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一度的春节已经过去，喜气却似乎还未散尽，人们还沉浸在欢乐幸福回忆中。春节是中国人民千百年来沿袭的传统节日，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
　　我记得小时候就听大人说过“大人望插田，小孩望过年”这句话。一点没错，大人取妻生子后，要养家糊口，一家生活重担完全落在肩上，他们盼望早日耕耘播种、开镰收割，以度生计。小孩则不然，懵懂无知，只知玩耍，盼望过年的热闹和好吃好喝。
　　我小时候，同别的小孩一样，喜欢过年。因为过年正是放寒假的时候，可以不起早床上学读书，可以和小伙伴玩耍，可以穿新衣裳新鞋。那时的我最喜欢到外婆家去，她家有一个大屋场，我们许多同龄的小朋友可以一起捉迷藏，猜谜语，玩弹弓，打牌。最有味又最有收获的是被外婆和小姨带着去亲戚、领居家拜年。外婆家那个地方，乡亲们比较热情好客，拜年一般用炒米子拌南瓜子、红薯根、红薯片、再就是一杯芝麻豆子茶来招待客人。好一点的人家就更丰盛了，有花生、炒米糕，外加甜酒冲鸡蛋。吃不完的东西，大人用小手帕包好带回家，小孩则装在自己的小口袋里等到拜完年后聚在一起相互交流和交换。那时，我特别喜欢看舞龙灯。舞龙灯一般在正月初十以后，当地流传一句口头禅：“三十晚上的火，元宵的灯”。玩龙灯的乡民组织得很严密，拿篾片的领头，提着一个灯笼，他是收红包的。再就是打锣的，两个人抬着一面大锣，不时“哐、哐”两声，热闹得很。几个打三眼铳的人，用火将引线点燃，“轰”的一声，数里外都能听到。玩龙灯，人越多，把子越多越好看。尤其是龙灯纽丝就像一条巨龙在空中飞舞，极为惹眼。到别人家舞龙灯，主人都是热情欢迎的，因为龙代表吉祥，龙灯进门鞭炮相迎，出门则红包相送。
　　20世纪50年代初，我参加工作后，过年则是另一番景象，另一番味道了。那时春节放假可以休息几天，到处过年的气氛很浓。一般大的单位都要扎牌楼，牌楼是用纵树须扎的，红绿花纸装饰得五光十色，牌楼上“欢度春节”几个大字特别醒目，多彩的电灯光不停闪烁。单位还不停地播送“刘海砍樵”、“天仙配”、“姑嫂贤”等流行戏曲，大街小巷的人们沉浸在过年的欢乐气氛里。我记得1956年春节，市里还在中山公园（现青少年宫）举办了一次玩龙灯活动，赶往观看的观众有数万人之多，异常热闹。由于组织管理欠善，致发生多人被踩死踩伤事件。后来，这样大的活动再没有搞了。我们那代年轻人当时最感兴趣的还是跳友谊舞，奔赴最多的场所是市政府大礼堂、市法院大礼堂、市劳动局大礼堂，如果晚上参加舞会，之后还会赶到司门口“杨裕兴”吃一碗面。回到宿舍，我们几个年轻光棍就会照例兴高采烈谈论跳舞的收获。
　　1966年，也就是“文化大革命”时的第一个春节作为“四旧”被砍掉了。单位领导宣布不放假。上面虽然宣读了禁令，但下面的老百姓依旧过着传统的春节，比如吃年饭啊、拜年啊。不过，在那只抓革命，不抓生产的日子里，过年的物资极其缺乏，春节期间供应的物资每人仅一斤猪肉、一斤鱼、一斤鸡蛋，并且这些物资都是冰冻的，凭票排队购买。过年的南食、水果亦很少，如果哪家招待客人摆上葵花子、花生，那算是最奢华、最阔气的了。
　　1978年11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祖国大地，人们的思想活跃了，经济发展了，市场供应的物资也多起来了，那一年的春节是过得比较热闹的。青少年满街奔跑，噼噼啪啪的鞭炮声接连不断，长沙几乎成了不夜城。渐渐的，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党的亲民政策深入人心，人们的思想更加解放了。老百姓过年的餐桌上更多了丰盛的菜肴，采购的年货也更多更全。大年三十晚上，一家人坐在一起，剥着瓜子，吃着点心，高高兴兴地观看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午夜过后，千家万户不约而同放起鞭炮，噼噼啪啪的鞭炮声响彻云宵，五光十色的烟火花炮划破夜空，斑斓璀璨，连同电视上晚会节目的欢笑声、祝福声，把人们的欢乐带到了高潮。
　　多美好的夜晚啊！我盼望过年，我盼望人们和谐幸福的生活，我更盼望祖国的繁荣昌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