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能给我们讲讲去年您回校时的情景吗？
　　答：去年正好是上海财大复校以后第30届学生毕业，学校的领导从过去30年毕业的学生中，挑选了几个学生代表，我是学生代表中的一个。校领导给予我7分钟的时间，让我代表毕业30年的老同学们做祝词。
　　问：能谈谈祝词的内容吗？
　　答：在这个30年的祝词中，我说的第一句话，是“我又回来了。”但是下面的同学都很年轻，他们没有听明白或者并没有理解这几个字的内涵。这句“我又回来了”其实包含了丰富的含义：
　　这是代表我个人以及我的同学们，对过去我们大学短短四年生活的一种深深的眷恋；是我和我的同学对30年前，教授我们的那些老师们的一种感恩；也是我，包括我所有的同学对母校未来发展的一种期许。
　　“我又回来了”这句话中还包含了我的特有感受。30年间，我的很多同学英年早逝。比如我们班，已经至少5位同学过世了。黑格尔说过这么一句话，“同是一句格言，在年轻人和老年人的口中说出来，具有不同的广袤性。”因为我们是有经历的人。所以我会用这句话来作铺垫。
　　问：上次您回去的时候正值96周年校庆，还有3年母校即将迎来百年校庆。请您回顾一下在上海财经大学的求学历程。
　　答：好。那我说说我求学经历中最大的感受。我们那一届是上海财大复校以后的第一届，学生的来源参差不齐，人员结构比较复杂，有应届生也有历届生。我入大学的时候28岁，是66届的。文化大革命10年，我们18岁的时候初中毕业，我当中拖了2年，应该是1966年毕业的，加上1967、1968这两年，所以我进财大的时候已经28岁，年纪算是比较大的了，但还不是最大的。最大学生已35岁。我们这些学生不仅年龄相差很大，而且来自社会的方方面面。有军人工人，有农民，当然还有学生，社会各行各业的人都有。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学习如饥似渴、全身心地投入，来补偿十年文化大革命的缺陷。大家学习十分努力，因为我们都非常珍惜这样一个来之不易的机会，而且当时考大学很不容易，100人中取一个。
　　问：学生年龄、来源都不同。那在老师教学方面，您感觉到和现在有什么不同？
　　答：有，我最大的感受是老师教学相长，教学秩序很严谨，他们在学生身上投入巨大的精力。有不少教我的老师，到现在我都很怀念他们，我们有很好的师生关系。像葛寿昌老师，教我们政治经济学和《资本论》，他和我的关系比较密切；还有刘絜敖老师，我直到现在还印象深刻：一次他讲课讲到尽兴时，情不自禁拿起拖把挥舞，同学们都笑了，当然这种笑是很善意的笑。老师教学生全身心地投入，这也影响了后来我工作的态度。
　　问：那当时的教学设施怎么样，您当时宿舍是在哪里的呢？
　　答：当时我们学校的设施实在是太简陋了！因为我们是复校的第一届，教学条件都不具备，教学设施很简单，教室也很简陋，当时我们宿舍是和上海外国语大学在一起，369校区里还有一个上海外国语大学的日阿系，我们一间不大的房间要睡10个人，但是这并没有影响我们浓浓的学习热情。学习的氛围特别好。在学校短短的四年，我们养成了非常好的学习习惯。以我为例，到现在为止，哪怕我退休了，我还是很重视学习的，这种习惯是一辈子养成的，不是突然之间变成的。
　　问：您在学校里是怎么样的一个学习状态？
　　答：当时我在学校里，绝对不是学校第一第二名。大家不愿意做的事情，我在做。打个比方，我是政治经济学课代表，同时也担任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资本论》、中共党史的课代表。凡是这一类没有人竞争的，但是必须要有人去服务的，我就是这方面的课代表。这些倒过来也有好处：政治经济学、《资本论》的老师葛寿昌，他比较早就认可我，因为我以前就对马克思主义有学习的基础。特别是《资本论》，我们这个年代的人都学过，到了大学以后又系统地学习一遍。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学习铸造了我们理论的根基。
　　问：您对于马克思主义似乎有着独到的见解，能与我们分享一下吗？
