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叶老，您能先谈谈自己怎么来上海财经学院的吗？
　　答：我离开上海财经学院，现在算起来已经整整60年了，一轮甲子过去了。我在上海财经学院4年，1953年到1957年，当了两年学生、两年助教。我是福州郊县人，1952年考进厦门大学学财经科，当年一共是156个人，有6个专业，分别是政治经济学、会计学、统计学、财政金融、国际贸易、企业管理，当时我选择的是企业管理。
　　全国解放以后，大规模的工业建设已经开始了，我们想将来毕业到工厂里工作很好。当时有很多人争企业管理这个专业。一个系一个班二十几个人，小班。不久全国院系大调整，把厦门办得非常好的工科撤掉，并到浙大，并到南工，有的则到了武汉。撤掉以后，企管系啊，我们本来整个课程有三分之一的课程是学习工业技术，比如说我们工业学的切削原理、制图认图等，工科并走以后这些课就没有人开了。当时我们学习苏联的时候，是说像我们企业管理这个专业，就是看你工科这方面学了多少，这方面的知识学到一定程度才算合格。企管系毕业的学生到工厂里搞计划工作、生产调度工作。当时要求你到工厂里搞计划工作，人家把图纸给你，你能基本看得懂就可以。厦门大学工科调整出去了，企业管理就也得并走了，当时有一条统一的规定，即华东地区的财经系全部并到上海财经学院去。
　　问：等于你们和会计系一起走的？
　　答：其他都没走，厦大会计系没走，王亚南那时候很强势的，就我们一个专业走了。还有一种情况我在念大学的时候啊，本科都是四年嘛，解放初期就提前一年毕业，都是三年，所以我1953年进去的时候三个年级一个年级毕业走了，剩下两个年级。院系调整的时候，厦大一个干部都没有去，也没有一个老师带着去。当时我们系里面学生当中没有一个共产党员。就只有新民主主义青年团，11个团员成立一个团支部，我是团支部书记，苏东水教授是组织委员，还有一个宣传委员就三个人。苏东水毕业了就剩下我一个支部书记，还有一个宣传委员，当时学校就让我带队。院系调整就是我带队的，可能当时介绍信等很多材料也是我带去上海的。结果变成我们这支队伍到上海财经学院的时候是我领队去的。我记得，厦大企业管理系并进去的时候是第23家单位。在我们前面的是山东财经学院。
　　问：对，你们好像是最后一家并过来的。
　　答：是，之前的山东财经学院是一锅端，连干部、老师、学生、院长、连党委书记许浪璇都一起过来的。我记得我们那个时候学校是解放楼，旁边一个操场。我记得那天晚上开大会，华东各个单位来的人派代表到主席台上坐，厦大就是我上台去了。从今天的观点来看，有人认为我们这个高等教育啊，像院系大调整是一次折腾，路不一定走得对。甚至有人说民国时代建立的高等教育体系全部都打碎了，这样不对，像很有名的沪江大学、圣约翰大学都拆开来了，财经学科到上海财经学院去了。我1953年到了上海财经学院念二年级，然后是三年级，念两年。毕业以后就当助教。
　　樊丽明校长参加福建校友会换届的时候，查到我的电话，邀请我参加他们的活动。换届那次活动上他们硬要我讲话，因为我是50后嘛，很多是80后90后，相差几十年，一定要我讲。我主要讲了对母校的深深感激。对我个人而言，母校给我三样东西我是不会忘记的。
　　问：请问是哪三样东西？
　　答：第一，我在上海财经学院入党，入党日期是1954年5月25日。
　　第二，参加1954年上海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尽管说之前那个临时会议不是正式的第一届，大概已经选了陈毅当市长，后来我们也选陈毅当市长。1954年召开的上海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大概有两三千个代表，其中大学生代表就是3个，当时市里面分配：上海交大1个男生，上海财经学院1个男生，上海戏剧学院1个女生。上海财经学院这个名额就给了我。当时上海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还在世的代表肯定还有，有几个就不知道了。不过我们财经学院校友当中还好有我这个曾经是上海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还在，如果你们今天来有收获的话这个我想算是一个吧。在校友会换届大会上我也说明了相关情况，这个不是炫耀我自己，说明院系调整后上海财经学院变得比较强大，要不然当时为什么上海的3个大学生代表名额不给复旦、不给同济、不给华东师大，就给了我们财经学院？我们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当时是陈毅市长做的报告。
