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理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禾苗在农民的汗水里抽穗，牛羊在牧人的笛声中成长；西村纺花（那个）东港撒网，北疆（哟）播种南国打场…我们世世代代在这田野上奋斗，为她幸福，为她增光；为她幸福，为她增光…”
　　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一曲《在希望的田野上》唱遍大江南北。彭丽媛用甜美脆亮、质朴醇厚的嗓音，把希望和未来巧妙地结合，歌颂着改革开放以后的新面貌，憧憬着兴旺、幸福的未来。
　　此时的中国，伴随着外部世界的冲击、内部思想的解放，洋溢着理想主义情怀，充蓄着奋进改变的激情。在国内分子生物学研究落后国外近30年而奋起直追之际，华中农业大学成立生物技术中心，正是学校从决策者、老一辈学人到青年科学家理想主义集体燃烧的结果。
　　时代激荡：“硬件”不硬+“软件”过硬
把时间和坐标定格在1986年的华农。
　　这一年，学校成立生物技术协调委员会。时任校长孙济中敏锐地认识到：分子生物学这一最为年轻的现代生命科学，必然渗透、充实和改造传统农科。学校一批新学成回国和在国内涌现出来的优秀青年教师在农业生物技术多个领域的开创性研究、“敢为世界先”的雄心，正是学校学科获得超常规发展的重要契机。在他的提议下，学校成立了生物技术协调委员会，统筹协调推进全校生物技术研究和学科建设。
　　这一年，张启发刚刚回国，在农学系遗传学教研室任教。他用四年半的时间，在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叩开了分子生物学时代的大门，完成了从访问学者到博士再到博士后的留学经历。作为学校第一个留美博士且有博士后经历的讲师，每月工资70元人民币，而在美国做博士后的月收入是2040美元。
　　这一年，张忠明被陈华癸推荐到中国农科院范云六分子生物学研究室学习。当时，陈华癸面对国内外农业科技发展的巨大差距，提出“要坚定不移的在分子水平开展生物固氮研究”，并千方百计地筹集资金和仪器开展分子生物学研究。
　　这一年，尚在英国JohnInnes研究中心攻读博士学位的邓子新回国探亲。他满载而归，大包小包里却尽是给实验室带的东西：各种药品、菌种、实验小器材，甚至还背回了一台融化培养基用的微波炉。
　　这一年，郑用链开设的“分子遗传学”课程已经清唱了3年。他的课程深受学生喜爱，但是没有实验条件，只能讲授理论，不能开展分子遗传学研究，更不能开设相关实验课程，被同事们戏谑为“清唱”。
　　彼时，改革开放的春风刚刚吹拂在祖国大地，新技术、新思想的星星之火斑斑点点地散布在校园，似乎熠熠生辉，却又闪烁摇曳。在极为有限的条件下，学校领导、老一辈学人和一群年轻人正在努力克服物质条件的匮乏，积累着破茧而出的能量。
　　生物固氮实验室购置实验仪器的经历映证了当时硬件的匮乏程度。
　　开展分子生物学实验，离心机是最基础的设备。但是，上世纪80年代初，整个华农没有一台高速台式离心机。张忠明跑到武汉市化学玻璃仪器公司，提出想购买一台高速台式离心机。柜台营业员没听说过这个“新鲜玩意儿”，让他们自己到仓库去找。张忠明一间仓库、一间仓库地查找，最后还真找到了一台高速台式离心机。有了离心机，终于可以分离质粒，但又缺少检测质粒DNA的电泳装置。他们土办法上马，买来几块有机玻璃、铂金丝等，自制一个简陋的水平电泳槽。最后实验结果观察、记录需要紫外灯、滤光片及照像机等成像系统，在商品经济尚不发达的年代，又欲购无门。最后多方寻找，在上海的一个村办集体企业找到了。
　　即使如此，不管是已经在国内搜罗了几年的张忠明，还是刚刚回国的张启发，所拥有的研究平台都无法开展一个完整的分子生物学实验。当时，学校开展分子生物学研究的力量是分散的，缺少一个共享、整合、交流、提升的研究平台。这群活跃的年轻人面临着同样的困难，共同的需求。
　　风云际会：基层探索+顶层设计
日历翻转到1987年的元月。
　　一次偶然的机会，张启发、张忠明、郑用链等几个迫切需要研究平台的青年人聚到了一起，决定联名向学校提交一份报告，建议学校利用新建立的中心实验楼和向世界银行贷款购置的设备成立“生物技术中心”。
　　这是份自下而上的建议，却与时任学校领导对学科发展的布局不谋而合。彼时，孙济中提出，“要站在全国高等农业教育的全局做出学科发展的规划，使一些学科跟踪世界科技前沿，跻身国家队，成为一流学科”。生物技术中心，无疑是顶层设计棋盘上的天元之子。
　　上下同欲者胜。很快，生物技术中心进入实施阶段，孙济中亲自主持创建工作。当时，新建的中心实验楼用房已经分配完毕，向世界银行贷款购置的设备都已经分到各项目单位。学校办公会决定采纳报告的建议，将中心实验楼侧楼约300平米的实验用房用于中心建设，从用世界银行贷款购置的设备中调剂若干主要大件仪器设备装备“生物技术中心”。孙济中亲自导演“刘备借荆州”，将已分配到各院系但仍未开箱的设备和使用率低的设备开单借用，再从1987年的事业费中划拨10万元作为生物技术中心的启动费，配备中心专职秘书。
　　没有推诿、没有拖延，从畜牧系搬来了比拖拉机还响的超低温冰箱，从“校中心实验室”搬来了超速离心机，从水产系搬来了高速离心机，从设备科调出尚未开包的电子天平……，教师学生，自己动手，肩扛背驮，在1987年的盛夏建起了当时堪称豪华的分子生物学实验室，命名“生物技术中心”，成为当时武汉地区唯一能开展较完整分子生物学实验的研究基地，也是全国农业院校中第一个生物技术中心。
　　当年，在学校下发的建立生物技术中心的通知里，把建立“中心”定位为一项带战略性的措施。站在30年后的今天来看，这个中心，确实在学校学科重点突破上起到了战略作用。
　　它是学校分子生物学研究和人才培养的策源地。生物技术中心成为我校分子生物学研究和相关人才培养的大本营，国内外学成回校从事分子生物学研究的老师们云集于斯，共享学术思想、壮大人才队伍，酝酿着新的更大格局。这是一次对人力资源的集约共享。
　　它是学校开放性公用研究平台建设的示范点。中心定位为以从事分子生物学和基因工程研究、教学为主要任务的开放性公用实验室。凡校内承担有这方面研究任务的单位和个人均可按规定办法进入中心工作，开展相关研究。这是一次对物力资源的集约共享。作为我校两个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的起点，它代表着早期生物类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的雏形。
　　它是学校科研资源使用付费制度的首倡区。成立之初，中心规定“四大件”———培养皿、试管、三角瓶、吸管公用。为了解决运行经费不足的问题，中心收取“台面费”，使用一个实验台面每月须缴纳100元“台面费”，靠“台面费”来补充公用仪器，维持中心运行。这是一次对资源高效利用的首创。（下转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