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上世纪70年代末，全国各地出版社陆续编辑出版了一大批名老中医医案，这对继承发掘名老中医经验起了重要作用。但是，期间大多只重视总结名医们的临床治验，而对他们独具特色的宝贵的治学经验，则很少有人注意发掘和探索。
　　当时的学报负责人丛林察觉到了这个问题，经过缜密思考，决然提出在学报开设“名老中医之路”专栏，目的在于抢救、发掘当代著名老中医的治学经验，启迪后学，扶助新一代名医成长。这一提议获得学报编委会和编辑部同仁们的一致赞同，特别是得到了时任党委书记兼校长向克、编委会主任周凤梧以及中医系主任张奇文的积极肯定和大力襄助。在工作展开以后，卫生部中医司司长吕炳奎也给予了具体指导和热情支持。
　　专栏1979年底酝酿成熟并开始征稿。栏目文稿的征集由学报编辑部负责，审稿、修改稿件主要由丛林、周凤梧负责，张奇文在确定和扩大征稿对象、争取社会支持等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包括征文结集出书时邀请一代名医萧龙友之女、著名书画家萧琼女士题写了书名。据统计，编辑部先后发出征稿函100余封，得到应征文稿120余篇。
　　专栏于1980年7月第3期见刊，在学报陆续发表的同时，先后集成《名老中医之路》1-3辑由山东科技出版社出版发行。第一辑1981年9月出书，包括北京的岳美中、任应秋、方药中、刘渡舟、郭士魁、赵金铎、王伯岳，上海的姜春华、金寿山、陈耀棠、陈苏生、董廷瑶、凌耀星，湖南的李聪甫、刘炳凡，四川（包括重庆）的彭履祥、贺本绪、龚志贤，浙江的魏长春、何任、徐荣斋，山东的周凤梧、李克绍，江西的万友生，辽宁的彭静山，江苏的朱良春26人的自叙文稿；第二辑1982年8月出版，包括北京的关幼波、祝谌予、赵绍琴、董德懋、谢海洲、沈仲圭、朱仁康、路志正、赵炳南、王鹏飞，上海的刘树农、沈六吉、张伯臾、杨永璇、施维志、钱伯文，广东的邓铁涛，天津的何世英、哈荔田，江苏的江育仁、叶橘泉、吴考磐、周筱斋、屠魁先，四川的王渭川、陈源生，浙江的潘澄廉、裘笑梅、楼百层，辽宁的孙允中，黑龙江的韩百灵、高式国，山东的张珍玉，湖北的洪子云、蒋洁臣，湖南的谭日强等37人的自叙文章；第三辑于1985年1月出版，收载了由建国后尚健在，而征稿时已去世的一代名医的门人或后人撰写的回忆文章35篇，涉及的名医32人，他们是（按生年先后排列）：萧龙友、陈鼎三、曹炳章、袁鹤侪、施今墨、王静斋、孔伯华、汪逢春、徐小圃、蒲辅周、吴棹仙、李斯炽、姚国美、王文鼎、吴少怀、时逸人、陈慎吾、刘赤选、余无言、刘惠民、朱小南、秦伯未、赵锡武、黄文东、程门雪、赵心波、韦文贵、章次公、陈达夫、杨志一、刘季三、陆瘦燕。三辑共载名医96家。可以说，20世纪前半叶一代名医的大部分，都相聚在“名老中医之路”专栏之内了。
　　专栏的推出一下子带活了《山东中医学院学报》，同时在中医界泛起了一股思路活水。据统计，由于开设“名老中医之路”专栏，《学报》的海内外订数激增，1981-1986年的6年间每期订数达到 6000多册，最高期订数达12000册，6年总印数达155600册，其中海外订数3871册，一时在同类刊物中赢得了较高声誉。《名老中医之路》专辑出版后成了中医学术畅销书，先后再版3次，第一、二辑重印3次，第三辑重印2次，总发行量达5万余部（册）。
（二）
名老中医们对专栏的热情支持超乎预料。
　　丛林1980年年底访问北京中医学院著名中医学者任应秋教授时，任老可能当时对专栏设置的目的有迟疑，一时没有表态是否应征。但当他了解了“名老中医之路”征稿的重点是报道名老们各自不同的成才道路以及多年积累的正反两方面的治学经验时，立即痛快地答应为专栏撰稿。他说，这太重要了，因为总结这方面的经验关乎到制定正确的现代中医教育方针，关系到一代新的名医成长，也就关系到毛主席对于继承和发扬中医药遗产的重要指示能否正确贯彻执行。当时已临近寒假，任老言之凿凿，答应春节前后一定交稿。果然，题为“我的治学门径和方法”的长达16000字的应征稿于春节后五天寄到。
