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英
  48年过去，如弹指一挥间，我虽已近耄耋之年，但对亲历东农颠沛流离的艰苦历程却记忆犹新，现将香兰一段往事回顾如下，便于后人了解。
  文革两年后的1968年，在全国农业院校都面临下乡的浪潮中，我校开始下迁到汤原县香兰农场。到最后一批师生完全撤出, 学校在香兰驻留了近10年的时间。这期间经历了初期的场校合一；1969年，一批老教师和干部下放巴彦县插队落户；1970年接收上海，杭州等各地上山下乡知识青年；1974年，场校分离；1974年-1978年从香兰往阿城的整体搬迁，原随迁的香坊农场职工被安排在闫家岗农场落户、工作。
  我在1968年10月18日第一批下放到香兰六队“五七干校”。此前不久，我被安排在农机系食堂负责管理工作。10月17日是星期天，食堂改善伙食。早饭前，我赶回宿舍提醒大家早点去吃饭。这时刚起床的许老师突然对我说：“你还瞎忙啥呢！没看见主楼前公布的大红榜名单吗?明天一早咱们就要到主楼前集合，先开动员会，之后就直接出发去香兰了。你不知道哇！”开始我以为是说笑话，确定是事实后又感到太突然，当时因爱人在康金井工作，家也安在了康金，不满7个月的女儿白天托养在别人家，如果第二日一早就出发，我连回家看一眼的时间都没有，刹那间我不知所措。心想，这么大的事事先不通知，让人太难理解了。但转念一想，共产党员的天职就听从党的安排，就不和家人告别吧，可宿舍里的书籍、物品怎么办？犹豫中还是接受了同志们的意见，抓紧赶火车回去。于是顾不上吃饭，先去系里找革委会负责人问清情况、交待工作，又在拾方宜老师帮助下用手推车将行李物品推到王兆屯火车站，匆忙上了九点钟去呼兰的火车。火车启动了，我怀着感激之心向站台上的拾老师招手致谢。到家后已过中午，我必须再度折返王兆屯才能不误第二日一早行程。没时间去看孩子了，草草吃完午饭，便赶回康金丼火车站，乘上返哈的火车。第二天，当出征队伍乘坐的火车到达康金站时，隔着车窗我看见按约定早已站在站台上的爱人，抱着女儿正向我们乘坐的车厢招手喊再见。我就这样和家人告别了。那个年代里，一切听从党召唤，无论个人有什么困难，都不会说“不”字。不久后，学校集体搬迁，涉及到全校职工和香坊农场部分职工，各家各人情况各种各样，但按组织要求，除了因工作需要留哈人员，基本都下迁到香兰。
  我们这支首批下乡先遣队，当日晚到了距我们目的地较近的“木良车站”，大队人马下车集合后，踏着初冬的白雪，走上曲曲弯弯的羊肠小道。天越来越黑，经过一个多小时的雪地跋涉，终于到了目的地——香兰六队。我们在这里开始了长期劳动改造的生活。
  六队就像我从小生活过的农村大屯，中间有一条小河穿过，两岸是一座座茅草房或瓦房。不同的是这里有组织的设置，对每个成年人按工种划分进行集体劳动。旱田、水田、后勤在河南，畜牧、机耕队在河北，我们到来后，按各工种分别住在各处的集体宿舍通铺大火炕。
  我们到香兰之后不久，学校开始往香兰整体搬迁，全校职工和香坊农场的二百来名职工携家带口，连同全部家当，按原单位所属分别住在其他六个大队和总场场部，学校机关设在场部，成为指挥中心的校部。除在王兆屯老校址留守的部分职工外，绝大部分职工逐渐下放到香兰农场；到1969年上半年，学校整体搬迁基本完毕。除了场部相对条件稍好，各队情况大同小异，所住的宿舍有的是破旧的茅草房，有的是红砖房，有的住在整修后的畜禽圈舍里，冬不挡风，夏不避雨。后来为了解决住房问题，学员们亲自动手，开展基建，盖起了几栋砖瓦房的家属宿舍，部分职工和家属才逐渐住上分户住房。
  文革中，知识分子被列为改造对象，首要的任务是通过劳动锻炼，学习，教育进行思想改造。从春种到秋收，从旱田、水田全程农业生产，到畜牧的畜禽养放以及基本建设、后勤服务等全由教职工和少量当地职工以及后来下乡青年一起承担。我们白天劳动，晚上开会学习，都有工宣队监督。
  农闲的冬季，大家要蹬着厚厚的积雪上山伐木砍柴，一棵棵地砍或锯，再一棵棵地运到山下，一堆堆放好，一车车拉回分到各户及食堂。为了一车柴火，得山上山下来回无数次，滑到了、拌摔了是常事儿。每年冬天上山砍柴要十来天，其中离山较远的队白天劳累一天，晚间就住在山下的“大窝家”茅草房里的火炕上。装运木柴中还有一定的危险性，有一次，突然向前倾斜下滑的车辕子压住我的小腿，造成骨裂。蒋亦元院士也在运柴中摔坏过锁骨。尽管艰苦劳累甚至时有伤痛，但大家从不叫苦，以苦为乐，以苦为荣，而且无论是一线劳动，还是后勤服务，农、工、商、牧、铁、木、瓦干啥像啥。1974年学校按省委决定开始从香兰搬往阿城，部分教职工陆续迁往阿城市内和阿城城东，因房舍有限，暂未搬迁的职工有的从香兰来阿城上班，有的留在香兰负责搬迁工作。搬迁的任务很重，除了学校的公用仪器、设备等物品外，还有各家各户的家当，甚至每家每户的烧柴，也不得不一起运回。所有的装、运、卸，仍由教职工承担，直到1978年最后一批人员从香兰撤出，第二次大折腾才算结束。广大教职工用自己的行动证明，知识分子不是过去的“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白面书生，大家在劳动改造中展现的仍是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的精神。
