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题目，我想说的是，费孝通先生今天虽然是缺席，但是他的思想仍然在场，我们从费孝通先生的人生历程谈起，还有他在每个阶段对于我们所作出的贡献，以及我们如何进行阐释和发扬，同时，我们还要找到每个人不同的关注点。
　　一、我与费孝通先生费先生是我的导师，我跟着他学习心理学、人类学还有社会学，1995年，我在北京大学读博士，从社会心理学转到了社会学，费先生的著作影响我很多，他一边走一边看，一边看一边思考问题，这样的一个随笔式的学术，在今天的中国越来越不被凸显出来，可能是因为我们受学术规范化的影响，一些思想被淹没在每天制作文章的氛围中，然而费先生试图将自己的行走和思想结合在一起。我认为每一个学某一个专门学科的人都不能被这一门单独的学科所限制，这也是费先生做学问的一个思路。我认为每一个研究者都要有一些问题关怀，而我最早的问题关怀是西方知识何以本土化，那个时候是有一批学者讨论这个问题，实质上，一旦是关于人的文化问题、心理问题，所谓的文化差异便出来了，也正是文化差异的解释，指引着我去寻找哪个学科可以有助于我去理解文化，最后我是找到了人类学，我的第一本书是《反思本土文化建构》，这本书与我的博士论文是同一年出版的，这本书是我自上大学以后所想问题的一个集中，这本书主要是批判中国的一些学者把中国文化当成是中国人身上有的特质文化，实质上也就是说，我们不要把中国这样的一个空间当成是中国文化发展的一个空间，它是可以在其它地方漂移的，比如说，我们去美国，中国人的意识反而更强。我的博士论文《权力与公正》，在费先生的指导下，主要讨论乡土社会的纠纷解决机制，我在河北的一个农村搜集他们解决纠纷的过程所需要的材料，还有我在2009年出版的《本土异域间》这也是我第一本书的再反思，这些在我看来，就是一个轮回，经过了差不多二十年的时间，我一直在考虑文化和本土的关系，我个人理解是对文化理解的广度和深度，我自己感觉到是有改变的。
　　二、费孝通先生和他的作品今天的主题是费孝通先生，我主要是从他的作品以及该怎么样去理解他最核心的著作这两个方面来讨论，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看法。从1999年到2009年这10年之间，出版了两套《费孝通文集》，2010年是费孝通诞辰一百年，我为此也做了很多工作，带着我的研究生、博士生把费先生的十六卷从头到尾读了一遍，还出版了一本书《费孝通与乡土社会研究》，对此我也有很深的感触。也许费孝通诞辰一百年也是中国学术的一百年，从他的思想变化中可以映衬出中国社会的变迁，这一百年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这是从社会变迁到社会转型的一个过程。现如今，社会转型已然成为了一个普遍概念，确实我们很难用一点点渐进的变化去描述当下的中国，很多事情都是在巨大的改变中发生的，当然，这些改变对于乡村来说是最为剧烈的，现在有很多关于乡村的未来将会走向哪里的讨论，之前有一句话是“城市使得生活更美好”，但是城市是否有能力使得乡村变得更美好？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去讨论的问题。
　　（1）城镇化与乡村问题费先生很早就在谈论中国城市化的发展问题，他探讨中国的小城镇不要去走大城市道路的社会学原理，但是现如今这个步伐已经快得让我们无法想象，这些都是在社会学研究的领域之内，但是决定国家政策的并不一定是社会学家，这是和整体的社会决策不完善有关。我们也不能绝对的说，未来中国的城市化是不好的，但是现如今城市化如何包容农村的发展还是一个很紧迫的问题，现在的城市是一个巨大的磁石，把一些农民吸引过来，但是能够保证这些农民能够在一起更好的生活吗？
