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6月11日，作者在向任继愈先生请教问题
编者按：2009年7月11日，季羡林、任继愈两位学者的离世，引起全国各界的广泛关注。人们通过各种渠道表达着自己对他们的敬爱和尊重。我校张忠义教授致力因明学问，也得到了季老和任老的殷殷关怀，张教授一直对季老和任老有着深厚的尊敬和感激之情，时常深情回忆起与季羡林先生、任继愈先生的交往。季老和任老永远永远地走了，我们不得不接受这个难以置信的事实。可是他们和蔼可亲的音容笑貌，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他们温良宽容的长者风范，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他们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他们仁爱庄严的奉献精神，我们永远不会忘记。本报特刊发张教授的回忆文章，我们是否可以从中深切地感受到这两位走过近百年风雨的学者的一份情怀与为人？
关于因明的地位和重要作用，任继愈先生一直予以肯定。在2006年6月11日因明专业委员会筹备期间，中国社科院的刘培育先生和我到任先生家拜访时，任先生就一再强调要学藏学“首先要学因明”，而且指出“这是一门必修课”。
在发展因明方面，任先生指出一定要把因明放入教学中，让更多的人认识并熟悉因明，同时指出因明教育需要的不仅是资金同时也要考虑“教育方法”和“方式”，给目前的因明教育指明了方向。秉承着“为学须入地狱”的精神，对于青年的治学，任先生批评了不懂知识却盲目写文章的现象，希望因明“快出成果”、“出人才”的同时，告诫广大青年这是“艰苦的一个工作”，“得耐得住寂寞才行”、“得吃它几年苦”，而关于做学问，任先生则说这“是个基本功，很需要很需要”，对于做学问的方法先生又指出一定“要看原著”才能得其真谛。
任继愈先生十分关注因明的发展，在送我们出来后，再三嘱咐会议论文集出来后一定送他一本。当年年底我们要送论文集过去时，先生又怕路太远，让我们直接送到秘书李劲处，等到单位时，再由他转交。
记得之后在一次与先生通电话时，他还不忘让我们呼吁把因明放入大学教育中。
任先生十分关注因明学的发展，支持后辈研习因明，对因明的发展寄予厚望。他积极推荐自己的学生梅德愚做因明，得知梅先生将窥基的《大疏》译作现代汉语并加注释后，任先生高兴地写信称 “这是一件值得做的事”，并对梅先生说：“您能不怕困难，有志于此，甚好。如做到一定的数量，可以把译文及原书（复印件）寄来，看看，如有可能，找个出版社出版，对青年学佛教、因明者，也是一种参考书。”
2008年奥运会召开之前我们本打算召开因明会议，请任先生提一些意见，先生建议我们将会议时间改在奥运会后，这样以免给有些先生学者前来参会带来麻烦，影响会议质量，先生对后辈治学之关切入微尽现其中。
获悉中国第四届因明学术研讨会在西北民族大学召开，任先生非常高兴地寄来题为“继往开来，更进一步”的贺信，肯定了中国学人对弘扬因明的重要贡献，并简要回顾了因明的研究历史，鼓励并希望广大“因明界的朋友们继续努力，做出更大的成绩，让因明这份宝贵的文化遗产，为我国的学术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服务”。
就在2008年10月30日，笔者有幸再次拜访了先生。
先生一生待人诚恳，他尊重每一位来访者，并十分关心后辈人才的成长。记得那天没有事先预约，我们从因明顾问欧阳中石家送完书后，冒昧地拜访了身患重病的老先生。言谈间，我们得知先生是刚从医院出来就马不停蹄地奔向了中国社科院，与同事商谈工作事宜，随后，又不知疲倦地赶回家中接见我们，着实令人感动。
其实，以先生的身份和地位，即使以身体有恙为由回绝我们两位贸然来访的客人，我们也不会觉得怎样。但是，先生不仅没有那样做，反而是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我们，丝毫没有不悦或居高临下之意。他认真倾听我们的讲话，而且每每回应以“是”、“对”、“嗯”之语，以表示对我们的说话的注意。当我说到应该要像玄奘搞译场一样，集中各方面人才，如懂梵文的，懂藏文的，懂因明的，懂古汉语的……把这方方面面人才凑一起，我国的因明事业就能在世界上领先。先生听后连说了“对、对、对”三个“对”字。现在回想起来，在感动之余更多的是无限的缅怀。
当我们谈到为大力发展因明事业而坚持每年举办一次因明会议，出版一本因明论文集的时候，先生兴奋地说：“不然就凉了，要趁热打铁！”他意味深长地对我们讲：“现在，第一线的战斗是你们的！你们年轻人的！”言语间闪露出对后辈人才的关怀。他认为只要大家携起手来，绝学因明一定会“薪火相传，慢慢发展起来的”！