　　答：最近中山大学找我去讲课，我主讲的就是马克思的经济学，还有《资本论》理论。关于对《资本论》的评价，在不同的时期是不一样的。《资本论》第一卷诞生于18世纪60年代。后来又有列宁的继承导致了俄国十月革命，然后毛泽东把这个理论搬过来创造了新中国。但是我们注意到，科学技术的进步，物质财富大量的积累，包括民主制度的推行，税赋制度的更合理化，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现象消失了，社会进入一个高福利的社会，差别不那么大了。所以马克思原来说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社会化的生产和社会生产方式，这对矛盾模糊了，很多人认为马克思过时了。而我在大学恰恰讲的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当前的应用，特别是《资本论》的观点。事实上学习马克思主义观点是很重要的，这是一个理论根基的问题。我以为，大学里我学到印象最深的、对后来工作最有用的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具体讲就是《资本论》，它就如同一把解剖刀，用这个方法我们可以去剖析很多实际的问题。
　　问：我们了解到您原来从事银行方面的工作，但后来转到了证券行业，想问一下这其中是怎样的一个契机，能和我们说说您的就业历程么？
　　答：其实我们这批同学，绝大多数都是走上了不同的工作岗位。金融学专业毕业的学生，多数最终在银行工作，也有一部分是留在了学校。当时上海所谓的银行很简单，就只有中国人民银行一家。不像现在，出校门方圆100米里面就有好几家银行，金融高度地繁荣。
　　当时我们毕业生在银行做的工作是最底层的，因为我字写得比较好，所以最开始就是给老师复写文章，因为当时是没有打字机的。后来一些老师觉得我这个年轻人做事比较踏实，字也写得不错，想知道我是不是会写文章，就把别人写好的文章交给我修改。一开始我也不知道怎么修改，因为我刚刚进入到银行，很多都是从头学起的。我就向我的老师申请到柜面去了解银行的具体工作情况，去柜面调研，回来修改，然后给老师审阅，老师几次都没有通过。我不断地去修改这篇文章，一直改到第八稿，老师对我说：“小伙子啊，这稿子就不要了。”我在财大的时候，参加过唯一一次经济论文比赛，得到了最高的奖项，写的是《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优越性》，由此可见我的文字还是不错的。我对老师说：“很抱歉我对业务不熟悉，我到下面去调研还是写得不太好，希望老师能让我继续修改下去。”但是老师制止了我，这让我不服气，写得不好可以修改，但是不让我修改就有些不近人情了。旁边的老师就说：“那这样吧，小伙子你文章再拿给我看一看。”他稍作一些修改，文章就发表出去了。一个月以后，这件事情引起了轰动，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批示，说这篇文章写得好。我因此一夜成名。
　　问：相信这件事是您人生中的一大转折点。
　　答：确实如此，自此我生活都发生了彻底改变，我被提拔为信贷科的科长。我所在的信贷科是当时中国最大的信贷科，有108个员工。当时不管是炼钢厂还是造船厂，在放贷这一方面都是由我来管的，所以我当时职位是相当高了。在整个上海，我的工资都可以说是较高的了，有65元，那时候是1983年。当时的工资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工龄的，我的工资比当时一些银行行长的还要高。由于我的文字功底不错，当时《解放日报》社想把我调过去，这事被银行的党委书记了解到了，他不准许我的调任，因为银行需要我。这就开始了我的行长秘书生涯，当时的前后三位行长，我都服务过。这时候我的领导，是新时代社会主义的银行家，高风亮节，对我的提携是无法用言语来表达的。当时证监会主席刘鸿儒先生就有一句话：“上海的金融改革只有冯国荣一人能说得清楚。”这些老领导给我的帮助，就如同当年在学校是老师对我的教导，是一脉相承的。
　　当时的银行很单一，不管是从机构还是从金融工具来说，都是很单一的。在这种背景下，我们经历了整个金融改革的过程。所以我一直觉得，我们上海财大1978级的毕业生都应该有一颗感恩之心，感恩母校给予我们这个机会去经历别人经历不了的这个伟大的过程。银行不断分离、金融工具不断衍生、市场经济建立、直到金融体系的形成，这整个过程我们共同经历，应当说是时代赋予我们特有的幸运。后来再加入金融业，见到的就是一个很完备的体系了。金融体系有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它的性质；第二，它发展的趋势；第三，关键到底在什么地方。现在我们的金融体系已经建立了，包括银行、证券、保险、基金、期货等金融机构，还有许多准金融机构，形成了一个极为复杂的金融体系。其中大部分机构的高管认证我都是有参与的，但不是我自己去做，而是工作上有了需求，才去做的。我工作的历程比较复杂，多数情况下会身兼数职，是党和国家需要我去哪里，我就去哪里工作。
　　问：您在创办上海第一家证券交易所的过程中遇到过什么困难？