　　这些也是值得大家探讨的。没有一个西方理论能够告诉你，中国究竟该怎么走，所以现在的社会调查和社会观察，与过去相比，变得更为重要，我们平时随便出去调查一些问题，都会发现有新的问题出现，我们可以把这些东西放在一起去讨论中国的未来，这也是费先生的思路给我们带来的一些思考。
　　（2）《江村经济》1936年，费孝通发表了《花篮瑶社会组织》，1939年发表《江村经济》，《花篮瑶社会组织》在创造的过程中，费先生的太太王同惠在做社会调查中不幸去世。后来的《江村经济》也是费先生的博士论文，他在去英国的船上已经开始写关于对江村的调查研究，这个调查被人类学的大师马林诺夫斯基看中，他认为这是从研究人类文明的视角出发的一部作品。这本书在西方国家的影响也是很大的，今天中国的学者要是研究乡村经济也还依然跳不出《江村经济》这本书，究竟有多少人可以去了解《江村经济》背后可以给今天的中国乡村贡献的东西呢？比如说江村通过种植水稻将自己与世界经济联系在一起，这一点就超越了村落研究的又一个新的出发点，也就是说，不是从一个有边界的村落去研究村落，而是要去看这个村落是如何与世界沟通的，现在我们要摆脱原来的乡村概念去研究乡村。
　　三、费孝通先生与他的老师们有其徒必有其师，有几位老师是很重要的，不仅是对费先生来说，对中国社会学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费先生说这些先生都是“大先生”，首先，吴文藻，大家都知道，是冰心的丈夫，他是中国北派社会学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他使得美国社会学到中国开始了第一步的本土化，三四十年代的社会学还是用英文来讲授的，到他那个时候开始用中文课本来讲授。其次是，派克先生，美国芝加哥学派的奠基人，是由吴文藻先生介绍来的，他的到来进一步推动了中国社会学的本土化，他提出，让美国的学问在中国扎根的方法，是用实地田野调查的方法，而不是用课本上所说的规则和方法。派克先生带着他的学生去做北京监狱的研究，街头流浪汉的研究，八大胡同的研究等，他是要让研究者亲眼看到发生的事情，然后再去描述这一过程，所以，这些资料后来都变得非常珍贵，我们现在也还是要坚持这种调查方法，但是现如今这些方法容易被技术的东西所掩盖，我们的双眼也没有那么敏锐了，我们容易被照相机、摄像机所拍摄的内容左右。然后是，史禄国先生，是费先生在清华大学读硕士期间的导师，在一般人类学界，史禄国先生是一位很重要的人物，他在培养费先生的角度上，是完全按照西方人类学的的阶段来做的，先从体质人类学到文化人类学这样的一个脉络去培养费先生。史禄国的思想是东欧的人类学、民族学的思想，似乎又比英国的马林诺夫斯基又深了一些，以至于费先生到晚年的时候，还在找史禄国的书来看。最后是，马林诺夫斯基，这是一位人类学田野调查方法的鼻祖，一个成功的学者如果没有这些老师的滋润还是很难突显出来的，所以不要以为每一个成功的人是空(来风的产物，通常是要有一个学习的氛围，文化的涵养。还有当时冰心戏称的“吴门四犬”，费孝通、林耀华、瞿同祖和黄迪，他们都是在吴文藻先生的门下读书，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民国那个时候的文人喜欢把本来很世俗的东西转化成文化的代名词。
　　（1）关于派克先生和“燕京学派”
　　现如今，中国的社会学和三十年代的社会学是不一样的，三十年代有一个燕京学派，当时的领袖人物就是派克先生，他是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的开创者，他是被吴文藻先生请到中国来的，然后，费先生他们都是在派克先生的课上听课，记录他上课的内容，后来编了一本书《派克社会学论文集》，后来改编成《社区与功能派克、布朗社会学论文集及学记》，布朗也是后来到燕京大学进行访问的学者，燕京大学就是我们现在的北京大学，燕京大学出了很多学术界的人才。