　　1980年冬，著名老中医、中研院首届研究生班主任岳美中教授接到征稿信时，已经在西苑医院卧床病休。为了不误发表要求的期限，特地令其女儿岳霈芬（中医师）在病床前以口授笔录的方式完成应征稿。1981年9月《名老中医之路》（以下简称《路》）第一辑出版，他看到样本后欣喜异常。1982年9月第二辑出版前他应邀为之作序。当时病重的他曾表示，希望在离世前看到第二辑出版。可叹事与愿违，就在第二辑面世的同时岳老遗憾地驾鹤西去。所幸，他的应征稿《无恒难以为医生》内容丰富，行文朴实，文情并茂，颇具感染力，后被选入中医药中专学校语文教材。
　　策划者早在《路》第一辑“编者的话”中已经预言：“由于时间的推移和十年动乱的原因，目前尚在的著名中医学者和名老中医已经是寥若晨星了。”而且，“他们之中有相当一部分已经弱病交加，甚则是久卧病榻了。”所以，征稿工作开展之初，“我们就怀着一种难以少缓的急迫感……在翻阅诸老文稿时，手里如同捏着一团火，只感到一个无声的命令在督促：快些整理，快些誊清，快些使专辑问世，抢救老中医经验的工作实属刻不容缓了。”
　　经过五年的努力，《路》1-3辑终于顺利出齐。全国百余位名老中医热情题词祝贺，一致认为这是一个抢救中医学术的重大工程，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典藏价值。有的还指出，此书同时刊出了全部名老中医们的标准照片和部分生活照片，图文并茂，使名老们感到了尊重、温暖和荣耀，这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医出版物中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
　　著名老中医邓铁涛教授对《路》的出版曾有以下评价：“《名老中医之路》是一部20世纪当代名医的成才史，是历史学的新分支，是一部世界独有的中医教育史，也是一本20世纪中医传奇文学，这本巨著是21世纪青年中医和有志于发扬中医药学的人们的必读之书，是一部值得中医教育家和高等教育行政部门深入研究的重要著作。”
　　笔者认为，邓老的话并不为过。
（三）
《路》三辑出版以后，有了喘息的机会，才开始考虑应该把一代名医的成才之路和治学经验归拢一下，思考一下对当代的中医教育和新一代中医成长有何现实意义。
　　先从归纳名医成才之路的共同点做起。得到了以下六点：第一，通晓人文，构筑习医之通途；第二，精读经典,从正门步人医学堂奥；第三，名师引渡,是成才的捷径；第四，随师临证,临证和读书交叉,获得扎实的独立应诊能力；第五，善思明辨、终身好学，不拘门第、兼收并蓄；第六，重医德修养，追求德艺(医)双馨。
　　应当承认，由于中医学术的特殊性，决定了中医教育的特殊性。星转斗移，虽然今天的现代中医教育体系已经建立起来，现代的中医医疗机构也今非昔比，总的说来，这是一种进步。但是，中医界人士普遍感到：目前的中医教育体系和医疗体系，基本模仿现代医学教育和医疗架构，没有充分体现中医学术的特殊性，没有充分考虑中医成才的特殊规律，不能保证培养合格中医师的基本目标的实现。
　　清代名医徐大椿曾提出“医非人人可学论”，琢磨一下，还是很有些道理的。他说：“医之为道，乃古圣人所以泄天地之秘，夺造化之权，以救人之死，其理精妙入神，非聪明敏哲之人不可学也；黄帝、神农、越人、仲景之书，文词古奥，搜罗广远，非渊博通达之人不可学也；又《内经》之后，支分派别，人自为师，不无偏驳，更有怪癖之论，鄙俚之说，纷陈错立，淆惑百端，一或误信，终身不返，非精鉴确识之人不可学也。故为此道者，必具过人之资，通人之识，又能屏去俗事，专心数年，更得师之传授，方能与古圣人之心潜通默契。”徐大椿的见解，集中到一点，就是中医人才要求具有特殊的素质。这与一代名医的成才经验，真是不谋而合。
