的组成部分，只是“她”往往隐在历史大厦的一侧，不被人们所注意而已，“无论你看与不看，她就在那里”。那么这个“她”就包含了浓浓的人民情愫，用素描的笔法勾勒出了人民是历史发展的动力，是历史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这一事实。“五四”运动把千百万民众从沉睡中唤醒了起来，为救亡图存奔走呼号。“从前我们搞革命虽然也看到一些群众运动的局面，但是从来没有见到过这种席卷全国的雄壮浩大的声势。在群众运动的冲激震荡下，整个中国从沉睡中复苏了，开始焕发出青春的活力。”（吴玉章：《吴玉章回忆录》，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78年版，第111页）当年出版的思想和探索类刊物发展壮大到达400中种之多，马克思主义也得人间自知，传入寻常人家。毛泽东之所以在中国抗日战争最艰难的历史时期能够写出了《论持久战》，做出中国经过持久抗战终将取得对日战争的决定性胜利论断，正是正确分析了敌我优劣，国内、外的态势，物资多寡和人心向背，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作用，更是深刻认识和把握了人民的力量，要把敌人置身于人民的汪洋大海中，提出“民兵是胜利之本”（毛泽东：《论持久战》），通过民族抗日统一战线，运用游击战、运动战、消耗战等战略战术，拖垮、消耗最终逐个消灭敌人。这个中华民族生死攸关之际做出的英明决策在同仇敌忾面前取得了相当的统一，通过组织发动，宣传引领，时下民族意识高涨，民主观念深入的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纷纷自觉地、能动地投身到救亡图存的大潮中去。以人民为本位的中国共产党抗日主张得到的认同和相应，无疑也为中国共产党纲领从根据地走向全国，从领导下的人民走向全国大众，从中国走向世界，让他们更深入地认识、响应共产党和社会主义思想形成了良好的政治局面，继而为之后的解放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和思想基础。三大战役的决定性胜利就充分证明了善于动员人民力量的重要性和人民力量的伟大性。“整个淮海战役中，共动员民工543万人次，运送弹药1460万斤，粮食9.6亿斤。”（金著，第298页）陈毅深情地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退出来的。同时也说明了，蒋介石政权最后没有接受共产党的和平主张，最终溃逃台湾，实质是因为他们的伪民主真独裁，伪宪法真霸权，打着为了人民休养生息的旗号，实则为了一己私立的野心所造成的。
　　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就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始终牢记“发展依靠人民，发展为了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执政理念。党的十九大站在“人民利益”基石上，对当前我国社会矛盾做出了新的科学判断，即“人民日益增长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些，无不是生死抉择，重大决策人民性的鲜明写照。
　　历史抉择内涵彰显的理论性“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列宁全集》，第二卷）说起中国共产党在生死关头重大抉择上所彰显出来的理论性，不得不说我党所领导的抗日战争就是理论分析、理论指引、理论致胜的典范。这个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社会和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是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核心的毛泽东思想。此一时期最突出的代表就是《矛盾论》、《实践论》以及理论成果的结晶《论持久战》。《矛盾论》用辩证的观点揭示了中国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和社会各组成部分的相互依存性特征。认为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组成，社会各组成要素的存在所具有的独特性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在不断碰撞、演化、发展中生成的。以认识和实践辩证统一为中心，更注重于从实践的价值、意义、方法层面进行论证的《实践论》的问世，吹散了长期存在于部分党员干部内心深处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阴霾，为我党、我军铸造了“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强大的实践理论武器。《矛盾论》通过对矛盾的普遍性、矛盾的特殊性、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矛盾方面的斗争性和统一性以及对抗在矛盾中的地位等矛盾的外因、内涵，价值、意义的分析，进而揭开了中国当时存在的诸多矛盾的面纱，抗日战争是主要矛盾，能凝聚一切可以凝聚的力量，让中国人民深刻认识到要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不可能是短期的、马上的，最终的胜利也是必然的，但是要有一个从战略防御、战略对抗到战略进攻、直至取得决定性胜利的过程。但是，一致抗日大局之下，中国和其他各国之间，中国内部本身也存在着根本无法调和的矛盾，为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擦亮了眼睛，明确了斗争的方向和目标。毛泽东思想是逻辑性和辩证性，历史性和现实性，学习性和创新性的统一，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号召力。