　　（2）费孝通先生的夫人王同惠费先生的第一任夫人王同惠在与费孝通结婚后的109天在进行社会调查的过程中不幸去世，这个事件是影响费先生如何看待学术、生命以及自己未来发展的，在那个时候，他就非常坚定，他要用学术来弥补和填充妻子的离开，这就是他的精神支持。
　　四、费孝通先生和田野调查方法（1）关于seminar研究方法在费先生的学术传承里，他实际上传承的是伦敦经济学院的seminar研究方法，这个方法现在对我们来说是很普遍的，我们在上课的时候，针对一个问题进行集中讨论，讨论完各自发表意见。seminar就是讨论班、研讨班的意思，这种方法一直在伦敦经济学院沿用，他们现在在每周五的下午都会集中在一个地方进行各种话题的讨论，不分教授还是学生，也不分英国人还是外国人，大家都很积极得进行讨论，从田野进行完调查的人们也会在这里进行报告和交流。
　　费先生在1936年对吴江江村进行田野调查，今年我的一个博士生也在这里进行调查，这也是一个费先生田野调查80周年的活动，江村会是大家讨论和研究的热点。
　　（2）费孝通先生的重访研究费孝通的在场，重要的是费先生的重访研究，也就是说，他人生的很多时间都是在同一个调查点对中国乡村进行理解，这一点也是人类学与其他学科略有不同的地方，那么如何去理解一个陌生的地方呢？一般的社会科学都是直接去那里做调查，但是对于人类学来说，只是调查，没有办法处理时间缺席的问题，我们只能知道这个地方一时发生的事情，不知道它的过去，也不知道它的将来，我们只能从别人那里听说它的过去，但是没有办法保证真实性，所以，人类学就是通过重访来保证时间的不缺席，这样就把时间的问题消解到多次重访中去，这样才能看到某些地方的差异和变化，就不会得出一个很片面的理解。
　　五、费孝通先生与他的作品（1）四十年代的费先生与他的作品三十年代是费先生学习的年代，然而四十年代是一个特殊的年代，因为这是他创作的年代，1945年出版的《禄村农田》，这是他从英国学成归来做的第一个乡村调查，这是一部很细致的田野调查。然后是《出访美国》、《生育制度》、《土里生长出来的文化》、《美国人的性格》、《乡土重建》、《重访英伦》以及《乡土中国》，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乡土中国》，直至今日，出版社还在加印，已经出来了第11版。我个人的理解是，很多好的东西恰恰不是说得很清楚。《乡土中国》里具有模糊性、差序格局、私人道德这些概念，很难具体到某些场景，但是可以概括出来适应不同时代的解释，今天的中国实质上已经超越了乡土中国。
　　《乡土中国》这本书看一遍是不够的，看了很多遍之后，它会刺激你去做很多有意思的研究。这本书告诉我们，土地这样子的一个自然形态如何与文化联系在一起，从土里生长出来的文化是依靠什么扭结在一起，人可以依附在土地上生活，这个生活并不是自然的生活，如果是自然生活，就不会有今天的很多农民离开土地。费先生说，牢固的把人束缚在土地上是一种意识形态，也就是说，中国的农业生产就是使尽可能多的人留在土地上，而很少一部分人通过教育离开土地，这个结论是合理的。在他的这本书里，土地不仅是文化，也是一门艺术，这本书开篇第一句话就很吸引人，“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他没说中国乡村是乡土性的，因为这是长期的文化塑造所产生的，对传统社会乡土性的理解，第一是人和土地的联系，第二是人和人之间的联系。
　　关于《乡土中国》里的差序格局，也就是人情，每一个中国人从出生，就会受到人情的影响，因不熟悉而熟悉，因熟悉而变得有人情。之前的乡土社会与现在的契约社会、独立人的社会是很不一样的。阅读《乡土中国》这本书，一定要把它放在那个年代的大背景中去，那是中国政局变动的大时代，费先生想要寻找的是适应中国本土社会、可以契合中国本土社会的一种治理方式。私人道德的维系是建立在差序格局之上的，现在对我们来说很重要的一点是把私人空间和公共空间分离开来，用公共空间去建立强调秩序、公平、民主、平等的社会，然而这对于中国人来说，是很奢侈的，因为中国人讲究人情，我们做事依赖的是熟人社会。
