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景林（中）在教学基地与学生在一起


　　又是一个春花飘落的五月，杨景林同志离开我们已经一年了。至今，我们对他的离去仍感到十分痛心和惋惜，他的音容笑貌还常浮现在我们眼前。
　　我们三人与景林同志有多重的关系，既是前后的师生，也是共事多年的挚友。我们在与农学院师生共同创业，沿着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道路跋涉征程中结下深厚的友谊。他深入扎实的工作作风、敢于担当的工作精神、勇于开拓的工作魄力令人钦佩，给人留下难忘的记忆。
　　敢于担当 勇于作为1978年底，学校任命景林同志到农学系担任系党总支书记。之前，他曾在农学系和马列教研室任教，还担任过学校政治部宣传组副组长、政治部副主任等。不管在哪个岗位，他都尽心尽责，表现出色。回到农学系工作，他非常高兴，他对系里的老师、同事有深厚感情，决心和大家一起为农学系发展作出贡献。
　　景林同志对待工作有强烈责任感，敢于担当，关键时候总是站在前面。七十年代末，泰安实习农场经常受到周边干扰，偷盗、破坏公共财物的事件时有发生，教学、科研受到很大影响。1979年冬，邻近的黄庄村有少数人未打招呼就在“矮孟牛”试验地开水渠，把珍贵的育种材料破坏得乱七八糟。看到这种景象，课题组老师痛心疾首，流下了眼泪。景林同志深知育种材料的重要性，他赶去了解情况、安慰老师，并表示要坚决制止这种严重破坏科研的行为。他亲自写材料向学校和地方政府反映情况；看到由于地方保护主义，事件久拖不决，他又和老师们联名上书省纪委。最终这一事件得到上级重视，不法人员受到惩处，有力震慑了破坏教学科研的行为。
　　1980年春，农学77级学生到泰安农场办学，那时农场的条件十分简陋，同学们能否安心学习，是“三段式培养”能否顺利实施的关键。景林同志和同学们一起住到了农场南院，他进宿舍、进课堂、进田间，了解情况、解决问题，和大家同甘共苦相处一年时间，度过了在农场办学最困难最关键的时期。
　　九十年代初，为改善农场教学基地条件，他不辞辛苦，上省进京，多次到省和农业部有关部门申请资助，争取来近百万元建设经费，并坚持将这些钱全部用于教学基地建设。为节省经费，他还和老师们一起挖沟铺设地下灌溉管道。通过这些措施，大大改善了基地的教学、科研和学生生活条件，为“三结合”体制奠定了坚实基础。
　　景林同志在工作中既发挥领导作用，又发扬民主，遇事与大家共同协商、集思广益。他用良好的工作作风为系领导班子建设奠定了良好基础，也为后来者树立了榜样。
　　坚持实事求是 把握正确办学方向工作中，景林同志善于实事求是地分析问题，不跟风、不盲动，深入思考、冷静分析，坚定方向。这源自他对党的教育方针的正确理解，对高等农业教育本质的深刻认识。他和老师们一起，发扬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的优良办学传统，探索建立了“三结合”的体制机制，对我校乃至全国高等农业教育产生了重要影响。
　　1979年景林同志到农学系的时候，正是拨乱反正、解放思想的重要时期，我国高等教育重新焕发生机。人们反思十年动乱对教育造成的危害，理论教学重新受到重视。但是在纠正“极左”错误的过程中，又出现了忽视实践教学的倾向，许多重要的实践环节“缩水”甚至被取消，实践基地撤销。景林同志非常关注高等教育的发展形势，对农业人才培养过程中的经验教训进行了深入分析。他认为，我国高等农业教育在对待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的关系上走过弯路、有深刻教训，在批判和纠正以干代学错误，强调加强理论教学的时候，决不能再走理论脱离实际的路子，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他和系领导班子其他成员经过充分考虑认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教学、科研与生产相结合，符合党的教育方针，这个办学方向没有错，农场实践教学基地不仅不能丢，而且要花大力气建设好。经过广泛讨论，充分论证，农学系确定了“校本部―农场教学基地―农村”的三段培养人才的模式。实践证明，“三段式培养”是一条培养学农、爱农、既懂理论又会实干人才的成功之路。1989年，他作为主要参与者完成的 “培养高等农业人才的新体制与新模式”教学成果，获国家级教学成果优秀奖。
　　获奖之后，景林同志对“三结合”的基本规律、运行机制等继续深入思考，他主持的研究课题1990年被列为全国教育科学“八五”规划课题。他和老师们一起，围绕 “三结合”的必备条件，教学、科研、生产之间的相互关系，“三结合”教学体制的运行机制等开展了深入研究和探索实践。1993年，他主持的“实行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建立适应经济建设需要的教学体制”成果荣获国家级教学成果特等奖。国家教委专家组对该项成果进行了认真审核并给予高度评价。