　　复习一代名医的成才经验，对于如何完善我们的现代中医教育机制，至少可以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改革中医院校招生制度。应在认真做社会调查的基础上，逐步实行中医院校全部或部分独立招生，以保证生源具有从事中医专业的特殊素质。中医院校的专业设置和修业年限，应根据市场需求灵活确定。专业培养目标，应当区分层次：大多数应以继承为主，要保证培养出原汁原味的、掌握传统中医精华的、合格的中医药师；少数兼顾发掘、发扬性研究方向，在掌握中医学基本内容的基础上，学习并掌握现代自然科学的基础研究方法和技术，以便于将来有从事中医药现代研究的能力；一部分以培养中西医结合全科医生为目标，中西医实用课程并重，这些人毕业后可以独立适应社区卫生保健工作。
　　第二，重视经典教学和人文素质培养。这是中医教育界亟须认真对待的问题。应当认真改革中医院校的课程设置：以继承为主的学生应多读中医经典原文并增加背诵的内容要求；中医院校的教材不应要求完全统一，临床课和选修课教材应以各校自编为主，应允许有丰富经验、有医疗特色的老师，使用个人编写的教材。应增加人文教育内容，包括古典文学、人本教育、美学教育、艺术教育、古典和现代哲学教育、中西思维方法比较等等，只讲一点“医古文”远远不够；应增加中医院校的人文学术气氛，努力改变沉寂的、死板的、毫无创造性的校园风气。
　　第三，大胆实行自学为主的教学形式。应彻底废止“满堂灌”。“满堂灌”是一种完全落伍的、抹杀学生学习主动性的、很不受学生欢迎的教学方法，应当彻底予以否定。已经进入21世纪的中医院校，却仍然沿用这种方法教学，不仅不比名医们延聘的入门师、渡医师、遥从师高明，实在连两千年前的孔夫子还不如。过去的许多名中医既然可以自学成才，中医经典《黄帝内经》都取问答讨论的方式，今天的中医大学为什么还在不分什么课程，一律“满堂灌”呢?大家都承认，中医课程内容深度的递进性不明显，临床课程的内容与基础课程的重复成分较多，既然这样，“满堂灌”的根据就更不大了。聪明的临床课教师应当多采取讲座式、启发式、讨论式的教学方法，“满堂灌”实在是教师无能的表现。
　　第四，适当削减课程，腾出时间，实行临证与课堂授课长期交叉进行的制度。现在中医院校中西课相加，门类繁杂，必然造成医疗实践时间太少，“课堂上学医”的时间太多；“先集中时间念书，然后集中时间实习”的制度也不尽合理。应实行读书与临证长期交叉进行的制度，学生在校期间至少应有一半以上的时间在临床医院内度过。现在，学生在校期间不可能再普遍实行个人拜师学徒的方法。但是，必须承认，中医师的水平常常体现在个人临证经验的积累上，每个人的临证处方往往都有一定的独创性，这些个性化的处方常常与教材所列的基本处方有较大的差距，这就需要学生有较长的临床实习实践过程。
　　第五，把“德艺(医)双馨”列为教学基本目标和要求。“德艺双馨”虽是对艺术界提出的，但十分适合中医界。儒医出身的人，常常把“行医”与“相国”相提并论，他们把医学事业看得如此神圣，以至于如不具备高尚医德，就是对医学的亵渎。因为医学是完全地以人为本，人命关天的事，岂能允许逐利小人混迹其间。其实，“德”和“艺(医)”是相辅相成的，没有德的医绝不会成为名医，名老中医们很注意医德修养，所以都有很好的社会声誉，这不是偶然的。要认真总结中医“德”的思想内涵。把“大医精诚”的古训赋予时代的新的含义，并把医德教育强力融合进素质教育的总要求之中。
　　第六，改革师资队伍结构。除教基础课的教师应相对稳定外，临床教师的多数应从真正有临床积累的资深大夫中择优聘用。多聘请客座教授授课，多举行有特色的学术讲座，包括邀请民间有一技之长的中医人员作学术报告；要有意识地进行全国范围的研究生交流和师资交流，避免学术的近亲繁衍。（作者为《山东中医药大学学报》原主编、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