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师大当资料员奠定史料基础，在北大哲学系进修奠定理论基础，这就为我开展研究创造了良好条件。确定毕业论文之前一年，我已利用北大图书馆的条件，把北师大中国革命史资料室没有的五四时期的期刊翻过一遍。确定研究李大钊的思想之后，首先是集中精力搜集李大钊的著作。当时，能够参考的李大钊的著作目录，一个是1951年2月3日刘弄潮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的《李大钊著述目录试编》，共一百多篇；一个是同年5月24日上海《大公报》上发表的蔡尚思的李大钊著述的分类编目，共二百多篇。我在北师大中国革命史资料室工作时，刘弄潮曾去看过《少年中国》，所以就认识了。经他指点，我到中共北京市委档案室借来李乐光生前所存李大钊著作的抄件三百多篇，全部抄下，并用能够找到的原件校对。在此基础上，我又从报刊上发现一些李大钊的著作。随后，我结合五四运动前后到整个大革命时期的历史，认真研读李大钊的著作，列出写作大纲。经过半年的时间，写出了毕业论文。在这个过程中，哲学系指定的论文指导老师石俊①给了我很大帮助。虽然他没有专门研究过李大钊，但对中国近代思想史还是比较熟悉的。所以，在思想、历史的大背景方面，在研究方法上，给我许多有益的指点，并且为我联系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这部小册子。
　　到1956年上半年，我的毕业论文写出来了，临毕业前进行了答辩。原来，写论文时说是要给副博士（即硕士）学位，口号是“向副博士进军”，后来毛泽东不让搞学位制度，也就吹了。这样，进行答辩，只是通过或不通过，与学位没有关系。但是，答辩过程却是非常庄严的，那个阵势比现在博士、硕士答辩大多了。屋子里坐北朝南放一长桌，铺着白布，桌上放的茶壶茶碗都有讲究。壶嘴、壶把、碗把所朝方向，都由苏联专家规定。长桌对面放几排椅子，坐着听答辩的学生。长桌的左边放一个小桌，是答辩人的位置。长桌中间坐着苏联专家萨坡什尼柯夫，两边分别坐着冯友兰、金岳霖、郑昕、任华、张岱年、任继愈、石俊、汪子嵩。做我们班辅导员工作的黄楠森也在场。答辩时，气氛很紧张，有的人所写论文是关于哲学基本理论的或与现实联系密切的，往往被问很多问题，有的还不太好回答。各位答辩委员对我的论文内容比较生疏，所以提不出什么问题。冯友兰提了两个问题，对我来说太容易回答了。于是，我的答辩很快就通过了。
　　1957年3月，我的毕业论文《李大钊同志革命思想的发展》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对这本小册子应该怎样评价呢？应该说，它是国内外研究李大钊革命思想的第一本书，而且直到1979年《李大钊传》出版之前也只有这一本书。因此，它是一本开拓性的著作。不管如何，小册子的出版，是我从1949年到1956年的七年中在各方面下功夫研究历史取得的初步成果，为我以后的研究开了个好头。
　　我入大学时已是团员，而且是班上仅有的六个团员之一。那时，团员的事是很多的，因为碰到的运动多。从1950年9月入学到1952年9月师大与辅仁合并之前，碰到的运动有：镇压反革命运动，土地改革运动，抗美援朝运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三反”、“五反”运动。这些运动在我们班上要做的工作，有多有少。像土地改革运动，一二年级学生不到农村参加，只是对班上的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同学做些思想工作。记得，全校在大礼堂开逮捕反革命分子大会，我去做保卫工作；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主要是系里老师的事，我也被分工去做一位女老师的思想工作。
　　当时，北师大只有党总支，我们属历史系、中文系、外文系、音乐系、美术系、体育系的联合支部管，支部书记是阙雄飞，组织委员谢秀忱。他们俩人是我的入党介绍人，经常与我联系的是谢秀忱。讨论我入党的发展会是在1953年初，即我上三年级的第一个学期末。由于我与同学联系少，群众关系不密切，挨了一顿批，结果没通过。
　　1953年7月初，这时我已工作了五个月之后，重新回到原支部讨论，这次顺利通过。总支经过谈话、讨论、投票，于7月23日批准我为预备党员。1954年7月，我在北大哲学系进修时转为正式党员。在北大，因为是进修，所以除去参加组织生活，就没有更多的政治性活动。只是在肃反运动中，我被指派参加了一段某位老教授的专案组，现在已记不清都做些什么事了。
　　这之后，虽然经过多次运动，虽然自己对党的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认识并不都是恰当的，对错误的路线、方针、政策并不都是清楚的，虽然在自己做的具体工作中有过不少失误，虽然也受过不应该有的“批判”，但我的信念从来没有动摇过。我以优秀的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尽力为共产主义事业做贡献。
　　大概因为我研究李大钊有了初步成果，也因为北大哲学系没有搞现代哲学史的人，所以就想把我留下。冯友兰两次把我叫到家里谈话，动员我留在北大。他对我说，你学得不错，系里缺少搞近现代思想史的教师，留下来会有发展的机会。但我不愿意，一是我还打算继续回去搞革命史的研究，不想搞哲学；二是我对北大有自己的看法，觉得还是回北师大心里踏实。两次我都婉言拒绝，并表达前辈对我关心的谢意。我没有留在北大，真是万幸，不然碰到反右派，一鸣放，肯定会“攻击”苏联专家，说话又损，准成右派。这回，算蒙对了，保住了自己的政治生命。去了冯友兰家两次，让我大开眼界，一看，房子真大，客厅里四周全是书柜，放满了线装书。我羡慕极了，就想，一定要当这样有名气的教授，一定把藏书摆满了屋子。可惜，这只是幻想，到现在也没达到。
　　①石俊，1916年生于湖南零陵县，1934年入北京大学哲学系，1938年留校。1948年，石俊在武汉大学任副教授，1952年调回北大哲学系，1963年晋升教授，1955年调入人民大学哲学系。前几年，他已去世。著有《中国近代思想史讲授提纲》、《石俊文存》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