专家认为：“这项成果丰富和发展了农业教育理论和“三结合”的内涵，大大提高了培养人才、发展科技、服务生产的整体功能，取得了显著的办学效益和巨大的社会效益，全面贯彻了党的教育方针，体现了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推广价值。”
　　农学系的教学成果在全国产生了重要影响，国家教委、农业部两次在我校召开会议，推广我们的经验。这些成果是农学系老师们长期探索实践的结果，也浸透了景林同志的心血与汗水。坚持“三结合”办学方向，为农学系和山东农大的快速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干事创业 堪称楷模
　　景林同志最为可贵的是他有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作为中层干部，他不是简单地按领导要求部署工作，而是想方设法调动积极因素干事创业。
　　1979年他来农学系时，由于十年动乱影响，系里工作面临很多困难。当时师资队伍青黄不接，年轻教师大多是“文革”期间毕业的“工农兵学员”。当时不少人对“工农兵学员”有看法，认为他们基础差，不能胜任教师职责。留校的“工农兵学员”思想很不稳定，有些人调离了学校。景林同志认为，这些留校的同志当时都是优秀学生，尽管基础较差，但不能“一棍子打死”。他根据每个人的特长发挥他们的作用，给他们创造机会学习深造，“缺什么补什么”。事实证明了这个决策是正确的，农学系“工农兵学员”中涌现出多位有影响的专家和领导骨干。对77级以后留校和调入的青年教师，他同样积极支持、严格要求，鼓励他们创新冒尖，多到生产第一线锻炼。他为农学系建设“顶天立地”的青年教师队伍作出了重要贡献。
　　对老教师，他十分尊重理解，积极激发他们的工作热情。著名遗传育种专家丁巨波教授和小麦专家余松烈教授，早年曾递交入党申请书，但因被打成“右派”或“反动学术权威”，入党被拒之门外。1980年，他们平反后表达了强烈的入党愿望，但受极“左”影响，很多人对他们入党心存顾虑。景林同志十分了解两位老师，坚决支持他们入党。为此，他三次去省有关部门了解情况，向支部成员和有关党员作解释工作，并亲自当介绍人，解决了他们的入党问题。两位老教授入党后焕发出高昂的工作激情，为教育和科研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景林同志平易近人，为人诚恳，团结同志，待人热情，具有为民服务的情怀。作为党总支书记和系主任，他善于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因势利导，化解矛盾，充分调动大家的积极性。他对老师们政治上信任，生活上关心，工作上大胆任用，积极为大家排忧解难。他对青年教师不仅在工作上关心支持，对他们的婚姻、两地分居问题等也都挂在心上，尽力帮助解决后顾之忧。当年的许多青年教师对他所给予的关心帮助心存感激。
　　在担任农学系党总支书记和系主任的16年间，景林同志为农学系的发展呕心沥血，与大家一起营造了良好的工作和学术氛围，激发了师生员工学习工作的热情，凝练形成了“团结、求实、进取、奉献”的系风，使农学系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取得了包括国家技术发明一等奖、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国家教学成果特等奖和优秀奖在内的多项重大科研和教学成果。景林同志也被评为全国优秀教育工作者、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
　　人生一世，价值如何？重要的不是你的富贵，而是你的品格；不是你拥有了什么，而是创造了什么；不是你得到了什么，而是付出了什么、贡献了什么。金杯银杯，不如人们的口碑。景林同志作风正派，磊落清廉，办事公正，严于律己，坚持原则，淡薄名利。他一身正气，不求升职牟利，只求在本职岗位上扎扎实实作出业绩。他是一位对我们学校、对社会作出重要贡献的人，是受人尊敬的好党员、好干部，是我们学习的楷模。虽然景林同志离开了我们，但他的优秀品格会永远珍藏在我们心中。
　　在景林同志逝世一周年之际，谨以这首小诗来表达我们对他的深切怀念：
驾鹤赴杳冥，
众人惊悲痛。
一世正勤诚，
师生心中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