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7月，我回到了北师大政教系。因为我在北大进修的是哲学，理所当然要到哲学教研室工作。根据需要我接受了给中文系四年级上哲学课的教学任务，同时担任教研室党支部组织委员的工作。当时，我们教研室主任是石盘，党支部委员有李思温、齐振海、郑修身和我。
　　来年反右派斗争结束后，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干部下放的精神，学校里组织两拨人分别下放到农村和工厂。到农村的是下去劳动锻炼，然后再回学校工作，而去工厂的则是要精简，但当时并未说明。我是去农村的，和我一起去的有我们系的一些教员，也有别的系的教员和行政人员。去的地方，当时属北京市昌平区永丰乡的一个村叫“屯佃”。下去的那天是12月5日，刮着西北风，天非常冷。我们坐在一辆带棉棚的大卡车上，因为好奇，我从小窗户往外看，着了风，下车就病了。饭也没吃，就病倒在我们四个人要住的一个农民的家里，发烧三十九度多。等我醒来后已是第二天上午。炕很热，出大汗。我看见一位女青年正在填柴烧炕，她说是团支部书记，村里派来照顾我。好在年轻，躺了一天，病就好了。从此，就“扎根”农村了。当时，并不知道自己的前途如何，因为组织上号召，要有一辈子在农村的思想准备。共产党员当然要听党的话，好好干，不去想以后如何。
　　我们虽然分散住在农民家里，但并不在那里吃饭，只是睡觉。我们几人住在崔大爷家的西屋，三人住外屋，我住里屋。因为里屋的炕不能烧，夜里特别冷，我盖两个被子，还把棉衣压上。靠着体力壮，睡眠质量又高，一觉醒来大天亮，暖暖的挺解乏。我们吃饭是单起伙，叫下放干部食堂，大家轮流做饭。由于组织上不让脱离农民生活水平，所以细粮、油、肉都被限量，而且每顿饭的钱数也有规定。更不许从城里买食品带来（带点咸菜可以），否则要挨批评，严重的要受处分。轮到谁做饭，谁都会费尽心机设计，既要吃得好，又不超标，是个很不简单的事。比如，买炸豆腐炒菜，可以节省油，或买骨头熬汤。大家都年轻，饭量大，一劳动，吃得更多。我记得吃包子，一顿能吃八个。所以，吃细粮必须限量。比如，吃米饭，每人四两，不够吃窝头。这我倒不在乎，因为不爱吃米饭，每次都给别人。我吃窝头长大，不但不怕吃而且爱吃，到老了还是这样。现在，我还常买点窝头和香葱，蘸甜面酱吃，那叫个香。
　　农业劳动对我是件生疏的事，很多都不懂，一切要现学。我当时所在小队队长姓范，是个劳动能手。他不善言谈，每次出工布置活，只是几句话，到地头就干。拔麦子的时候，不管多长的垄，他一蹋腰就到头，不带直腰的。他对下放干部非常热心，手把手教我们怎样干农活。我这个人不算笨，学一学就会了，干得还不错，当然离老范的水平差得远。
　　干农活确实苦，尤其是天冷得很，冻手冻脚，真要咬牙坚持。有一天，早上零下22度，北风猛刮。我们照旧出工，扛着工具，把手笼在袖子里。到了地方，赶快藏在柴禾堆前背风。刚待一会儿，老范来了，说太冷了，今天不干活了。我们一听特别高兴，三步变两步，立马返回家。开春以后，我们又到菜地里干活，这活很细致，但比大田里的活轻松。脱了鞋，光着脚，挺爽，还能治脚气。
　　干活累点也就是了，麻烦的事是在下放干部中自己跟自己较劲。我是个小头目，有两位老兄总想跟我练练，让我服输。有一天，在小河沟里淘水。由两个人一起抡个大的竹篓子淘，是个力气活。两个老兄来回换，我这边一个人干到底。我当时想，他们俩人想搞垮我，没那么容易，不定谁输。结果，他们俩人也没干过我，一再要求休息。这个事，今天想起来，实在没意思，何必非要较劲呢？他们不是党员，对下放不理解，不满意，有意见，可又没地方去说，所以就拿我这个共产党员出气。我应该宽容一些，可当时年轻气盛，想都没想这么多，实在对不起他们两位。
　　另外的较劲，跟这种较劲的性质就不同了，那真有点“革命性”。当时，大家的劳动热情很高，纷纷写决心书表态。我的决心书写了几条，内容全忘了，只记得一年大干四百天的保证。就是说，不仅全年不进城回家休息，而且还要加班三十五天，这在当时下放干部中很显眼。也许有人说，准是为了出风头。不然，那时还是真的，觉得自己是党员，应该带头，起模范作用。我并不要求别的下放干部跟我比，而是自己这样做，可以使别的下放干部都努力按自己的条件尽可能去做得好一些。这事假不了，要一天一天干才行，并没有任何人强迫，完全是自愿的。现在有的学者写那个时候的历史，总是把许多事说成是政治形势所迫，人们不敢不做。说句公道话，实际情况不是这样。在现代人看来，也许有点傻，不可理解，但那时的人们还是真诚的。我的做法确实有点冒进，但不是假的。还别说，当时还真有人跟我一样这样做。他叫杨寿堪，那年刚从政教系毕业，留在哲学系教研室当教员，小伙子很有干劲，也宣告每年大战四百天。确实，他后来在研究西方哲学史方面很有成就，这跟他肯干有关系。
　　下农村劳动虽然累，可整个生活是愉快的。多数人都高高兴兴地过活，并不是天天愁眉苦脸。下了工，洗手洗脸后，到食堂一看，热气腾腾的饭菜，一个个像饿狼似的，边吃边聊，如果有点新花样，更是兴奋一番，众口夸奖当天做饭的同志。干活时认真干，一休息，或聊天，或相互开玩笑，很是热闹。
　　下去劳动，最让我不能忘记的一件小事，是一次我从城里回来，天色已黑，下了公共汽车，又因为路不熟，不知怎么走。幸好，有几个去北郊农场的人，他们路熟，就一起走。说着话，很快就到了屯佃村子的边上，他们继续上路，我一个人走，天黑看不见路，心里有点紧张，走着走着不小心掉进沟里。刚一掉进去，还没顾上疼，就听见上面一声大叫，原来是个猫头鹰被吓飞了。这一来，我真害怕了，使劲大声喊叫，但没人，只好连滚带爬进了村。好在有惊无险，算是回到了“家”。
　　下放劳动不仅学到许多农业知识，而且对农村的情况有了实地的了解。对我来说特别重要，因为我一直长在城市，对农村一无所知，这在搞自己的专业方面是个很大的缺陷。尤其我在那个队里当了一阵子副队长，和农民干部一起开会，研究各方面工作，对我帮助很大。不过干副队长最头痛的是农民找队里来解决问题，有工分方面的，有人际间纠纷的，也有要钱的，还有开证明的。处理这类问题，对我来说还有个情况不明的难处。简单的问题，几句话就解决了，复杂的问题只能表示一定认真办，但需要队委会集体研究才能答复。我这个人没脾气，与农民交谈问题态度好，他们还真愿意找我说。有的说一说，我耐心解释一下，暂时解决不了的问题，也就算了。接触了实际，使我有很大收获。
　　1958年5月，因为要开“中共党史”课，必须编大纲，所以教研室就把我调回学校，离开了生活半年的屯佃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