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读书的人总要结识很多同学，有小学的，中学的，大学的。我认为小学的同学过于幼稚，不太懂事，难以深交；高中、大学的同学，年龄渐渐大了，慢慢变得深沉世故，不再单纯，而只有初中的同学年龄不大不小，处于似懂非懂阶段，因此他们显得纯朴，感情亦更为真挚。基于这种认识和体会，我身边有这样几位初中同学，一直深深存于我的记忆中。
　　第一位同学是易培强君，他是我1948年春季进长郡中学读初一的同学，本省醴陵人，个子不太高，耳朵有点聋，班上同学喊他叫聋子。我与老易结交的时间算最早、最长，且关系最好的了。我们一同念完初中，我毕业后参加工作，他继续在校读高中，之后他考入北京大学政治经济系，毕业后分配在青海省委党校，我估计那时他是响应组织号召到祖国最艰苦的地方去的。后因水土不服，加上六十年代初过苦日子，他于文化大革命前回湖南，一直在湖南师范大学任教授至退休。这一期间，我工作几经变动，而前后六十多年时间，我与易君从未失去联系。退休后，我们几位在长沙的七十多岁老同学还经常聚会聊天。易培强的父亲易鼎新是原湖南大学校长，留美学电机专业的，与著名社会、政治活动家李达共同主持过学校工作，原国家主席刘少奇曾视察该校会见过他。解放前后，我到过他家多次，他的父母很慈善，尤其是他父亲，带有浓郁的学者气质，总让我肃然起敬。易培强的几个姐姐都是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毕业的，哥哥是武汉艺术剧院的乐队指挥，嫂子是该院除著名艺术家谢芳之外的二把手、台柱子。这些耀眼的光环，老易从未在同学面前眩耀过，这也可能是易鼎新老先先生平教育之故吧。民间有一句俗语：“记得少年骑竹马，看来又是白头翁”，我有很多与易培强相处学习、生活的趣事，现在依然记忆犹新。我的书柜里现在还摆着易君送给我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它见证了我与易君的纯真友谊。
　　第二位同学是李海涛君。李君是1949年秋季从南岳国师附中转来长郡中学的。他大我一岁，个子比我高。那时班干部选举，他选为班长，我选为团支部书记，因此工作上的联系很多。他性格斯文，人长得标致，学习成绩不错，写得一手好钢笔字，文章也写得不错，曾得过长沙市中学生作文比赛奖。海涛君在学校是读走读的，每天来回学校时总夹着当天课本，显得很精神，很有条理。他在学校高中毕业后参加长沙市委党校工作，在岗位上十分认真刻苦。他在理论战线上干了几十年，由一个普通教员，升至教研室主任，党校副校长，最后任职长沙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退休。因为海涛君一直在长沙工作，自然与他联系多一些。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任职副主任期间，单位分给他一套一百几十平方米的新房子，我到他家作客时，看到他家里除书柜书桌外，毫无摆设装饰，是非常廉洁的。平日与他谈论起反腐倡廉的话题，他对当前一些腐败现象也是十分气愤痛恨。我为有一个这样廉洁奉公的同学，为党有这样一位遵纪守法的干部感到高兴、钦佩。海涛君是长郡中学校友会的会长，在他任职十多年的时间里，把校友会的工作干得有声有色，2004年长郡中学建校一百周年纪念活动，就是他任职期间举办的，受到海内外校友的热烈欢迎。我的书柜里还摆着长郡建校一百周年出版的《长郡情》，我想这应是海涛君付出心血的佐证，凝结着海涛君对百年母校眷恋之情。
　　我为一篇稿件去长郡校报编辑部，在投搞登记册上偶然看到杜学亮的名字，顿时眼前一亮，这不是昔日同窗好友吗。于是回家后，马上打电话过去，两人惊喜地寒暄了半天。不久，长郡中学举行建校一百周年庆祝活动。我们都去了，又相逢在一起。相隔多年，杜学亮真有点变了，过去在学校里衣着一般，整齐清洁，话语不多，斯斯文文，现在则坦率豪放，性格活跃多了，这应该也是由于阅历的关系吧。初中毕业那期他参军了，在部队锻炼长时期后转业到南京地方工厂当厂长。聚会那天杜学亮还很有准备地给每个老同学赠送了一块南京雨花石。
　　过后一段日子，杜学亮为庆贺妹妹六十岁生日，又回了一次长沙，并来我家拜访。我便宴招待了他，趁爱人弄饭之际，我与学亮长谈，进一步详细了解了彼此经历。老杜在部队时是个团职干部，待遇很好，后调至地方上工资比原来少了很多，每月不到两千元。按照他的理论水平和工作能力，其实应该可以享受更好的待遇，但他在与我的交谈中，丝毫没有埋怨情绪，把金钱看得很淡，体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心忧天下的优秀品质。吃完中饭后，他提议去看中学读书时的邬绍文老师，我欣然应允陪同。邬老师年近九十，学亮君每次由南京回长沙，总要抽时间去看望老师。他还嘱托我恩师九十大寿之日，一定提前打电话给他，以便回长沙祝贺。现恩师仙逝，我还未打电话给他告之噩耗。学亮君悲痛，我亦悲痛。但学亮君尊师之美德是值得我们敬佩，永远发扬光大的。
　　我还有很多初中同学学习和生活的趣事，因篇幅有限，我只能在脑海中记着他们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