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我服从高考统配，由吴越会嵇来到安徽医学院，有幸成了共和国新一代农民家庭出身的大学生。在校领导和老师们的培养下，不久我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毕业后又分配到附院外科，继续在母校的怀抱中接受再教育，享受她的温暖和关爱，继而又参加了西医离职学习中医培训。如今，我已是能运用中西医两条腿走路的白衣战士，并走上了基层领导岗位。回顾我成长的人生，应该感恩母校的事和情实在太多，令我终生难忘。
　　记得刚到校的时候，领导对我们的关爱和教育特别是新生周的校史介绍，至今让我难忘。初到合肥站一看，是毛竹柱子做的草棚，接待我们的是辆破卡车。沿长江路到东南岗校区，也是片片茅草房。学校仅有四座新学馆、六栋平房宿舍、一个和平新村与一附院。学校没有大门和围墙，晴天走的灰尘路，雨天泥水路，未通自来水，吃喝用水都是挑来的塘水。夜晚的校区，一片漆黑……当时颇不解，为什么张锡祺、汤蠡舟会放弃大上海而来到这个落后的地方呢？通过校史介绍，我明白了他们那种睿智、大爱和胸怀，那种无私奉献的革命精神为我的人生征途树立了导航的灯塔！
　　记得在老“三反”之初，有人污蔑李广涛书记建造学馆超标，铺张浪费，他因此被停职检查。我们一些学生干部特意去看望他并为之不平。而李书记反而安慰我们说：“写检查也是最好的反思和总结工作，可以自我提高嘛。只要学馆、附院完好就好了。”他的言行彰显了老一辈革命者一心为人民，一心为革命，惟独不考虑自己的崇高理想。使我懂得了要立志跟着革命者的脚印走，使我工作后继续革命不停步、不迷航、不摔跤。
　　记得学校领导和老师严格的治学与生活上给予我们无微不至的关爱和照顾。我们这届新生共有210名，是历届之最，分甲乙班上课。当时无现成的教材和讲义，靠的是课堂笔记及记忆。所以一到上课就听到记笔记的“沙沙”声。有的老师还会突然停讲，点名提问或课间测试，作平时成绩。最严格的要数期中和期末考试了，这是最重要的毕业成绩记分。若有2门课不及格，补考后仍不及格或3门课不及格，就会被退学。记得生理学考试，我班有近1/3同学不及格，教研室的老师全体投入辅导，反复重点答疑，帮教大家学习过关。那时校领导对我们师生有个共同的要求：“绝对不让一个不合格的学生穿上白大褂，去贻误病人的生命。”因此，我们在上海几家医院实习的同学在与其他院校实习生的评判中，我们安医是最棒的！我在上海市二医院实习期间，肖院长曾几次找我谈话希望我留下工作，但若真的留在上海工作，那么我将如何面对领导与恩师的教诲和江淮人民的培育呢？我选择服从统一分配工作，不然我会内疚终生的。
　　建国初，高校实施的是“精英教育”。学生全部享受人民助学金，吃、住、医全免，困难生还可以申补杂用费；入学体检复查有病的即住隔离宿舍，吃营养灶。尤其感人的是院长常带专家去巡诊，兼做思想工作。校领导老师们真如慈母般的关心爱护我们。最令我难忘的1954年的一天，暴雪冰冻，气温骤降到－21℃，而我四季仅有一床棉被，没有棉衣，夜里冻得发抖，只好起来跑步取暖。哪知翌晨学校就为我送来了一床棉被和6元钱，给我买件棉衣，使我顺利的度过了5年寒冬。但老天总常捉弄我这个贫困生。一日，家书告急：“老母病重日久，想见儿一面。”我只有无奈的哭泣，哭声传到了党支部，校领导得知情况后又特批路费40元，探亲假半月。有幸见到了奄奄一息的老娘，把省下的20元钱给娘看病服药，这才挽救了娘的命。我们娘俩感激的泪水似断珠般往下落，娘说：“共产党真好！”并叮嘱我好好学习。母校的这种恩情不仅铭记在我心上，也写在我的家史上，永远不忘。
　　去年我班毕业50周年在杭州聚会，大家都已白发苍苍，年逾古稀。为着有生之年有缘再叙在安医同窗5年的深情，从全国各地赶来，相见抱成一团。聚会上，大家共同畅叙我们成长的摇篮———安医，倾诉各自工作后的各种苦乐以及为人民卫生事业做出的改天换地的业绩，向母校回报。如今，我班同学多是各地的医学专家、教授、主任医师，有的还在援外医疗中荣获“东方白求恩大夫”的美誉，有的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劳模或走上当地的领导岗位……但不管人在哪里，我们的心里都装着母校安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