　　关于《乡村生活———无讼》，如果人们追求的理想是无讼的话，我们设定法律是因为诉讼，这样的话，社会底层将会变得混乱，然后从我们当今时代看来，诉讼案件越来越多，任何法律都是有成本的。在我看来，没有一个国家是把法律放在最前面用以维护国家秩序，只有中国如此，我们应该设定最低的道德底线，而不是一味地用法律去约束人们的行为。费先生最有名的讨论便是“差序格局”的概念，在这样一个人治的社会，并非全是不好的地方，人治也有人治的优势所在，因为社会冲突的理论会减弱，国家自有一套文化疏解的办法让社会矛盾降到最小化。在我看来，1949年以后中国社会结构的最大变化就是，中国空间层次的变化，第一是读书人回不到乡村，第二是乡村的经济随着几次的土地改革变得好起来，阻止了地方精英自身的威望，因为传统的乡村治理主要是靠乡绅地方阶层的治理。然而今天，这些地方精英的缺失，导致如今的乡村由那些所谓的经济上的“土豪”来掌控，那么这真的能对社会治理产生作用吗？根据调查，一些地方恶霸对村民的侵害事例越来越多，正如上面提到的无讼，现在的一些学者仍然在借鉴费先生的作品，从中得到一些治理的方案，他们也在提问，中国的法律，如何从西方的正义公平法律中渗入一些中国人情的元素？我们要从核心价值观上去提升一个人的价值，而不是依靠纯粹的法律去获得社会应有的秩序。费先生主张，在一个熟人的社会，人们的信誉和交往方式是不一样的，在乡村，大家彼此信赖，口头表达就可以代替正式的合同。然而在城市，彼此关上门来，互不相识。费先生还有一套理论就是关于“互惠差序概念”，在西方谈论一个抽象正义的话题，当一件事情被作为一种判断，它不会不考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曾经看到过一个美国的研究，研究中国的关系文化和西方的关系文化，他们用的是测验的办法，观察一个屏幕上出现的玻璃杯的形状，然后观察测试对象眼睛的移动，美国人的观察方式是直奔主题，他们直接看到杯子的最高端和底部，一眼就全部看完，而中国人会首先观察杯子周边的情况，第一眼放在了杯子以外的事物上，这就是属于场景依赖的公正判断，这样就能够抽象出来道德伦理原则。所以说这就是中国人的差序格局，他们在做事的时候，会首先考虑到这件事与我的家人是否有关系，再根据这种关系的判断，来确定是否去做这件事，中国人喜欢的托人情关系也就是差序格局关系。
　　《乡土重建》这本书主要是关于中国近代以来国家形态的变化，对于中国社会而言，合理的方式是双轨制的，从下而上的方式也就是说从最基层的农民到最高层皇帝，这个轨道是由乡村来进行上传下达的作用，从上而下的方式是从皇帝到农民的传达，当然这种传达也是依靠乡村。这两种轨道在民族国家的建设过程中，逐渐崩溃，这种自下而上的方式由于乡村精英阶层的消失开始直接面对国家，就比如说现在有很多上访的事例，由于中间没有调解的措施，人民直接和国家产生对立，与此同时，国家从上而下的决策直接进入老百姓的生活，所以他面对的反抗也是很强烈的，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社会治理中，如何去面对这种直接的对抗？冲突、矛盾解决机制在未来会逐渐加强。
　　重新理解差序格局，在经过半个世纪以来的演变，如何去理解差序格局在今天的实际意义？我认为，在当下中国，一方面在强调一个所谓的构建民主国家的大方向，我们如何做到对中国社会人情、柔性以及私人道德的尊重？在社会层面上来看，这些都是有利于社会和谐稳定的因素。晚年时候的费先生对《乡土中国》有一个概括，他认为中国乡村的乡土性是根深蒂固的，它是会改变的，但又不会消失掉。