　　第三，留校当助教。我于1955年毕业，我们这个班很多从福建来的，也有很多上海学生，很多上海人毕业后都想留上海，都不想去远的地方。当时有留校的名额，我填报的志愿是北京，我当时已经入党了，是团支部书记，成绩也还不错。我想去北京，当仁不让。北京是首都，我要去北京。如果北京不能去的话就是东北，东北是国家大规模工业建设的地方，要是东北不能去的话我就去西北。第三志愿是西北，条件最艰苦的地方。最后我留校当助教，因为在二年级三年级的时候，我担任学校团委副书记，当时学校要我留下来，给我两个选择：要么在宣传部工作，要么在团委工作。但是我想留在工经系，不留我就走，最后留在了工经系。当时有个女同学说我，“你从福建跑到这里都那么远了，你再跑远一点有什么关系呢？你留在上海，我们还过长江呢！”
　　2017年是我们母校百年校庆。解放前我们不说，我们就说解放后。解放后六七十年时间嘛，我个人以为学校有两个时期是比较辉煌的。一个时期就是我刚刚讲的，院系调整后学校规模很大，力量很雄厚，名教授很多。当时我们上课很多都是很有名的教授。后来上海财经学院命运也是不好，遇到两次挫折。一次挫折，就是1957年我走的时候，有一种说法，上海财经学院停办。停办要跟政法学院合并，成立上海社会科学院。成立上海科学院应该是对的，我们现在国家是有个社会科学院，里面有很多机构。但问题是把好好的财经学院、政法学院都停办了，去办一个上海社会科学院。当时我就想好好的财经学院怎么就停办了呢。当时正好厦门大学统计方面需要一些教师，还有工经方面想要人。正好我是从厦门大学来的，厦门大学经济系教授也住在那个宿舍楼里面，他说，这个是一个机会啊，你赶快回校工作，1957年我回到厦门大学。到1972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是撤销，因为我已到了厦大，具体就不说了。1968年，当时厦门大学说干部要下放，干部要到“五七”干校。一家一户一部大卡车开到农村去，大伙都走了。我们都准备好了，小孩子棉袄都做好了。等到要走时，学校说叶品樵你不能走啊，以后办学谁来办。我时任系办公室主任，负责抓教学业务的干部，于是我就留了下来，办试点班、办培训班。到1972年，我们国家的高校先恢复招生，再恢复高考。招生了，学生来了，如今厦门大学有经济学院、工商管理学院、管理学院三个学院，当时六个专业就是一个大系，很大一个系。我留下来以后，当革命领导小组副组长。1972年起我当了5年厦门大学经济系系主任，后来学校把我调到教务处当副处长，又任教务处处长。所以不晓得你们发现了没有，上海财经大学校友当中少了一个族群，少了一个什么族群呢？就是工农兵学员。很多大学都有工农兵学员，因为“文革”期间上海财经学院撤销了，所以没有工农兵学员。1977年恢复高考，我们财院是1978年复校，复办很艰难，因为人都拆散了。像苏东水教授到复旦大学不回来了，汪鸿鼎教授回来了。后面学校发展比较顺利，作为财政部管的学校，再作为教育部、财政部、上海市三家共建的学校，这算另一个辉煌期。现在我们上海财经大学很厉害，很多优秀学生都想来上海财经大学学习，招生分数线也比较高。我相信我们的母校以后会发展得更好。回顾学校60多年来所走的路是很不容易的。毕竟经过一时停办、一时撤销，复办以后走到现在，开创了这么好的局面是很不容易的。
　　问：您最近有回到母校看看吗？
　　答：我最近回过上海财经大学的，在那里照相。我同班同学也在学校。我拿给你们看看。这里是几张照片。这一张，这个是上海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的名单，那个时候有北四川路区。
　　问：对，我们当时是在那边。