　　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的30年间，世界政治经济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冷战不在，纷争频仍，主题和平。面对新的挑战和发展机遇，为中国的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发展提出了新的抉择拷问。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分别从揭示社会发展矛盾，确立发展主题；确立党建新思想，做好科学引航人；统筹发展新理念，明确发展平衡性作为切入点，构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框架，奠定了坚实的“四位一体”发展战略。
　　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了新时代。中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越来越重，不断成为世界发展的倡导者和引领者；尖端科技发展突飞猛进，很多项目居于世界前列甚至领跑者；政治设计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推进作用愈加明显，成为世界学习的榜样；中国人民对我们的政治、道路、理论选择与文化传承和创新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自信。站在新的历史方位，面对新的发展要求和人民诉求需要有新的思想指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应运而生，水到渠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基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和世界观对世界和中国发展趋势深刻辨析的结果，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延续、发展和升华，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人本思想”的科学把握和现代重造，也是对世界发展新思想、新理论进行学习借鉴、改造创新的结果，其中包含的理论深度和广度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理论的伟岸和坚实，确保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航的科学性、抗腐性、持久性和革新性。
　　历史抉择主体彰显的伟人性这里所说历史抉择的伟人性和历史抉择的人民性不是矛盾的二元分立，恰是人格本位的统一和谐。这个伟人是具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立场，把人民、国家、民族利益作为思考解决一切问题出发点和立足点的伟人，是出之与人民而又回归于人民的伟人。只有这样的伟人，才能保障生死抉择，重大决策问题上具有的科学性、民主性、长期性和成功性。
　　剖析伟人的特质，只有通过比对的方式才能让伟人的特质更鲜明、更突出。陈独秀是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吸纳、倡导和传播者，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发起者之一。然而在他领导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中国革命实践时，却与中国革命的实际需要大相径庭，甚至南辕北辙，没有针对中国的现实和世界政治文化的发展深入调查研究，进行望闻问切，至于开错方子在所难免。蒋介石统治中国20余年，曾叱咤风云，风光无限。但面对中国人民解放军从战略防御到战略进攻，面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出的“将革命进行到底”，“解放全中国”雄伟宣言时，却束手无策，一败涂地。将这两个人于同一时期或为友或为敌的毛泽东相比，作为人格、人性的缺陷便一目了然。毛泽东血雨腥风中一路走来，指导组建了一支党坚强领导的军队，并取得了三次反围剿的胜利，是因为他深刻地洞察到了中国矛盾的症结所在，深知全国千千万万劳苦大众的诉求，剖析了中国革命发展的力量之源，并坚定的将这些实践和思考所得再坚定地付诸于实践，指导革命工作，表现出了一位伟人的实践性、洞察力、坚毅品质和为民情怀。在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又表现出了一个革命家的雄心壮志、政治家的大局意识、军事家的战略眼光和领导者的民主思想。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推进是各自独立又环环相扣的，是基于敌我力量的对比和政治形势发展的需要所做出的全面战略布局。“战略决战的成败不能单纯从军事一个角度来考虑，它通常有深刻的社会原因———但军事统帅的军事指挥是否正确无疑也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金著：第288页）取得最后决定性的胜利必须统筹团结发挥各方面的有利力量、统领把握千军万马和充分发挥他们的能动性，为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宏伟战略的制定和坚定有效的推进非伟人不能为也。目标指向决定责任担当，胸襟担当决定最后结果。蒋介石的指挥错乱，一败涂地，大江东去，固然与他的个人修为有关，归根结底是没有弄清楚自己是谁，为了什么，依靠什么！
　　伟人的锻造，胸怀的养成，正是因为他们立足于中国这块大地，植根于中国人民，矢志不渝为了中华民族的未来和一个中国的新生这一根本目标的结果。毛泽东从韶山冲走来，“一唱雄鸡天下白”，让五亿人民翻身做了主人；邓小平“三落又三起”，谋划实施“改革开放”发展大计；习近平从梁家河走来，绘制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蓝图。在筚路蓝缕，励精图治中一路前行，锻造了他们天空一样的胸怀，大山一样的担当，星辰一样的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