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保荣

    为什么马大三从害怕杀人变成主动杀人？究竟是谁杀了马大三？解决了这两个问题，就明白了电影《鬼子来了》的全部思想深刻性。
　　不同于其它抗日题材电影的浅薄、自欺，把日本鬼子写成笨蛋（如《举起手来》），同仇敌忾、“突变”、“高大”（如《小兵张嘎》），野性血性、传奇笔法（如《红高粱》），英勇作战、悲惨壮烈（如《太行山上》《烈火金钢》），抗战+恋爱（如《黄河绝恋》），日本人人性的复苏与沉沦（如《紫日》），电影《鬼子来了》表现了它思想的异质性和深刻性：是日本人，也是中国人，更是中国文化杀了马大三，思想直达中国传统文化的内部。
　　的确，影片扎根于中国文化的深层，揭示了中国人的劣根性：看客心理或看戏心理，如鲁迅所批判的。当马大三碰巧同时分到两颗杀人的红豆，其他人就事不关己，等着看戏；而当他们发觉马大三并没杀人，遂集体演戏，强迫其杀人。此其一。日本人送粮来了，就奏起乐曲，得意忘形，又唱又笑，不知祸之将至，看敌人的“戏”，其实是送自己的“死”。此其二。影片结尾更是个“看戏”大汇展：国民党军官演讲（夹着国语粤语），便看了演讲戏；杀汉奸（汉奸在笑），便看了杀汉奸戏；杀马大三，看客们异口同声赞成军官杀马的理由，这一盲目愚昧残忍的场景，不能不令人想起鲁迅笔下的深刻意象——吃人！
　　其次，该片还挖掘了中国人善良与愚昧交织、胆小与狡诈混合的国民劣根性。村民们太信日本人，以为不会恩将仇报，何等善良和愚昧。村民们不敢杀人，胆小怕事，但逼起马大三来却极尽逼诱之能事，其深层心理是认识不到中日是“公仇”，而认为马杀日本人花屋是“私仇”，与己无关。刘爷这老刽子手浑水摸鱼，骗吃骗喝，但只用刀轻刮了一道痕迹便了事，既明哲保身，又似守信用，更是推卸责任，这是一种典型的胆怯狡诈的中庸之道。电影以三次“借刀杀人”展示中日性格的不同：村民借马大三和刘爷杀人，尽显国人的胆怯狡诈愚昧；日本队长命令村民杀花屋，村民不敢，显示村民的怯懦、厚道（他跟我无冤无仇）与恐惧；但国民党军官借日本人之手杀马大三，马大三转眼便人头落地。在这多重对比之中，体现了中日性格的差异，并非简单的日本人“残忍、服从”便可概括的。
　　再次，《鬼子来了》镌刻着中国文化特有的“以理制欲”模式。先是“以理制疑”：本来村民们怕日本人恩将仇报，但马大三们以有恩情、有契约为“理”，压制这种“怕”的疑惑和恐惧。后是“以理制仇”：马大三的仇恨是由悔恨、反省和勇气而生，所以从怕杀人变成主动杀人，为村民们报仇，杀日本战俘；但国民党军官以对待战俘的纪律、杀敌应在战场上的“理”压制、取消报“仇”的欲望与合理性，使马大三的报仇从“私报公仇”变成“公报私仇”，再变成“报仇该死”。而且军官急于处死马大三，凭借的不是“法”，而是“理”，是封建的公审公决，看客们异口同声地举手赞成，使得军官处决马大三，不仅“有理”，而且“有利”（可以推卸责任），更加“有节”（既然马杀了日本战俘，那么让对方杀马，既理所当然，又借刀杀人，不负责任，两全其美）。
　　最后，不能不提日本人的残忍。日本人恩将仇报，大开杀戒，村民不执行日本队长命令杀花屋，花屋却反杀村民；日本人以守信用、送粮始，却以显兽性、大杀戮终；日军官明知日本已经投降，却仍烧杀不止，嗜杀如命，人性灭绝，所谓的“效忠天皇”亦不能压制其兽性和最后的疯狂。即使对自己人，也同室操戈，群殴花屋。正是日本人的残忍，导致马大三性格突破，从胆怯农民演变成复仇勇士。（日本人违反理、法在先，马大三借此逻辑杀日本战俘，在不合理中合情。）
　　而在电影闭幕前，那颗死不瞑目的血淋淋的头颅，的确大有深意存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