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妇女 国画：安旭


　　70年前，日本侵略军的铁蹄践踏南京。从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至1938年2月5日，几个星期内被日寇屠杀的中国人达30万以上。日军所至，未及逃避者，几乎极少幸免于难。当时39岁的母亲怀着我，带着15岁的大哥、9岁的姐姐、5岁的二哥和两岁的三哥举家逃难，乘小木船沿秦淮河溯流而上。1938年1月21日，在距市区30公里的横溪桥村一位姓梁的好心人家里，我来到了这苦难而恐怖的人世。那一天正交大寒节气，是一年中最寒冷的日子。幸亏随行的养姐，把我从死神的手中抢夺回来。养姐新婚不久，年仅19岁，没有随夫家逃难，而沿途照顾即将临盆的母亲。她看到刚来人世的是个男婴，不顾父母亲早就商量好的决定，把我从马桶中捞出来，呵护在怀抱里，才使我免遭被遗弃的厄运。襁褓艰难，兵荒马乱，全家再也没有能力逃往更远的地方了。日本侵略军烧杀蹂躏了南京城方圆100公里的地区，居然没有来到横溪桥这个偏僻的小山村，我家这才幸免于难，逃过一劫。
　　母亲姓贾，娘家在南京城外的沧波门村，世代务农，15岁即出嫁到相隔不远的马群镇蛇盘村苏家。苏家原籍安徽桐城，太平天国后期流浪到蛇盘村务农。我的祖父幼年学徒，掌握打造铜锣响器及骡马铃铛的手艺，后单身流落山东周村，经营作坊。偶因从收购到的废铜中捡出一件值钱的文物而发迹，经营扩大，产品行销华北各省，并在蛇盘村家居附近逐渐置办田产。南京沦陷，家人生死不明，祖父忧心如焚，遽逝于周村。襁褓中的幼孙，从未与祖父谋面。父亲早年在江苏政法学堂读书，后考入区长训练所，毕业后曾任江宁县上新河区和秣陵关区区长。南京沦陷后，不愿为日伪政权效力，改营商业，直至解放。
　　母亲多子，身体羸弱，自幼缠足，性格温顺，心地善良。在老家蛇盘村时，祖父辈兄弟3人共有8房媳妇轮流做饭。轮到母亲时总是力不从心，常常不能按时开饭。下田里干活也往往落在后面，遭人奚落。当家的祖母，总是力排众议，帮助和袒护自己的儿媳。分家后搬到城里居住，才告别农村大家族的生活。
　　我们姐弟6人，除姐姐一生执教于山村小学，没上过大学外，其余5人均受过高等教育，分属文学、医学、工程、地质、天文5个学科，而母亲本人却不识字，甚至连个学名都没有。她在户口本上的名字还是在63岁那年迁报户口时，应户籍部门的要求，由我为她老人家取的。
　　1958年，我从南京大学数学天文系天文专业毕业，分配到天津西郊天津纬度站工作。离家北上的那天下午，全家人为我送行，母亲看到唯一在身边的儿子离家远去满脸泪痕。20年未离故土的我，从此一别13年，没有回过南京。那时乘火车北上，需轮渡过江，南京站与浦口站一江之隔，需费两个小时。我曾向母亲许诺：等南京长江大桥建成，我会回来探家。1968年大桥建成通车，我没能回去。直到1971年我从五七干校劳动结业，才第一次携妻子和两个幼小的孩子回南京探亲。
　　母亲为照顾孙儿曾来天津和我们同住，后来因儿媳得了重症肺结核，不能再喂养孩子，她老人家就独自1人，怀抱11个月大的孙儿回南京去了。1年以后，铁道学院毕业的妹妹和妹夫，分配在内蒙古布特哈旗工作，也把小孩送到南京交给外婆抚养。“文化大革命”开始，因为父亲和大哥的“历史问题”，红卫兵抄了南京的家，妹妹才专程去南京把两个小孩带回天津和内蒙古。1981年2月23日，操劳一生的母亲在南京溘然长逝，享年83岁。妹妹和我都没能回南京向母亲告别，留下终生的遗憾。可怜的母亲，直到去世也不知道她魂牵梦绕的第三个儿子，早在11年前就先她而去了。三哥在兄弟群中天资最好，学业最勤，1954年南京大学地质系毕业后，一直在中南地质局从事勘探工作，不幸被划为右派，1970年含冤自溺于广东劳改农场。