  在下乡的漫长岁月里，东农教职工将各种工作干得有声有色。革命先烈李兆麟将军的儿子李玉，下乡时担任“五七干校”校长，他每天和学员一起参加劳动，能赶大马车。马列教研室的梁希贤教授，负责遛种马，熟知马的习性。乔永芬教授负责本队粮店工作，服务热情周到，把粮店管理得井井有条，深受大家喜爱。许家美老师还以“乔老爷卖粮”为题发文章讲述他的故事。数不清的故事反映出东农人吃苦耐劳，敬业奉献的可贵品质。因为无论是教职工还是学生，从东农建校初就一直没离开生产劳动，始终是在吃苦耐劳的实践中度过的。
  东农从建校第一天开始，就以国家富强、农业振兴，人民幸福为己任，凡是走入东农工作的人，都下定把毕生精力献给黑土地的决心，并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了这一点。尽管有些人历史上和文革中受到冲击和不公正对待，但爱国敬业之心坚定不移。在香兰多年的艰苦生活条件下，在繁重的体力劳动中，他们始终不忘初心，想方设法挤时间，学习、查阅资料，创造条件搞科研、办试点班、传播科学技术。我国著名的动物营养学家许振英教授1950年来东农，1953年就被评为一级教授。他学识渊博，功绩卓著，虽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多次受挫，但爱国之心坚定不移。下香兰时，白天劳动改造，晚间在水缸盖上制定 “饲料标准”，时常往返几十里路，从家住的七队到总场校部书库查阅资料，后期还在场部凭着自己以往在国内的影响和威望举办了全国性的养猪技术培训班，给那个年代的国家培养了一批基层农业人才。号称大豆王的王金陵教授在劳动改造期间，就在一个破羊圈里，在用砖头搪起的木板上数豆粒，一丝不苟地搞科学研究，后来的他大豆研究成果称为我国大豆杂交育种史上的里程碑。
  蒋亦元院士的谷物割前脱粒联合收刈机的研究也是从香兰开始的，他在上山运柴中摔伤后，住院期间仍忍着伤痛进行设计构思，攻克了世界性难题。农学院返哈后他仍以香兰为实验基地，为了科学实验他每年往返数十次。住在二队的基础部化学教研室的老师们，为了解决病虫害和土壤施肥，也在搞农药化肥的研究；七队的张大鹏，五队的张宏伟每天贪黑起早，不管刮风下雨，全力以赴搞马的人工繁育。刚毕业留校的李景富老师还带二十来名学生组织的探索队在香兰乡下搞实践教学探索，研究教学如何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在劳动锻炼中，在没有教学科研的条件下，有的冒着还被批斗的风险，为什么还这样执着？就是因为他们对国家对民族的未来秉持一颗赤诚之心。爱国心，力之源。就这样，他们不忘最初的理想追求，通过不断的实践推进农业科技工作发展，进而汇聚了“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的精神洪流。
  实际上，在香兰的前六年，受客观条件所限，科研教学活动只能是教师们出于责任感的自觉行动。在学校长期不办不散的情况下，广大职工心急如焚，从未停止过对“农学院向何处去，到底该怎么办？”的探讨和求索，大家不仅在各项劳动中注重将知识用于实践，创造条件传授科学知识、技术，抢抓机遇开展科研活动，同时想方设法开展调查研究，了解全国形势，反映在香兰办学的具体困难，向上级领导提出诉求。但当时受左的思潮，特别是受全国学“朝农”声浪的影响，我校返回哈尔滨办学诉求遇到阻力。1974年省委决定让学校迁往阿城，于是我们在阿城城东边办学边建校。虽然是一段曲折的路，但必定是较香兰时期前进了一步，教学科研可以全面开展，广大教职工在这段时期齐心协力，创造了诸多奇迹。

  东农在十年的颠沛流离中，我校与全国其他农业院校相比，是下乡时间最长，返城时间最晚，损失最大的重灾区。1979年在马家花园恢复重建时，等于在哈第二次白手起家，尽管伤痕累累，所幸办大学必备的教师、房子、仪器设备三个要件中，我们保留了最重要的一件——基本完整的教职工队伍。尤其是各学科的骨干教师没有流失，我们能在较短时间内，完成了恢复重建大业，并能迅速发展，以至于被列为“211”一百所重点建设大学之一，很大程度上缘于我们的队伍不散，人心未变，“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的东农精神没有丢！
  我们是在老一代东农人培养、教育下唱着“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歌儿成长起来的。我已与东农风雨同舟共近60年，特别是在退休后的十几年里，在负责老科协的工作中，与老先生们的朝夕相处，感受颇深，他们的思想品格，精神风貌，光辉业绩是我永远学不够，做不完的。时逢全国庆祝长征胜利80周年之际，我一遍遍收听学习习近平主席的讲话，深受鼓舞和激励，我们之所以能创造世界瞩目一个又一个的奇迹，关键在于有理想信念为灵魂支柱和精神支撑，如果把下香兰作为东农人长征的一部分，同样也是一首壮丽的诗篇，而贯穿其中的东农精神将一直鼓舞我们，承前启后，继往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