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昌同志是我党和我国知名的青年工作领导者、教育家和思想家。他早年投入抗日救亡和革命工作，是一位坚毅、勇敢又善于将党的政策贯彻到实际工作中去的革命者。加以他为人耿直、诚恳，朴实无华，我十分敬重李昌同志。
　　我与李昌的友谊开始于1935年的“一二·九”运动。李昌是清华大学的积极分子，我是燕京大学学生自治会成员。他较早投身革命，曾于1933年在上海加入共青团。“一二·九”那天，他担任纠察队的工作，在“一二·一六”，他是清华的先遣队员。在北平学生抗日救亡运动中，李昌显示了他坚强、勇敢的斗争精神。“一二·九”之后，北平各大中等院校组织南下宣传团，我们都在由清华、燕京等校学生组成的第三团，李昌是三团先遣队队长。他带领先遣队的同学为大部队打前站。南下宣传团不顾当地军警的堵截、骚扰和包围，坚持做了一些宣传、发动群众抗日的工作。李昌的机智和出色的组织能力，在运动中表现十分突出。
　　我们返回北平后，成立了北平民族解放先锋队。李昌先后但任清华民先的大队长、北平民先总队长和全国民先总队长。他在工作中表现出民主作风、创新精神和出色才干，受到了广大同学的拥戴。
　　我记得在1938年，李昌和我在武汉任中共长江局青委委员。当时，长江局书记王明做出了以民先队作为全国统一的青年团体，把别的青年团体如青年救国团并入民先队，以与国民党三青团对抗的决定。长江局青委书记宋一平不同意王明的这个意见，并同我们二人一致认为，在抗战初期各地进步青年以满腔热情建立的多种多样的团体宜予保持，以便更有利于贯彻青年运动的统一战线方针，而不宜以民先队来统一全国的青年团体。我们推崇李昌统稿，形成了《关于统一战线的方针问题》一文，分送长江局和中央青委，得到了中央的同意。
　　1940年，我们在延安中央青委工作。值得一提的是，李昌在对边区青年工作考察研究后建议：青年工作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但同时，应注意青年工作的特点，尊重青年组织的独立性。我也持相同的意见。事实证明，这个意见不但是正确的，而且是及时的。
　　早在1940年，李昌就提出了建立青年团的主张。这个卓有远见的创意在1949年4月得到实现。李昌也被调回青年团工作，担任团中央常委、书记等职。
　　1953年，李昌被毛主席任命，去哈尔滨工业大学担任校长。在11年期间，他把一个设施陈旧、条件简陋的哈尔滨工业大学建成为那个时期全国最好的大学之一，培养出大批人才，为祖国的国防工业和航天事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正担任中国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党组书记、副主任的李昌被假革命势力严重冲击，受到了种种不公正的待遇。但是李昌始终坚持党性原则，不屈服于极“左”的压力。
　　1975年，李昌恢复工作，与胡耀邦一起整顿中国科学院。粉碎“四人帮”后，李昌在科学院才得以施展抱负，做出了不少令人敬佩的业绩。他主张为“四五”运动平反，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制定科学院发展规划，创办了我国第一个研究生院，倡导精神文明建设。这是他晚年工作中值得称道的一段。
　　1982年李昌出任中纪委书记。这是一个不轻松的职务。一方面是当时党内不正之风和违法乱纪的现象相当严重；另一方面是在新的时期出现了纪检工作如何服务于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以体现出改革开放方针政策的问题。当时围绕是否开除雇工党员党籍的问题，社会上和党内都有争论。随着个体经济和民营经济的发展，不少经营工商业的党员雇工开始超过7人。有一些同志主张将那些超标（内部掌握的标准）雇工的党员开除党籍。李昌在中纪委常委会上坚决反对这种意见，认为党员雇工，可以发展经济，解决我国十分突出的就业问题，合法致富体现了党的改革政策，应当允许。李昌这种只唯实的态度是他的一贯作风。争论最终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得到解决。实际上，至今还没有企业家党员因雇工超标而被开除党籍。
　　在离休后，李昌一直关心着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命运，从事关于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思索和研究，十分关注反腐倡廉和法制建设，多次向中央提出书面建议。年迈的李昌依然保持了青年时代的理想和热情，还是那么正直、善良、睿智和勤勉。虽经历种种磨难，他对党和人民仍是无比忠诚，对历史和现实中的问题无时不在深沉地思考。
　　《李昌传》是一本记载我党多项工作所走过的光辉历程的著作，是表现一位忠诚的共产党员不知疲倦地为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而奋斗的好书，它即将完稿付梓，我高兴地以这篇短文表示祝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