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些天在兰大百年校庆的网站上，偶然读到袁洪庚教授回忆水天同教授的文章，我也不仅想写一点与水天明教授相关的小事，以纪念这位在文学、历史、敦煌学、外国文学等诸多领域颇有建树的学者。
　　水天明教授是著名莎学专家水天同教授的胞弟。兰州水家是一个书香门第、名门望族，水天明教授这一辈据说教授就有十来位。水教授是西北联合大学中文系毕业，旋即在兰大历史系和中文系任教，后到北京的俄语学院（北京外国语大学前身）学习了三年俄语，所以可以说水先生是学贯中西文化。重返兰大后，水先生长期执教于外语系，并于1976年获准首批面向全国招收俄语研究生。1989年水先生退休，但是看到俄语专业教师青黄不接，又接受了返聘重返讲台，我们也就有幸聆听先生的教诲。
　　二水先生夏天的时候，爱穿一件白色的衬衣，浅灰色的西裤，架着一副墨镜，戴着一顶中间嵌着黑条、宽边的白色凉帽，看上去非常儒雅。衬衣和裤子总是熨得笔挺。春秋季节，水先生总是爱穿一身浅灰色的西装，打着领带，外面穿一件米色或浅灰色风衣。头上戴着顶黑色的皮帽。有时候嘴里还叼着只香烟。
　　水先生是位耿直、开朗、豁达而又低调的人。上大学时他给我们开的课是俄汉翻译和大学语文，可以说这两方面他都很擅长。记忆中的水先生，给我们上课时已届古稀之年，但仍声如洪钟，声情并茂。讲到忘情处，他还用俄语朗诵莱蒙托夫的诗歌，声调跌宕起伏，而且和声押韵，这是我第一次懂得，原来外语的诗歌朗诵起来和我们的汉语诗歌一样有魅力。水先生的乐观、豁达可以通过课上给我们讲的一件小事体现出来，在文革时期，他被关入“牛棚”（当时的旧文科楼的一楼教室里）不让回家在那里接受学习和改造。因为他的身体很结实，气力大，晚上他就用双手把铁护栏掰开偷偷地跳出窗外溜回家睡，然后凌晨再偷偷地从窗户跳进来。以至于“牛棚主任”说他是 “顽固不化”，而被关的同事则称赞他具有“佐罗”的英雄气概。
　　另外，跟先生上课总能时时刻刻感受到他对祖国的一腔热忱，祖国在他心里正如范曾先生所说的那样 “是一个徽号”。水先生的童年正值国难深重的抗日战争时期，日本鬼子的飞机常常轰炸兰州，他就和小伙伴们便跑到皋兰山上，躺在山坡上看日机投弹，他说恨得痒痒的……记得有次大学语文课上，讲起巴金的《家》，他还回忆起了自己的往事。说他小时曾跟随父亲，坐着驴车从河南来到兰州，历时一个多月，以此来明证交通发展之快，祖国发展之快。
　　水先生不仅是我们的经师更是人师，记得一次课上他说：“孔子有一句话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意思是要做好工作，先要使工具锋利。要做好一件事，准备工作非常重要。这句话我很欣赏，也希望和你们共勉。”我不知道水先生提到这句孔老夫子的名言对其他人有没有什么深刻影响，我是以此作为行事的指针的。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习惯，水先生也不例外，他有一个和别人不同的嗜好：每晚看完书都要喝一杯酽酽的茶才入睡。三水先生对学生很关爱的。上个世纪90代中期随着中俄贸易逐步进入正轨，以及俄罗斯经济的急速衰退和俄罗斯政局的动荡———当时国外媒体讽刺时任总统的Елицин（叶利钦）换总理就像换小蜜一样频繁，中俄贸易急速萎缩，我们专业的就业形势一下子掉入谷底，出路主要是军队和军企为主了。为了有一个相对更好的出路，1996年9月份我决定报考研究生。记得1996年年底的时候，我和另外一个同学找水先生写封推荐信，他豪爽地答应了，虽然后来我要考的教授因为种种原因并没有回信。到了南开，我拜访了水先生在北京俄语学院的同班同学孔延庚教授。谈起水先生，孔延庚教授是神采奕奕，他说，水先生那时是我们班的班长，也是老大哥，说话办事很有魄力，性格开朗大度，后来我们开学术研讨会时遇到还常住在一起……。这就是水先生在他的老同学的眼里的形象。我到了南开后，也曾多次给水先生打电话，向他汇报我的学习等方面的情况。毕业后，我留在了天津大学工作，也曾邀请他，有时间来北京时，一定要顺便到天津来玩玩，因为这儿有很多他的学生，也顺便见见老同学。他每次都是很爽朗地答应了，可是一直没有来，有次打电话他说刚从北京回来，当时我很惊奇便脱口问道 “您怎么没给我打电话来天津啊？”水先生笑着说：“本来想去的，但是因为在北京刚做了手术，需要休息静养一下……”我怀着深深的遗憾，同时也为先生的身体担心了，毕竟已经是年近八十了……在天津的同学们都期待着水先生能来这里，以便我们尽一点学生的心意……但是，却给我们留下了永远的深深的遗憾！
　　2000年毕业前夕，俄语的就业形势不仅没有好转反而更加恶化了，中俄贸易额并没有达到1996年两国总理签订协议时所期望的200亿美元。加之，朱镕基总理大刀阔斧的机构改革，各个政府机构都在裁员，无形中就业的竞争压力更大了。当时，我想去新华社工作，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水先生，并希望得到他的帮助。他马上给我写了一封推荐信，虽然后来因为种种原因我并没有去新华社应聘，但直到现在这封信我还珍存着。最终，我不得不选了教师这个和先生一样的职业。我不知道是不是命运的安排，记得毕业时有几个同学包括我让水先生在毕业册上题词，当时先生给我题的是近代国学大师王国维用诗词概括的治学三境界。但是至今距水先生的期望仍远，所以每当翻看时，很是窘迫……其实，水先生写的推荐信又何止我一封。四水先生的一生是学术的一生。他所研究的领域非常广泛，除了外国文学，还有文学、敦煌学、翻译等等，并且都取得了令人羡慕的成就。先生的道德文章，学界在这方面已有定论，不是我等小人物所能妄议的。我这里谈的是小事。记得我上大学时，在翻译课上水先生常常会讲一些汉语的语文规范和一些语法现象，如“塑料”（读“su”还是“suo”），“您们”的来源和使用规范等这些涉及母语知识的内容。当时我还觉得奇怪，我们学外语的，好像与这个有点不搭边吧。但耳闻目染也“被动地”接受了不少知识，这为我考研甚至后来转换专业打下了初步的基础。后来准备考研时，当时考五科，其中一科就是现代汉语。那时我才明白，水先生是用心良苦的……自2004年7月底水先生去世至今整整5周年的时间了，今年又恰逢母校百年华诞，写下以上这点文字，一则缅怀先生耿直豁达奖掖后学的高贵品格，二则也向先生表示深深的谢意，同时也为母校有这样的名人感到自豪和骄傲，并希望母校能继续发煌我兰大精神。
　　（作者1997年本科毕业于兰州大学外语系俄语专业，曾任教于天 津 大 学 （2000-2005），现任教于南开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