　　费先生关于乡土中国的讨论是我们现在“三农”问题最初的版本，中国社会自身的乡土性问题也是“三农”问题还没有注意到的，我们还没看到农村自身结构性的潜力以及农村自身的文化价值，农村在我们看来就是需要改造和转变的，然而我们没有用人类学的概念去包容的看待乡村。比如，我们眼中的绿色食品是实验室的收获，而不是农民辛勤劳作的产物，其实农民很早就已经在制造绿色食品，但我们并不认为这是农民在教育我们，而是知识在教育我们，所以我们需要改变对传统乡村生活的认识。
　　（2）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的费先生与他的作品50年代到80年代是费先生最悲催的年代，一是因为他被划成右派，二是由于他没有更多的时间进行写作和思考，当然这一阶段也是从压抑到迸发的时代，1957年费先生的《知识分子的早春二月》是一篇很有名的文章，这也是中国反右运动的开始，这是根据他到各个地方做调查，从而对知识分子有了一定的认识和了解写出来的。经过1949年的大变革之后，知识分子的生活开始步入正轨，然而在1957年费先生被打成右派直至1980年，这期间他的创作很少，在1980年之后，他慢慢的开始了重新的创作过程，他在访问美国期间，写了一篇《迈向人民的人类学》，这是一篇真正务实的、看到老百姓实际的文章，其后，《小城镇大问题》这篇文章甚至影响到了国家政策，影响了中国城市化的发展，1988年《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这是一篇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文章，从1949年以来，我们一直都没有解决民族问题的很好的思路，直至今日多元一体的民族格局还是处理民族问题的方式，在差异中保存共同性，在共同中保存差异性，这些也都是费先生提出来的，这为我们解决民族问题提供了很好的指导意义。我们如何去面对一个社会文化整体性的问题？如何去理解多样社会中各种各样的价值呢？费先生把这两个问题结合在一起，向我们很好的阐释民族的多元发展。
　　（3）九十年代的费先生与他的作品90年代是一个志在富民的年代，他发现中国人在富裕以后，会出现许多怪异的现象，比如飞扬跋扈、乱消费、奢侈，他就在想，人一旦富裕之后，要怎样的生活？这就是既要熟悉自己的文化，也要尊重别人的文化，相互之间加强理解。在社会文化差异的层面去提升文化自觉很重要，将文化多样性变成可能，确实，文化自觉已经发展成国家的话语体系，十八大政府报告上已经提起“文化自觉”这个概念，一个社会学家对一个国家的贡献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也是学术以外的收获。我认为，从文化自觉方面去理解国家比从文化产能上帮助国家更有意义。他的思想也是受到他的老师、朋友们的影响，强调中国儒家思想的文化因素，以至于后来他还写了很多部作品，都值得我们今天拿出来重温，这些作品也是对他自己的一个超越。
　　六、文章千古事，万顷一沙鸥我们作为费先生的学生，也希望通过对他作品的解读以及编写一部费孝通年谱来让大家认识和了解费先生，中国这么偶然的出现了这样一位人物，希望他的思想和学术贡献能够时时在场，我从个人的角度是这样理解费先生的，费先生有一篇文章《我看人看我》，这篇文章想表达的是每个人的看法都是不一样的，各有各的理解。费先生在1930年到1939年是打基础的十年，学习的十年，1939年到1948年，这十年基于中国社会进行本土创作，1949年到1988年，这一阶段他在考虑中国的城乡发展问题，再到1992年开始考虑文化的问题，引发出文化自觉的想法。费先生的一生都是在学术领域里进行思考，也正因此，成就了他的一生，费先生经历了很多的坎坷，然而在他年老的时候，仍然要把自己的所思所想呈现出来，这也是一件很难得的事情，1983年，费先生在六访江村读唐诗得句，所写下的《江村偶读》：“李白六十三，杜甫五十九。我年已古稀，虚度岂可究。梦回苦日短，碌碌未敢休。文章千古事，万顷一沙鸥。”从这首诗里我们看得出一个学者的有限和无限，一个学者的希望和无奈，他既有政治的追求，也有学术的贡献，既有对大事情的考虑，也有对微观细节的观察，这样的学者不是单一的，而是多面的。
