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黄春秋》2017年第5期刊登了靳怡的《安吴青训班与中共革命》一文，回顾总结了安吴青训班的基本功能、对中国革命的作用、培养青年人才等方面的内容。我校退休老同志、共产党员郭晏林同志阅读此文后，向校党委书记倪邦文推荐并希望更多的同志能阅读此文，在贯彻落实《中央团校改革方案》的重要时期，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加强团干部培训工作，进一步做好党的青年群众工作。本报对此文分上下两期进行转载。
二、分流与过滤：青训班对中共革命的作用
安吴堡地处咸阳市泾阳县北，毗邻中共陕西省委机关所在地云阳，又十分接近国民党统治下的西安，便于各种身份的人员进出。许多青年怀揣着奔赴延安的理想，经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的介绍，转赴安吴堡青训班。
　　1938年初，年仅15岁的浙江宁波学生张林东怀着到延安去参加革命的坚定信念，开始背着家人暗做准备。5月，奉化中学的学生胡华找她商议去延安之事。当时张林东手头只有不足十元的路费，但她随即表示，就算是沿路乞讨也要到延安去。随后，张林东与邬昂夫、胡宁、洪启华四人千里迢迢奔赴陕北。他们一路颠簸，先从金华转车到九江，然后从九江买到去武汉的轮船票，四个人挤在舱尾的角落里，半蹲着坚持了一夜，轮船次日才到达武汉。当时日军逼近武汉，局势紧张，铁路交通拥挤不堪。四人身上路费有限，于是他们避开检票员，在火车站北边不远的地方，爬上了一辆运煤的敞篷车。到达西安后，他们找到八路军办事处，尽管反复请求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同意他们去延安，但是因为没有介绍信，得到的最终答复是：“介绍你们到安吴堡青年训练班去吧，那也是我们八路军的一个短期训练班。”与此有着类似经历的青年还有很多，安吴青训班无疑对奔赴延安的青年起到了分流的作用，减轻了根据地的压力。
　　安吴青训班把一群有着共同理想的青年聚集在一起，他们在奔赴青训班途中所遇到的最大障碍，便是国民党各级军政部门的检查与阻挠。原中国民族学会会长秋浦回忆他早年间进入安吴青训班的经历时说：“当我们随大批流亡青年抵进陕西凤翔，国民党军队把城门一关，突然宣布要将这些青年编入中央军校。”这种意外的变故令人措手不及，秋浦百般推托，以身体不好，需要回汉口治病为借口顺利脱身，最终辗转经由安吴青训班抵达延安，但是同行的两人却被留下，局势造就的意外变故使朋友们不得不从此分道扬镳。实际上可以想见，大量青年奔赴陕甘革命根据地接受共产党的主张，国民党方面势必要同其争夺青年，至少也会加以阻止。1939年1月，蒋介石颁布《限制异党活动办法》之前，国民党就已经开始公开阻止青年学生进入陕北革命根据地。为了和中共争夺青年学生，胡宗南在紧挨着泾阳的三原县开办了 “三民主义青年训练团”，这是两党的政治斗争在青年工作上的正面交锋。
　　除国民党方面的因素外，青年自身的选择也很关键。安吴青训班活动经费相当紧张，物质生活十分艰苦，再加上地理环境的关系，给许多学员都造成了不便。来自广州的青年学生龙实初到西北，低估了冬天的寒冷，再加上听不懂方言，生活和交流都出现了大问题，最后只能请假返回西安养病，另寻它途前往延安。另外，对于当时的普通青年而言，个人的出路和生计也是个实实在在的问题。1938年2月，来自安徽涡阳、怀远一带的三十余名青年学生来到八路军西安办事处，请求推荐他们去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安排他们先到安吴青训班学习，结果“同去的许多青年顾虑青训班没有生活出路，加上自费吃饭，转而投报了国民党的学校”，最后只有李晨、刘慕坤等六七人到了安吴青训班。
　　艰难的旅途和国民党的阻碍使一部分人选择了放弃，艰苦的学习环境使一部分人没能坚持下来，毕业后渺茫的个人出路动摇了一部分人的选择，安吴青训班从客观上起到了过滤器的作用。同时，安吴青训班也非常重视青年的政治审查工作。青训班教务处处长刘瑞龙在一次联席会议上说：“我们采取上门欢迎、来者不拒的方针，这并不是说，来到我们这里的青年都是革命的，有部分可疑分子或投机分子也混进来，应充分认识学员群的复杂性……只有经过政治审查合格的同学才能介绍到延安去。”
