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对于我来说是个陌生的字眼，因为在我的记忆里几乎没有父亲这个概念，所有我知道的关于父亲的事情，基本上都是从各种资料上获得的，也听母亲讲了一些他的零星生活片段，有时也从同父异母的姐姐或其他人那里了解一些，最多的还是从隔房大哥高邦杰和父亲在仁寿县的同乡刘仁耀处获得，他们现在都已去世。
     四川省仁寿县高家场有一个文化人叫高秉成，他有几个儿子，最小的一个叫高力生，字泽勋，就是我父亲。他读过中学，有较好的文学和历史功底，早年和同乡刘仁耀等人到重庆做生意，后来到自来水公司收费股工作，据说他最后官至股长。解放前一年父亲被派往綦江蒲河当白矾厂厂长，我们举家随即迁居去了蒲河，三弟就是在那里生的，所以叫高蒲远。白矾是城市自来水工业必不可少的原料，时值重庆解放前夕，据说父亲在厂里组织工人罢工，因此被国民党特务经理范克明骗到重庆，后遭逮捕，在重庆市解放前两天牺牲。父亲被捕后，母亲带着我们三弟兄赶回重庆。母亲在同乡的协助下四处打听父亲的下落，只知道父亲被害，别的什么都不知道。重庆解放后，我们便在城里定居下来，这时我已满五岁，但仍不懂事，既不能为母亲分忧，也不能帮家里做事。直到我长大后才逐渐了解一些父亲的情况，但仍然是支离破碎的。
    亲从家乡到重庆时还带着一个人，就是他的侄子高邦杰。高邦杰后来加入了共产党，在重庆市地下工作中负责工运，解放后曾任市总工会主席和市人大常委会委员。他生前曾写了名为《忆高力生》的回忆录，主要追述了他们在陶行知创办的社会大学学习期间的活动。
    在社会大学里，父亲是最年长的学员,同学们都叫他老大哥。他在文学系，因为他喜欢写作，毛笔字写得很不错，经常写点带着浓厚的三十年代白话诗韵律的新诗，现将我抄存的两首诗转录如下，据原稿记载都是1944年我出生那年所作。底稿原在同乡刘仁耀处，现不知去向。
其一： 盆景
我们原是生活在旷野的，
被你们狠心的人啊，
弄到屋子里来，用一只小盆子装起。
你们说这才好看，这才便于欣赏。
我们受不到充分的阳光，
吸不到新鲜的空气，躯体变得瘦小可怜，
而你们更加快乐的笑了。
原来我们的灾难就是你们的欢笑。
我们的生命是不长久的，
看你们能欢笑多久！

其二： 春的伤感（想念双亲而作）
风在树叶上飘呀飘的，
暖和的太阳在晴空照着。
我走到杨柳河边，一屁股坐下，哇的一声哭了起来。
“家乡苦难的父母，
他们这一阵是怎么过的呀！”
小鸟在枝头喳喳地歌唱，
鱼儿在水里摇摆着尾巴，
是那么清新，那么自在。
他们的意思我懂得：
“春天是行乐的时候，你这愚蠢的人，哭些什么？”

    从这两首短诗中可以看到父亲对旧社会恶势力的痛恨，同时也饱含着对家乡父老的怀念。
    社会大学是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创办的成人函授学校，与育才学校一样成为了党的外围组织。1999年7月17日《重庆商报》记者王蜀娟报道称：“1946年周恩来在重庆倡导成立社会大学，当时陶行知任校长，冯玉祥当董事长，云集了国内知名学者：郭沫若、巴金、翦伯赞等。如此辉煌的历史，全国都少见。”另据贾培基著《陶行知》所记载，社会大学副校长是李公朴，董事还有张澜、沈钧儒、吴玉章、史良等，学校聘请的教师有翦伯赞、章乃器、胡风、何其芳、艾芜、张友渔、田汉等。周恩来、秦邦宪、邓发、田汉、乔冠华、郭沫若等也在社会大学授过课或作过讲演。他们教授社会经济、政治、法律、历史、文学等课程，引导学员关心和讨论国家大事。社大的学员积极投入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和华蓥山武装斗争。据统计，社大的学员有15人牺牲，其中14人葬在重庆烈士陵园。除了在社会大学期间积极参加一些集体的进步活动外，父亲还以自来水公司职工的合法身份为地下党做联络和掩护工作。（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