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逢国庆节长假，年迈的双亲都盼望我能回家看看，在无数个夜晚，我时常梦见自己回到了家乡，那里的山川河流，门前的一草一木，家里养的大黄狗，是那样的熟悉而亲切。醒来时，才发现窗外一轮皎月当空，我稳稳的躺在床上。
    今年国庆节我决定回家，在办公室给车站的小熊打了一个电话，让她帮我订一张车票，每次过节，车票就一票难求。
    出门后，发觉整个城市人满为患，车流人流汇聚在一起，蔓延到每一个阵痛的路口，沉沉的溢了出来。待我心急火燎的赶到车站时，终究迟到了，巴士司机对我一阵臭骂，这个黄金周谁不想多赚点钱呢？平时一趟都装不满，这个黄金周司机大都赶时间一天跑两趟。
    我的家乡在大别山革命老区，与武汉大约大约180公里路程，由于路况很差，一路上在颠簸中度过，下午1：00，好不容易挨到家了，妹妹和妹夫已经在家等着我，他们比我早3个小时到家。
    家里农活都没干完，邻家的花生都晒干了，我家的花生还在地里发芽，我让妹夫和我一起去地里拔花生，母亲不同意，最后妹夫还是随我去了地里，用他的话说，是想看看花生是怎么长出来的？投个新鲜，跟我去了地里，不知道他情愿不情愿。 一个从没看见过花生的人去拔花生，我有点揠苗助长的感觉，果然，妹夫去了地里不会拔花生，他根本找不着花生的根在哪里！没办法，妹夫说，你拔吧，我来摘！就这样凑合着，我拔花生，他摘花生。
    在地里干了2个小时，太阳愈来愈大，感觉似夏天的天气，气温窜到了34度高温，妹夫有点受不住了，大汗淋漓，短袖褂子湿了透，母亲赶紧让妹夫先回家，妹夫如释重负。 下午，妹妹嚷着说妹夫手膀都晒黑了，母亲不再忍心让妹夫下地了。我和母亲一起拔了一天花生，一块地大约拔了1/4，主要是家里长久没下雨，地里干得发裂，花生根叶都已枯死，要拔起花生谈何容易？总是我在前面拔，母亲在背后用锄头掏，一天下来，她从土里挖起的花生比我拔的多得多。虽然不太适应这种高强度的劳动，只想为母亲减点负担，每次让她少种些田地，多保养身体，她却置若罔闻。
    在农村，两个老人除了下地劳动，没有一点其他的娱乐生活，家里的彩电是10多年前购置的，打开是一片白色，收不上节目，电视机后面连插VCD的插孔都没有，父亲爱听戏，有几张楚剧的碟片都没法放出来，于是，父亲在闲暇时弄了一个收音机，嘈杂无比的戏曲广播，他也独得其乐。 我一直在想，要想让二老多休息养病，必须为他们提供休息的场所或媒介，我脑海里设想为他们买一台新电视机，或许他们平时看看电视，可以放松一下疲劳，我从心里希望母亲能迷上看电视或打麻将之类，只要不下地劳作，多呆在家里就好。
    买新电视机的建议得到了父亲的赞同，他平时还喜欢看看新闻，但遭到了母亲和妹妹的反对，母亲是一个吃完晚饭就打瞌睡的普通农村妇女，但早晨天蒙蒙亮就起床下地劳作去了，看电视对她来说可有可无，妹妹的反对意见是买电视不如多买药给她们吃，把有限的钱要用在刀刃上！其实，买电视机，何尝不是为她们的精神生活考虑，药物只能诊断人的肉体，却诊断不了人的精神，我只想让他们过得愉快一点，能够从电视的娱乐中得到一些快乐，减轻他们的压力，可妹妹不懂我的苦衷。
    最终，我瞒着母亲和妹妹，花了一个月的工资去镇上挑了一台29英寸的大彩电，父亲很是高兴，回家后，母亲一阵猛批，父亲嘿嘿的笑着：“这彩电留着娃儿今后结婚用，以后不买就行了，我们先在家看看有何不可？”
    母亲咕哝着就不再作声了，我和父亲弄好电视机，却照样收不到台，搜索几遍都是白搭，父亲说，左邻右舍都是有线电视，信号太强，你无线根本收不到台的，要看电视，必须安装有线电视。母亲听说要安装有线电视，还要花320元的安装费，更是气急败坏，要我们父子俩把电视机退回去，我们只好让妹妹去做母亲的工作。
    我上街买了几个有线电视插头，找一根白色的天线和分离器，从后屋的邻居家把有线电视搭了过来，我忙活了一个下午，终于能收到有线电视了，可以接收35个台，妹妹很高兴，最高兴的要算妹夫了，他来我家几天，既没电视可看，镇上也买不到报纸，下地干活又不行，差不多把他闷死了，终于一家人可以坐在一起看电视了，我喜欢这样的气氛。
    好景不长，我返武汉前夕，村长去镇广播电视局举报，说我家私自搭接有线电视，广播电视局马上过来查线，看见广播电视局的老何骑着摩托车老远轰隆隆的开来，我忙关上门，提着篮子下地拔花生，老何拦住我，劈头就问：“这是你家吗？”
    “不是！”我挤出两个字，头也没回。
     我径直去田地了，老远的看见老何围着我家屋子转了几圈，终究不敢推门进去。
     第二天我就要返武汉了，怕老何又来找麻烦，临走时给在县委工作的朋友挂了一个电话，请他转告一下镇广播电视局，别欺人太甚！在农村，山高皇帝远，父亲很多时候都是忍气吞声。 