　　答：这段史料很敏感，好多人采访，我都不愿意谈，为什么？领导都健在。上海搞股票交易的有三个领导：李祥瑞，人民银行上海分行行长；龚浩成、贺镐圣。尉文渊比较小，他到上海来找工作，是我介绍的。他是我下一届的同学。他开始去了北京在国家审计署工作，当正处级干部，想回上海，通过我到了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因为之前他是正处长，没办法安排工作，于是在我们金管处当副处长。当时领导小组有三个人：李祥瑞、贺镐圣、龚浩成。我是办公室主任，行长领导下做具体工作，因为没有打字机，抄抄写写都是我的事。我不是“海龟”，是“土鳖”。当时“海龟”在外面学习，还没回来。后来“海龟”全回来了，因为这个舞台太吸引人了。“土鳖”在做这些工作，因为“土鳖”最接地气。我们做具体工作，办证券交易所，有三个人选：王定富，他是正处长，是杨浦信贷科出来的，但他岁数比较大了，本身也不愿意做。不过最适合的人选是冯国荣，但是我的顶头上司不同意。所以就一个人选：尉文渊。所以尉文渊去了，他是第一任总经理，注定在历史上有他的地位。不管后人怎么想，第一任就是他。他的功劳是没办法抹煞的。但是具体工作方面他不如我，我在行长领导下做具体工作，他在人前风光。
　　我们上海做的时候，北京也启动了。就在这个时候，中央要汇报材料，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历史遗留问题怎么解决。十年以后，2001年的7月1日，我做党委书记时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我把历史遗留问题———把资本市场只进不出的问题解决了。他们解决上的问题，我解决下的问题，所以现在的市场有进有退。第一个退市的股票叫水仙股票，还有大自然股份，所以历史是这么一个过程。
　　问：最后还请您给我们财大的学生们提出一点宝贵的学习意见吧。
　　答：书本知识我赞成，但是我非常推荐学马克思的《资本论》。我是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博士，政治经济学方向，选题是“信息不对称条件下金融风险控制”。我选的课题和我工作有关，因为风险控制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2008年全世界爆发金融问题。2003年开始，历届经济诺贝尔奖获得者无一不研究信息经济学，由此可见，我的选题和经济诺贝尔奖获得者的选题很对称。他们导入了很多数学模型，用数学模型推导信息不对称下结果会怎样，属于信息经济学范畴内的东西。《资本论》里透露历史的方法、逻辑的方法，这个对我们这些做学问、搞政策研究、从事实物工作的人都十分重要，所以我建议我们学校重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学习。
　　习近平总书记讲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要达到三个“信”，归根结底必须要认真学会马克思的理论。经济层面上主要就是《资本论》，尤其是他的剩余价值学说史。这个奠定了你们的理论基础，是极为重要的。
　　还有，我们不仅要认真学习，还要学做人。做人最重要的是诚实，诚实，再诚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这12个词，24个字，是最重要的。在做学生时要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但这24个字从研究的角度我不太赞成，因为记不住。结合我工作的实践，我要告诉学弟学妹：诚实，诚实，再诚实。因为我们搞金融，在这个领域里，想把持住自己，就要诚实。诚实在字典上是言行跟内心思想一致的意思。我以为，诚实是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保持一致。做人本色化，不要说假话谎话骗话，要正面示人，这是诚实的本源。有了诚实才能有信用，才能取信于人。
　　所以诚实，诚实，再诚实是做金融工作的底线，是道德的底线。不能弄虚作假，要坚持原则。从学术上讲，就是独立之人格，事实怎样就怎样。独立人格很重要，而独立人格的核心就是诚实，不能人云亦云。一些著名的科学家、理论家，他们伟大在诚实、朴素。广大同学应该以一个诚实的心态要求自己，立志为金融事业服务，否则挡不住金融的诱惑。人都是脆弱的，挡不住诱惑。所以从本源的角度讲，就是要有诚实的心态。我们学生在世界观、价值观未形成之前，一定要养成诚实的习惯！
　　总之，我给学弟学妹两点建议：一是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尤其是学好《资本论》；二是养成诚实的习惯，真诚待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