　　互动环节：
　　提问：关于《乡土中国》，费先生所说的差序格局，西方社会是团体格局，然而西方社会也有差序格局，只不过中国的差序格局更加明显，现在的中国有之前的乡村中国发展到城市中国，那么随着时代的发展，团体格局会超过差序格局吗？我们的行为会受到规章、制度以及团体规章的制约吗？
　　回答：当然，我们也在关注中国社会的变化，特别是近三十年的改变，确实在西方也有差序格局，差序格局是普遍存在的，只不过在中国社会显得更加突出，突出的原因在于我们从古至今都在强调血缘关系的重要，家庭本位思想根深蒂固。我认为未来的中国，契约关系和个体主义占据着主要的地位，但不排除在微观层面上差序格局的深度影响，但是我们在接触各种各样的技术来使得我们亲属为基础的社会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但是这个过程应该是一个很漫长的，不能轻而易举的出现。我们会发现今天的人情冷漠，如果一开始我们选择了和西方相同的发展模式，西方一开始就是要去除家庭本位的思想，从制度、财产以及人文角度考虑个体发展，而我们一直在强调家庭本位的扩大价值，比如，夫妻婚前财产登记，这本来是无法想象的，但如今从法律的角度考虑，这也是必须进行的一项程序。我在思考，现如今技术化的手段是如何促进个体社会的成长，当我们开始使用信用卡，我们的个人意识就会增强，这就是用技术手段强化个体性，所谓的个体主义，不是观念上的个体，而是物质上的个体，这样就会使得人与人之间变得疏离。
　　提问：作为人类学来说，我们可以标榜自己或者引以为豪的调查方法是田野研究，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变迁，将来田野调查方法会何去何从？将来是否会有比它还要好的研究方法出现呢？
　　回答：方法确实很重要，而且方法还要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改变，现在手机微信的方式就能够很快的呈现一个调查，未来这些技术的手段如何运用到学术研究都变得很重要。我认为，方法是很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找到自己的方法，方法是工具，必须找到适合自己的工具，从个人的个性、生活经历以及偏好上去找到属于自己的工具，至于田野研究的方法会不会消失，我没有办法进行这样的预测，只要你到一个不同的地方去描述，这就是人类学最基础的方式，我认为，可能会有新的研究方法出现，但也不能肯定田野研究就会完全消失，眼见为实是人类学最基本的要领。
　　提问：我最近在一篇小说中看到这样一个情形，在一个偏僻的乡村，没有男人，只有女人，他们会采取拐卖、贩卖女人的手段进行传宗接代，这是乡土文化的一种扭曲吗？还是顺应乡土文化的发展？为什么中国现在还是以乡土文化为主导？以莫言为代表的新时期的作家基于乡土文化的写作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回答：在乡土文化里，要保证这个社会的延续性，人和人口是很重要的，在之前也有很多不通过自己生育的方式繁衍后代，比如说，过继或者认养，我认为这些并不是乡土文化的扭曲，这背后是要告诉我们乡土文化的核心是要通过各种各样看起来很残酷的方式使得社会最根本的东西延续下来，这就是人口，社会学要强调社会的延续性而不是断裂性。乡土文化的转型过程是非常漫长的，要想人们很快的认同社会的公共空间而不是认同自己的家庭，这是很困难的一件事，社会转型最困难的事情就是突破家庭的概念，所以在我看来，中国目前还是以乡土文化为主导，这是不可替代的价值观，今天我们还是在强调熟人关系是最融洽的，我们从现实来看，这些乡土文化是根深蒂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