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西方国家爆发的金融和生产经营危机后西方主要国家的国民经济迟迟无法繁荣，西方不少专家学者纷纷使用“经济新常态”一词，来悲观地描述现状和展望未来经济。我国在迅速应对危机影响和冲击后，化西方危机为中国机遇，主动进入朝气蓬勃发展的“经济新常态”。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新常态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新常态有不同的现实表现、制度特点和政策理念。
　　一是增长速度比较。世界银行2008-2016年数据显示（按不变价计算），美国GDP平均增长率为1.3%（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数据2017年第一季度GDP增长率为1.4%）；日本GDP平均增长率为0.4%；欧洲联盟GDP平均增长率为0.6%。而我国在持续30多年的高速增长后，2013-2016年的年均增长率为7.2%，平稳地实现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
　　二是失业状况比较。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2008-2015年美国平均失业率为7.56%，2016年的失业率估计值为4.85%；2008-2015年欧洲联盟平均失业率为9.47%，2016年的失业率估计值为8.53%。而近几年我国城镇失业率只有约4%多，“就业”表现被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发布的《2017年度世界竞争力报告》列为全球63个主要经济体中首位，就业综合状况相对最佳。
　　三是政府债务比较。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用巨额财政资金救助亏损的私人垄断企业，使政府债务不断攀升。美国政府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2006年的61.8%上升到2016年的106.1%，欧元区的这一比重从67.4%上升到89.3%，日本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2016年超过250%。而截至2016年末，我国中央和地方政府债务余额为27.3万亿元，政府负债率为36.7%，大大低于美欧日等国家。
　　四是实体经济比较。根据经合组织数据，2008-2014年美国农林牧渔业、工业(含能源工业)、建筑业、实体服务活动（分配贸易、维修、运输、住宿和食品）以及信息和通讯业等实体产业增加值之和占总增加值百分比的平均值为44.5%；日本该指标为53%，欧洲联盟该指标为51.3%，而2008-2013年中国该指标（信息和通讯业增加值占总增加值百分比尚未被统计在内）的数值为73.17%。金融资本体系掌控西方国家的经济命脉，过度金融化的“脱实向虚”，致使实体经济萎靡不振。
　　五是收入消费比较。根据经合组织数据，2008-2014年美国家庭债务占可支配收入的平均比率为130.18%；2008-2013年日本家庭债务占可支配收入的平均比率为122.5%。西方国家1%超级富豪的财富和收入急剧增加，普通家庭的债务普遍增加，阶级阶层固化。美国1%的最富家庭占有全国家庭净资产的三分之一，较富的9%的家庭又要占有三分之一；美国最富有的1%阶层的收入占全国总收入的比重，从1978年的9%上升到近年来的20%。前几年波及到约80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占领华尔街”国际运动，就强烈要求改变“1%与99%贫富对立”等不平等现象。这与近年我国限期精准扶贫、中等收入家庭增长较快、城乡居民大都有产权住房、户均资产大大超过美国等情况，是根本不同的。我国2013、2014和2015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占人均可支配收入的百分比分别为69%、69%和70%；2013、2014和2015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占人均可支配收入的百分比分别为81%、80%和79%，经济增长和发展同城乡居民的收入增长大体呈现同步态势。
　　六是福利保障比较。西方国家不同程度地削减劳动者的教育、医疗、养老等福利和保障。美国缩减公立大学教育经费，共和党医保议案是大幅减税、大幅削减联邦政府的医疗保健支出，势必使没有医保的国民增加。德国、葡萄牙、荷兰等国也相继减少医保投入。2016年在法国巴黎爆发由修改劳动法引发的抗议示威活动，演变为全国70多个城市的“黑夜站立运动”，甚至蔓延到邻国和加拿大等非欧洲国家，宗旨就是反对降低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以及不利于劳动者的改革措施。这与近年我国大规模增加教育经费、不断提高最低工资和城乡医保水平，以及优惠老年人等现象，形成鲜明的对照。
　　从上述六个方面显示出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制度、政策和现实的重要差异。中国的“经济新常态”是我们掌控的主动调节，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术立场和宗旨，理应以人民为中心，其实质是要构建以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对象的人民经济学。政治经济学要研究作为过程目标和最终目标的人民共同富裕、共同享受和共同幸福，就必须研究如何又好又快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如何高度注重人民的全面自由发展，如何不断改革和完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产权制度，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以国家（政府）调控为主导、市场决定性调节为基础的调节制度，如何推动自主型双向经济开放和从世界经济的“外围”“准中心”迈向“中心”等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并在科学批判和借鉴国外主流和非主流经济学的基础上，构建和完善真正体现人民性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范畴体系、规律体系、话语体系和方法体系，科学继承和大力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解释和解决人类社会一切重大现实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