　　答：我讲了是有一个女生陶安，是戏剧学院的，跟我们一起。开会的时候我们见面的，我们一起的里面有很多名人（比如禇凤仪副院长）。我是第一、第二届代表，那个时候是一届两年，1956年我当第二届代表的时候没有北四川路区了，改叫虹口区。当时我参加人民代表大会，如果值得提的话有一件事情印象深刻。上海市一路电车，是由静安寺到虹口公园的，实际上是静安寺到北四川路已经停下来了，就在那边搞一个Y型的拐弯。当时我们代表团坐了一下，明明从静安寺到虹口公园去的车，你怎么就在北四川路停下来呢？而且在那里做的一个Y字型拐弯很不好。我们就联合做了一个提案，建议说把这个Y字型的改一下，现在这个电车没有了。当时那个电车存在很长时间。市里面很重视，要处理这个问题，过去就是有空军司令部，即解放前上海警备司令部那栋楼，到虹口区要从那栋楼过去，他楼上有设备，有震动会影响他的设备。市里面说这很麻烦，那我们就去那边勘察，能不能从北四川路那边直接开一个小路过去，会经过鲁迅故居那里，鲁迅在那里开过书店，从那旁边过去，但是那边民房也有好几栋楼，拆掉难度很大，那也不行。隔了一段时间影响部队的问题也解决了。大概在1957年我快走的时候这个路通了，通到虹口公园那边去，绕一圈出来了。我记得当时市里面还通知我，提这个提案的其他人我记不得了，他们叫我们过去坐一次。1957年离开上海之前，我还特地去了坐一次，因为这个提案是我们提的。
　　当时我们学校里面名教授很多，比如说工经系系主任孙怀仁。孙怀仁是从日本留学回来的，写了很多书。他有一个特点，年轻人在旁边吵吵闹闹的，他自己在那备课，无反应的，也不说他们。孙怀仁从来讲课不用稿子的。我入党介绍人是党委副书记许浪璇。当时我从福建到上海，有很多事情都不懂，许浪璇问我说：你为什么要参加共产党？我说：
　　我看了两篇文章，很感动：一篇文章是《党员登记表》，这个你们看不到了，好像是说地下斗争的，写得很动人；另一篇是《老水牛爷》，介绍了山东胶东老区一位老水牛爷的事迹。
　　我就跟他们讲，我应该参加中国共产党。许浪璇一下子脸黑下来：你看这两篇文章就可以参加共产党？你开什么玩笑？后来他拿出党章和其他几本书，跟我说：这几本书你拿回去看看，再来。我们就把书抱回去。许浪璇在山东财经学院的地位比较高，到上海财经学院来当副书记。我们的教务长是吴承禧，副教务长有两个，一个是许本怡（会计系的），一个是许浪璇。许浪璇是第一副教务长。不像我们现在，党委书记什么的就排在前面，所以我印象很深。对我们财经学院来讲，会计系还有一个娄尔行，当时他好像有一个成果，“凭证整理单据记账”，因为这个好像在全国出名了。
　　问：还有哪些老师给您留下了深刻印象？
　　答：那个时候娄尔行还不是主要的，会计系主要是龚清浩，我记得工业经济系还有马家骅，马家骅到班级上课的时候，很派头啊，把大衣脱下来……我印象深刻的还有张君一，他是讲师，当时我们办的厂长学习班，我跟着听课，给他当助教。他当讲师我当助教，他年纪也比我大一点吧，备课我们都在一起的，当时我也介绍他入党。
　　问：叶老，你们当时从厦门到上海是坐火车还是走海路到学校的？
　　答：那个时候我们很艰苦的，我首先是从厦门出发，先到福州，然后我从福州到上海，从福州闽江那里坐船，不坐船不行的，山区有很多山路，要爬很多山。我们坐船到南坪，然后在南坪换汽车到建阳，要住一晚上，第二天坐汽车从建阳到上饶，然后从上饶转火车到上海。回程是从上饶坐汽车到建瓯，从建瓯到南坪，然后坐船到福州，这样走法。1953年我们不是大家在福州集合再去上海，大家要按规定时间到上海，然后大家一起到上海财经学院去报到。
　　问：再问问您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事啊，您当时读书还有工作的时候，我们在高等教育领域全盘向苏联学习，也翻译了很多苏联的教材。包括把以前西方资本主义色彩浓重的比如工商管理等学科名字都改掉了，改称工业经济这些。关于向苏联学习，您是怎么看的？有没有逐步向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学科这样的方向发展？
　　答：当时就是全盘向苏联学习，留下当助教的时候，第一个目标还不是自己钻研什么成果，写出什么，而是到人大去学习一年，轮流去人大学习一年。你到人民大学学习工业经济学课程的话，就是把人大教的东西原封不动搬回来，就可以回来教课。我们当时根本没有什么西方的东西，根本接触不到。
　　罗：您当时有没有听说学校五十年代要招收研究生或是开研究生班？
　　叶：没有听说，没有接触到那些事情。当时部里面要选拔我们一个人到苏联去留学，去读副博士，开始说在上海财经学院工业经济系这边选，当时我很想去。但是后来名额改变了，给了中南财经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