　　我的妻子1958年由北京女三中考入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筹备处，不久即转分到天津纬度站，那是隶属于南京紫金山天文台的天文观测单位。1956年国家制定12年科学发展规划时，由苏联专家选址，用天文方法测量地球两极的移动，以参加国际地球物理年的科研项目，并纳入全球国际纬度站系统。纬度站站址在天津西郊曹庄以西人称“蛤蟆洼”的荒野中，工作人员有从大学天文系毕业的学生和从中学招考来的见习员十余人。在木结构观测室中，用苏联制造的天文望远镜目视方法夜夜测量恒星，常常从日落干到天亮，白天处理和计算观测结果，一干二十多年。办公兼住宿的二层小楼，建在昔日的坟场中，周围一圈高大的杨树是坟主家几十年前下葬时栽种的。喝的是地表水，吃统一的伙食，夜晚经常听到猫头鹰的嚣叫声。青蛙、蝼蛄、蝙蝠、蚊虫是夏季观测时的常伴，而冬日则是零下十多度的严寒。天文观测是露天的，而且不允许使用任何取暖设备。时值大跃进的年代，“先工作后生活”，好在大家当时都年轻，艰苦点不在乎。
　　我们的第一个小孩在北京外婆家抚养。1961年有了第二个小孩。由于国家缺油，原有的郊区汽车早已停运，妻子分娩那天，我们步行八九里到市区边缘，再乘公交车把妻子送进中心妇产科医院，刚接到产房，孩子就呱呱坠地了。几天后出院时，改乘火车到天津西站外的曹庄小站，怀抱婴儿，又步行四五里根本没有路的田野，冒着风雪回到单位住处。当时国家正处于困难时期，物资奇缺，所有粮食、食用油、副食品、棉布等都定量供应。按政府规定，城市户口的产妇可以得到1斤芝麻、1斤红糖和2斤鸡蛋的特殊供应，可是我们地处农村，辖区都是农业户口，根本找不到供应的渠道。按国家规定的56天产假过后，必须正常上班。吃饭依然在食堂，所幸母乳充盈，孩子茁壮成长。儿子3个月时母亲从南京来，三代4口过着简朴的生活。
　　国际统一选入观测计划的恒星，不管人间疾苦，夜夜庄严肃穆地走过天庭。作为天文工作者必须准时守候在望远镜旁，与之相约，毫厘不爽。织女星也在我们的观测计划中。由于织女星的高亮度，大白天也能用望远镜进行观测，而且中天时它恰好位于天顶，是重要的观测对象，所以1年365天，除非阴天下雨，每天都要准时观测（恒星在天球上运动遵守的时间是恒星时，比日常使用的太阳时每天提前约4分钟，所以每天观测织女星的时间也大约提前4分钟）。生活再难，天文观测工作不可懈怠。长期的天文观测实践，养成了我们做事情一丝不苟的品质，这对于从事科学研究及后来的教书育人工作是极为重要的。
　　1962年秋，妻子连续数日发烧，农村的卫生所只当作一般感冒来治。后来到市里检查属肺部严重感染，但不能确诊。当时纬度站的上级单位已从南京紫金山天文台改为北京天文台。业务、经费、人员编制都属北京管辖，大病住院需到北京解决。几经辗转，妻子住进北京阜外医院，很快确诊为重症肺结核，空洞已经形成，不能再哺育小孩了。我们忍痛将孩子交给奶奶带去南京。当只会扶着墙尚不能独立行走的儿子，吃饱最后一遍奶由奶奶抱走时，妻子早已泣不成声了。后来的岁月，经过北京市结核病院、天津市结核病院、住院、门诊长期治疗，特别是在天津市结核病院接受中西医结合治疗，到1974年奇迹出现，病变的肺组织逐渐钙化和纤维化，达到了痊愈的程度，以后再也没有复发过。