　　对于选择坚持参加中共革命的青年而言，安吴堡青训班就是他们奔赴延安的第一站，也是许多青年正式踏上革命之路的第一站。地处国共势力交汇处的安吴青训班吸收了大量国统区和沦陷区的青年在此生活学习，较好地执行了党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安吴青训班就像一块巨大的海绵，既缓冲了大量青年涌入陕北给革命根据地所造成的压力，又通过基本的教育和严格的审查过滤了泥沙，留下来的基本上是一群出于自我抉择参加中共革命的青年。
三、输出与成长：青训班和青年
安吴青训班的宗旨，若一言以蔽之，就是“为革命需要培养人才”。
　　国民党第三集团军司令孙桐萱的机要秘书朱晦生，宁波北仑公德小学校长李长来，南洋华侨何凤栖，这三个来自天南海北的青年本来也联系不到一起，但是他们的履历上有一个共同点，即在安吴战时青年训练班学习过。在此之前，三人对中共的理论和主张都有深浅不一的认识。朱晦生是三人当中较早走上革命道路的一个。他早在1926年就开始宣传马克思主义并秘密入党，在家乡一带组织农民协会，发动学生运动。1928年国民党大肆搜捕共产党员，他在家乡活动不便，流落到洛阳以给人代写信札为生，1930年在山东韩复榘部当了兵。由于个人能力较强又能识文断字，1936年时的朱晦生已经成为第十二军军长孙桐萱的秘书。1938年1月，蒋介石以“对日军不抵抗”的罪名将韩复榘处决，由孙桐萱接任第三集团军司令，朱晦生深受孙的赏识和信任，被提拔为机要随从秘书。这时，朱晦生以回家乡陕西旬邑探亲为名到安吴堡青年训练班接受考察和学习。鉴于他的特殊身份，党组织安排他回到原部从事地下工作，一方面搜集情报，一方面做孙桐萱的思想工作。朱晦生的工作卓有成效。出于对共产党的同情，孙桐萱以慰问皖北新四军的名义捐献5000元，有效地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从朱晦生进入安吴青训班前后的行为，大致可以判定，青训班无疑是他个人政治活动过程中的一个关键节点。与朱晦生相类似，还有许多来青训班的青年因为特殊的社会关系和出色的工作能力被组织派出去从事地下工作。例如丁日初在安吴青训班和陕西公学受训后，进入重庆中央银行从事经济情报工作，抗战胜利后还鼓动身为国民党中央委员的父亲丁超五与董必武、王若飞进行秘密会晤。
　　浙江宁波北仑公德小学校长李长来因为目睹了国土沦丧，在民族危亡之际深深感受到教育救国无望。当他接触到马列主义后便对共产党抱有好感，萌发了革命思想，积极宣传抗日。1937年冬，他离家来到安吴青训班，先后在青训班和陕西公学学习并入党。组织鉴于他在当地有一定地位且有公开的职业，于是安排他回乡以地方人士的身份为掩护开展革命工作。李长来回乡后，以公德小学为基地培养革命干部，发展当地的农会，领导开展减租减息运动，支援中共的敌后抗日武装活动。从青训班结业后被派回当地从事群众工作或组织抗日武装也是青训班的一大直接输出方式。这些青年一般在当地都有一定的地位声望，个人能力较强，可以产生较大的影响力。
　　南洋华侨何凤栖在国外受到革命救亡思想的影响，早在1930年便加入了新加坡“汽车回国服务团”。1939年左右他来到安吴青训班，先后在青训班和陕西公学学习并入党。1941年在中央财政处、陕甘宁边区粮食局任审计股长、管理科长。从安吴青训班结业后，许多青年都是经过陕公、抗大等各类学校继续培训之后进入各个机关单位和战斗部队，为中共领导的革命输入了大量新鲜的血液。
　　朱晦生、李长来、何凤栖的不同个案，代表了安吴青训班为中共革命输出人才的三种基本模式：从事地下工作、回乡从事敌后工作以及进入各机关单位和战斗部队。从现存的资料来看，进入各机关单位和战斗部队似乎更为普遍。这三人当中，朱晦生、李长来都在新中国成立以前的革命活动中牺牲，但是，更多的青年则幸运地经受住战火的洗礼并不断成长，一直活跃于革命事业的方方面面，为中共领导的革命的胜利奠定了稳固的人才基础。不仅如此，在1949年以后的国家建设进程当中，这些人又成长为能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教、宣传等各个领域独当一面的支柱。从安吴青训班走出去的青年们在革命中充实了中层和基层的干部力量，为组织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他们也在实际工作当中不断成长，成为党在各方面的工作中不可或缺的骨干力量。两年半的时间里，青训班向全国各地输送了大量革命青年，从青训班走出去的青年也在革命实践中获得了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