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5月7日上午7时21分，一颗在世界数学史上澎湃出华美中国声音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中国科学院院士，首届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首届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邵逸夫数学奖得主吴文俊先生去世了，享年98岁。
　　闻此噩耗，作为对吴先生有过一次简短采访的我，内心充满了悲伤与不舍……2006年4月4日，受学校委托，我与信息学院的王云诚教授在中国科学院应用数学研究所方伟武研究员引荐下，前往北京吴先生的家里拜见，请他为我校百年校庆题词。
　　在去吴先生家之前，我们的心中是有很多顾虑的，面对这样一位蜚声世界而且工作繁忙的数学界“泰斗”，他会留给我们多少时间？会不会只是应付式的给我们写几个字了事？我们的要求会得到多大程度的满足？
　　上午9点37分，当我们在方伟武先生的引导下，按照事先约定的时间提前3分钟来到吴先生居住的楼下，并按响他家所在单元安全门上的对讲器时，吴先生带着浓重上海口音的普通话立刻传了过来：
　　“是方老师吗？”
　　“吴先生，我是方伟武。”
　　安全门接着“咣”的一声打开了———看来，吴先生早已做好了迎接我们的准备。我们随方先生迅速往吴先生居住的三楼上走。当我们走到二楼与三楼之间的平台上时，只见吴先生与他的老伴和孩子已站在自家门前等我们了。我们快步走上前去，吴先生一面热情地与我们握手，一面不停地说着“欢迎，欢迎”，就像迎接久别的朋友。这见面的热烈气氛，使我们藏在心底的疑虑和紧张情绪立刻消失了许多。
　　“快请坐，快请坐。”吴先生将我们让到三人沙发上，自己却坐在沙发边上的一把椅子上。我们见状，立刻请吴先生坐到沙发上来，而吴先生却微笑着说：“你们是客人，我还是坐在边上陪你们说话随意些。”真诚的话语，让我们的心里暖暖的。
　　在谈话过程中，不时有电话打来找吴先生，每次打完电话，吴先生总要对电话那头的人说一句“谢谢你们啊”。
　　在宽松平和的气氛中，我们的“胆子”也渐渐“大”了起来，竟一连提出了三个要求：为学校百年校庆题词，为山东农大报出版800期题词，为信息学院题词。我们担心，吴先生也许会不高兴，因为在与他事先约定时，我们本来只有一个为学校题词的任务。令我们意想不到的是，吴先生竟全部答应了我们的要求。他像一个孩子似的说道：“我的字写得不好，只要你们认为好，我就写。不过我要用硬笔，毛笔我拿不稳了。”我们立刻奉上纸和笔，很快，三幅满怀着吴先生对我校殷切希望与深情祝福的题词，苍劲有力地呈现在我们面前了。
　　据方先生介绍，吴先生平时是很低调的，也很少做题词一类的事情，一次满足我们这样多的要求，足可以看出吴先生对高等农业教育和对大学生健康成长的关心，也足可以看出他谦逊待人的君子风范。吴先生说过：“不管一个人做什么工作，都是在整个社会、国家的支持下完成的。有很多人帮助我，我数都数不过来。我们是踩在许多老师、朋友乃至整个社会的肩膀上才上升了一段。我应当怎么样回报老师、朋友和整个社会呢？我想，只有让人踩在我的肩膀上再上去一截。”
　　在与吴先生短暂的零距离接触中，我感到，他既是一位令人景仰的学界“泰斗”，又是待人温和的谦谦君子。
　　拜见吴先生前，我已了解到，吴先生1919年5月出生于上海，1940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数学系。1946年与陈省身先生结识，在陈省身指导下从事拓扑学研究，从此走上数学研究道路。1946年赴法国Strassbourg大学留学，获博士学位。1957年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院士)，1990年被第三世界科学院选为院士。1956年与华罗庚、钱学森同台领取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1993年获陈嘉庚数理科学奖，1994年获首届求是科技基金会杰出科学家奖，2001年 2月，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吴先生是国际著名的数学家，他的研究工作涉及到数学的诸多领域，在多年的研究中取得了丰硕成果，其主要成就表现在拓扑学和数学机械化两个领域。他为拓扑学做了奠基性的工作，他的示性类和示嵌类研究被国际数学界称为“吴公式”“吴示性类”“吴示嵌类”，至今仍被国际同行广泛引用，影响深远，享誉世界。
　　上个世纪70年代后期，在计算机技术大发展的背景下，已经59岁的吴先生开始研究中国数学史。他继承和发展了中国古代数学的传统，即算法化思想，转而研究几何定理的机器证明，彻底改变了这个领域的面貌，是国际自动推理界先驱性的工作，被称为“吴方法”，产生了巨大影响。吴先生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国际领先的成果，并已应用于当前国际上流行的符号计算软件方面。在1997年获得国际著名的“自动推理杰出成就奖”时，吴先生还获得了这样的赞誉：几何定理自动证明首先由赫伯特·格兰特于50年代开始研究，虽然得到了一些有意义的结果，但在吴方法出现之前的20年里这一领域进展甚微；在不多的自动推理领域中，这种被动局面是由一个人完全扭转的，吴文俊院士很明显是这样一个人。
　　在60多年的研究工作中，吴先生始终站在数学领域的前沿，做出了许多原创性研究成果，是我国最具国际影响的数学家之一，他对数学的核心领域拓扑学作出了重大贡献、开创了数学机械化新领域，对数学与计算机科学研究影响深远。
　　那次仅有两个小时的采访很快就结束了。离开吴先生家时，他执意要将我们送到楼下。看着他和蔼可亲的笑容，回忆着刚刚过去的情景，我在想：吴先生能够获得如此崇高的威望，也许并不仅仅依靠他在自己领域取得的成就，更多的还在于他对待事业的态度，在于他对待周围世界和人的态度，在于他怎样去看待自己和别人。这，就是无声的教化。
　　在中科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每逢周四下午均开一个讨论班，这个自由、开放的学术活动形式是吴先生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创办的。一次，理论物理所的吴可研究员向大家介绍难解的“杨———巴斯方程”后，讨论班成员就这个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吴先生一直认真地听着，谁发言他就把脸转向谁，竭力了解每个人随时迸发出来的想法。讨论班结束后，吴先生谦逊地对同事说：“其实今天的难题我听不懂。我到现在还糊里糊涂的，但越是不懂的越要听，要学习，要看其他人在做什么，否则科研就做不下去了。”
　　吴先生认为：科研是永远做不完的。坚持做科研可能是中国科学家的特点，中国科学家后劲很足，年轻时做科研，六七十岁后仍在做科研，甚至八十岁后还在做。华罗庚先生是一个榜样，我的老师陈省身先生也这样。他们从来没有放弃过研究。我得向他们学习。
　　这就是大师的态度、境界、格局和风范。
　　原中科院院长路甬祥在写给吴先生的贺信中这样评价：“您辛勤的努力和杰出的贡献，获得了国际学术界的广泛认可，为我国科技界争得了荣誉，也为青年学者树立了榜样。”
　　在做人与做学问等诸多方面，吴文俊先生都是我们学习的楷模。面对吴先生，我明白了“大师之所以成为大师”的奥秘———正是有了明确的目标、探索的精神、谦虚的品格和感恩的心，才使得他在科学研究和人生道路上不断登上一个个高峰。
　　走近大师，会感受精神的温暖；仰望大师，会体验境界的升华；学习大师，会知觉品格的高尚……大师虽已逝，教化永长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