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康乐院士接受了我校《中原生命科学论坛———生态学峰会》的邀请而来到开封，我们有幸见到了他。暖黄的灯光为简单的房间增添了一丝温馨，年近花甲的康乐院士坐在椅子上精神矍铄，丝毫没有刚下飞机风尘仆仆的疲态。爽朗的笑容、亲切的姿态、睿智的话语，使这位平易近人的院士给我们留下了不止于科学家的片面印象。
　　孜孜不倦求知识“我学习生物是非常偶然的。”康乐院士读小学的时候正赶上文化大革命开始，求学之路在高中一年级时被迫中断，直到1977年恢复高考，因作为知青在农村插队时表现优秀，才有机会参加考试，继续求学。“当时是高考恢复的第一年，不知道第二年还会不会继续举办，关于专业这些方面根本就没想太多，能有学上就已经很开心了。”康乐就这样开始了他的生物探索之路。
　　祸福相依，文化大革命摧毁了康乐最宝贵的少年学习时光，但也让他在大学有了更多的学习热情。“就是因为十年文化大革命把我们这批人最应该学习的时光给耽误了，所以大家深感机会来之不易。”他回忆道：“那时候的学习没有人督促你，也不是为了考试，就觉得是机会难得，就觉得中国发生了巨变，我们应该利用好这个机会，将耽误的时间抢回来。”他就这样紧跟着时代前沿一路向前奔去———恢复高考后赶上第一批大学生、第一批研究生、第一批博士生，之后更是数次拿到珍贵的出国学习的机会，慢慢走到了现在。
　　“科学报国，用自己的知识攀登高峰，为国家的强大做出贡献。”这样的求学信念让康乐孜孜不倦地汲取着知识的养分。
　　乐此不疲谋发展“我觉得科学家就应该养成边学习边思考的习惯。”康乐严肃地说，“虽然一直在生命科学领域中，但每一个阶段我都会认识到不同的问题，所以我也有很多次的转变。”
　　大学时学习应用性很强的植物保护专业，但是康乐自觉基础理论方面相对薄弱；读硕士时开始生物进化方面的学习，他又发现这个学科很难直接为国家建设做出贡献，于是读博士时开始攻读生态学；获得出国学习的机会之后发觉国内的生物学在解释生态过程的因果关系方面有所欠缺，所以他又开始学习神经电生理和分子生物学这两个实验性很强、能够建立起事物之间因果关系的学科；结合自身所学，康乐开始做分子生态学；到了1999年，康乐意识到对生物的了解要从整个基因组的背景下手，于是又将分子生态学过渡到了基因组学，并为‘人类基因组’计划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近期，康乐的研究重心在基因组的研究背景下，开始向表观遗传学转移。
　　康乐在学习阶段的研究一直发生着转移和变化，“每一次变化我都是着眼于当时科学发展的前沿和热点问题，我的兴趣一直都在生物科学。”康乐对自己的研究之路总结道。
　　苦心孤诣造人才“从1995年我还是一个研究员开始，到现在成为院士，二十多年来我坚持每年都给研究生讲课。”康乐说道，“我觉得我人生最大的成就，不是在科学上走到世界前沿，而在人才的培养。”
　　康乐指出经过了高中紧张的学习以后，很多学生来到大学后有一种解放的感觉。没有深入地去思考自己喜欢什么，而只是被动地学习，对此，康乐十分痛心：“大学生被动学习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对什么都不感兴趣，60分万岁。”康乐直白地说道：“这就是为什么会发生一个公务员岗位有几千人报考的怪象，因为他们不在乎自己的专业，甚至丢掉自己的专业了。今天我们中国GDP人均值将近一万美元，家庭温饱已经解决了，我们不应该再将就业放在第一位了，而应该实实在在去干一些我们想干的事情，不要等到自己想做一些事情了，却已经垂垂老矣。”
　　“教育是一个连续的过程。”二十多年来一直关注人才培养的康乐院士给当代大学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各阶段的学习提出了建议：本科阶段重要的是学有所爱，兴趣才是最好的老师；硕士阶段要学有所长，培养自己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博士以及之后的工作期间就要学以致用、用其所长。“经历过本科、硕士、博士的连续学习，找到与自己学习的专业相关的工作，学以致用，那我们的社会发展将会更快。”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康乐不仅在科研道路上愈行愈远，在人才培养的方面也独树一帜。在科研过程中，他是严谨踏实的学者；在传授知识的过程中，他是睿智朴实的良师。一路走来，他不曾倦怠，不曾停歇，工作于他，是一份责任，亦是一腔热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