    在回家的车上，看见公路旁的耕地又卖出了20家，大片的耕地都建成了住宅，集体所有的农田都被建成了住宅，母亲说，村里卖地的时候，涉及到我家一小块地，也被村里卖掉了，得了2000元的补偿，母亲说这2000元不能动，只想为父亲买一副好棺材！
    听到母亲说这话的时候，我流泪了，每次打电话回家，父亲总是说一切平安，半年都没买药吃了，上次头晕得厉害，简单的去村卫生所买了一点药，稍微好了一点。我渐渐的发现我不懂父亲了，对我们子女，父母总是报喜不报忧，和父亲生活了30年的母亲，应该是十分了解父亲的，包括了解父亲的病情，我想，母亲一定是是察觉到了父亲在病情上的一些变化，才能说出此话！这话是母亲偷偷告诉我的，没让妹妹知道，毕竟妹妹出阁是人家的人了，要在人家过日子，不能让她提心吊胆。有时候我真的无法去接受一些事实，父亲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不如70多岁的爷爷，爷爷奶奶很少来我家里，母亲颇有怨言，我知道母亲的苦衷，一个人要照顾父亲还要忙田地里的农活，亲戚除了互相算计和推诿，没有一点亲情。 
    趁妹妹和妹夫以及我在家，母亲说买只鸭子，炖点汤，一起补个身子，平时父母很少买肉的！我让母亲把爷爷奶奶叫来，无论爷爷奶奶是否帮助或关心我家，但对父亲的养育之恩不可不报，无论长辈对我们多么的不好，我们不应该去计较，应该怀着一颗孝心去赡养老人，百善“孝”为先！也许我常年在外，无法体谅母亲是多么的希望得到爷爷奶奶的帮助，在得不到帮助时产生的那种埋怨。当我说这些话的时候，母亲流泪了，母亲哽咽的说，你外婆外公去世很早，我是多么的希望能得到你爷爷奶奶的帮助，我也希望有一个大人照顾着我！
    我似乎懂了母亲，她也希望有一份父爱或者母爱！这是人的天性，和年龄无关，母亲的内心很脆弱，在她的精神世界，其实是多么的无奈和痛苦，她也渴望着被爱，被人怜惜！可我和妹妹给她的太少了，所以她只有找爷爷奶奶索取了，这些理应是我和妹妹给她的！我们一直只知道给母亲买药建房子，改善母亲的物质生活，却很少去关心母亲的精神生活！
    对于母亲的病情，我联系上在医院工作的同学，我说，母亲病情一直在恶化，让他给我好好检查检查，一定要给我说真话！
    同学说，你来吧，我带你妈去找我们医院的张院长看看，他一定有一个诊断。
    扶着母亲楼上楼下的跑了一通，张院长给的结论却和县人民医院没什么差别，县城做不了这种手术，即使去了武汉也不一定能做好！现在肚内的物质已有半个鸡蛋那么大了，压迫旁边的肝组织，才引起疼痛！没有谁敢保证做了手术能康复。 这个手术非做不可，却又无法做！前后矛盾！
    同学只给我妈开了30元的消炎药，宣告完事！我们心里比谁都亮。
    母亲求我别让她做手术，母亲说，我一做手术，就起不来了，你爸爸已经形同废人，难道还要把我废掉？ 我知道母亲身体非常虚弱，承受不起手术，也知道母亲即使能够手术，1-2年内也不能恢复，可我不能这样眼睁睁看着母亲饱受折磨！ 母亲说，我买点药敷一下就好！只希望你能早点成家，我们早点把债还完，我死而无撼了！你不要考虑我！
    母亲就是这样倔强！ 能够减轻母亲的压力，也许唯一的办法就是尽快还完债务，我尽快成家，再说服她，让她去做手术，安心养病，可现在，现在欠下5万元的债务，以我现在的速度，省吃俭用，最少要3年，不知道母亲的病能否等我3年？3年后，那颗鸡蛋大的物质会边变成什么样子，我不可想象！ 回家看到云飞的母亲患食道癌，滴水不进，已经在武汉医院花了5万，都无济于事，云飞的母亲和我母亲是同年，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穷怕了，饿怕了，现在本可享福的年龄，却患此重病！
    我几乎对自己没什么要求了，我只想母亲能等我3年，3年后，我会处理完手上所有的事情的，我不会比别人差，我一直坚信。可这艰难的3年，是多么的难过！
     ……来武汉这两天，夜夜不能寐，没有谁知道我在想什么，也没有谁能为我解救什么，我只想静一静，静静的看着天空，如同今晚的月亮，虽然“罗莎”台风正在江浙一带雷雨交加，武汉的天气依旧晴朗，弯月如镰，却光芒四射，我静静的坐在电脑前，没有了思想，只闻手指敲打键盘的声音，指尖生生的疼！
    

作者简介：

    范云周，男，毕业于华中科技大学新闻系，出生于湖北黄冈大别山区贫苦农民家庭，现供职于中国地质大学江城学院党委宣传部。2009年春任我院院报兼职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