期间，保姆送来了一杯热茶，她说先生已经一个上午没有喝水了。当时，我们深感愧疚，觉得自己的到来占用了先生宝贵的休息时间。但先生随即做的令我们非常感动，接过水杯他没有首先去润湿自己的喉咙，而是询问保姆“客人有没有？”直到得知我们面前都有水后，他才端起水杯，边喝边听我们说话。
先生一生，做学问认真负责，孜孜不倦。他以一副刚强的身躯一生都奋战在学术界、教育界。他认为要做好因明，就一定要各族学者携起手来，并说：“学问是天下之公器。”先生对学问的不懈追求鼓舞了我辈研习因明诸人。先生说，因明“不光是学佛学必经之路”，更是做学问“入门的必经之路”。
与先生的一席谈话之后，先生要我们留下联系方式，说要以后多联系。想不到，这次谈话竟成了永别。
贤哲已逝，风骨长存。任老先生一生的行止，让我们找寻到了生活的真智慧和真意义。依稀记得先生家中挂了一幅笔墨：“为学须入地狱，浩歌冲破云天”，字字显示了先生一生的治学态度，是为题。
对于因明这门绝学的发展，季羡林先生一直给予关注和支持。早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当刘培育老师参与策划成立中国玄奘研究中心之时，季先生就表示支持并签名，而玄奘正是汉传因明的开创者。
在 2006年6月11日因明专业委员会筹备期间，中国社科院的刘培育老师和我找到301医院，请先生提一些意见，先生派秘书李玉洁女士前来接待，明确表达了季先生对因明发展的关注和对后辈研习因明的殷切希望。
95岁高龄已经住院三年多的季先生在获悉我们将在杭州召开国际因明学术研讨会时很激动地说：“因明是一门很重要的学问，也是一门很冷的学问，研究它既没名也没利。现在有人为此奔波，热心推动这门学科研究，很不容易。我非常高兴！”并说，如果不是因为行动受约束，真想飞到杭州参加研讨会，还说：“我老朽了，住院了，爱莫能助。如果你们觉得我哪儿还有用，尽管说，我一定尽力去办。”季先生事务庞杂，其时的往来信件往往要滞后一些，当收到刘培育老师托人转交的来信后，老先生担心耽误了会议组织，让李秘书一天之内给我们打了三次电话。先生的话让我们感动不已。
季先生非常关心因明的发展和研究价值，不断地鼓励后辈研习这门学问。在看了副研究员吉美桑珠的《因明学的起源及其理论探讨》后，季先生对他寄予厚望，希望他继续努力，深入研究。在得知燕山大学和杭州佛学院承办了国际因明学术研讨会后，季先生动情地说：“燕山大学、杭州佛学院是做了一件善事。”虽然如此关心、支持因明的发展，但对于因明，先生还是抱着十分谦虚的态度。在写给刘培育先生的信中，先生谦虚地说：“我对因明学几乎等于无知。……在高中学过论理，到大学后听了一年金岳霖先生讲逻辑……到现在也都还给老师了。”其学生王邦维教授在《学问在中西之间》一文中说到：“在中国近现代的学术史上，无论从哪个方面讲季先生都可以称得上最杰出学者之一。”（《光明日报》2009年8月11日，第11版）季先生一生致力于印度学，精通十二国语言，把主要精力放在梵文等绝学上，最后还说“无知”，其谦卑之德使我们感触颇深。
2008年我给季先生送去自己的因明专著《因明蠡测》请先生提意见，因身体不好，先生无法阅读，就请秘书杨锐女士发短信息给我说：“张老师您好，先生这些年视力减退，基本看不了文字了，平常都是我读，但他听力也较吃力，所以一般都读些当日报纸，了解国内外大事，其他的大夫不准先生过问了，他已经是百岁老人了，不是您当年见到的先生了，所以请理解，我仅把书名和事情向先生汇报，他已知道，没说什么，在此向您解释，请您谅解。”（2008年4月27日08：23）季先生以如此负责的态度对待后辈学者，实在令人感动。
2009年的中国第五届因明研讨会上，我在大会发言上讲到：“凡是任重道远的事业，总会经历悲欢离合、先行者的离去与后来者的加入。18天前，我们痛失两位曾经对我们因明专业委员会给予过很大帮助的先生，他们就是季羡林先生与任继愈先生。两位老先生与我国的因明事业颇有渊源亦贡献良多，如两位老先生都曾以自己广博的人生阅历与敏锐的学术洞察力，对我们专业委员会提出过种种建议与忠告，从会议的日程安排，到某个学者参会与否并勉励其继续做因明，再到专门写贺信给大会，直至专业的远景规划。两位先生对因明及其专业委员会的关爱至今仍然让我们倍受鼓舞。对于两位著名学者的仙逝，我们在悲恸之余，更应以先生们孜孜不倦的求学精神作为自己工作道路上的一盏明灯，使自己的人生之路更加清晰。而且我倍加希望我们能把各自的一盏盏明灯汇集到一处，形成一处光明无比的地方，那就是我国的因明事业，这样我们才能不负两位先生所托。”
（作者简介：张忠义，燕山大学逻辑与认知科学研究所所长、教授，中国逻辑学会因明专业委员会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