　　我们的女儿苏星玫，虽在艰苦年代出生，却倍受父母的珍爱。星代表父母的事业，玫象征女儿的未来。无奈，事业和家庭不能兼顾，孤处农村的小单位，根本没有托儿条件，工作胜于生活的原则又不能违背，女儿9个月时就不得不断了母乳，离开母亲的怀抱，被送到北京外婆家抚养。到该上学的时候才回天津，就读于农村的小学和初中。谁知天意叵测，妻子经12年药石之苦，刚刚出现转机，女儿豆蔻年华又不幸罹患不治之症——小脑及脑干退行性病变。去北京、天津各大医院求治，多次住院，中、西医治疗，皆没有效果，连病因都没有查清楚。
　　上世纪80年代初，天津纬度站用天文望远镜目视方法测量恒星，在国际上已面临技术淘汰。发达国家的新技术纷纷转向用太空或大型射电望远镜，而不使用地面目视光学观测了。我被调往北京天文台的昌平县沙河观测站工作。女儿随我住在站上，每两周一次去北京中医研究院西苑医院看病，服用中药，长期与我相依为命，也曾住过北京天文台的兴隆、密云诸观测站。由于我们的户口在天津，虽在北京工作，却无法在北京安家。在天津另找工作吧，一是没有对口单位，二是天津的人事部门也不接受外地人员。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来到南开大学，感谢南开大学的郑毓德老师和来新夏教授，他们举荐和接纳了我们，成为南开的一分子，在图书馆学系担任计算机和高等数学，以及后来的文献计量学的教学工作。
　　1992年9月，从《天津日报》上看到，解放军254医院能通过外科手术治疗小脑疾病。我们怀抱一线希望，女儿于10月8日入住该院，11月17日接受“枕动脉、枕肌小脑贴敷与后颅窝减压”手术，11月27日出院。经半年多的调养、恢复，病情不见好转，反而日趋严重。女儿青春年华已逝，前途一片阴霾，我们心情非常沉重。女儿曾多次表白：还不如失掉胳膊或腿；就算失明或聋哑也比现在强。年过半百的父母，除强忍眼泪，又能何言以对？为父母身后的女儿供养问题，我们早就开始每月专款储蓄。后来才知道，靠储蓄养生实在是空中楼阁。按曾有的最高利率，8年期1万元定期存款月息可得142.5元；然而，10年后利率降低，再扣除利息税，月息只有18.6元了。
　　1993年9月，我在南开大学开始为全校本科生开设天文学公共选修课。第三周的一天晚上，女儿来催促我，时间快到，该去上天文课了。言犹未尽，即不幸摔倒在地，面部受伤，肱骨骨折。两个月后，身体和精神再受重创的女儿走完了最后的人生，年仅33岁。
　　我强忍悲痛，把精力全部投入到教学工作中，在坚持带完10名硕士研究生和完成系里的专业课程讲授之外，还开设天文学全校公共选修课，同时奋力5年，写作《天文学新概论》教材，于2000年8月出版，3年内印数逾万。在该书后记中题献慈母及爱女。时有学生向我表达，读过后记而唏嘘不已。2003年11月11日，爱女辞世10周年忌日，读东坡先生“江城子”一词：“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和泪录于新书扉页，并题四句，不成规矩，仅表心意而已：“爱女逝时此书始，而今四印十年矣！逾万学子或有念，告慰芳魂泉下知。”
　　每晚授课归来，如遇天晴，总要仰望星空。虽是一生的职业习惯，也常有思绪萦怀：纵天际寒光一点，也是遥远而巨大的恒星；人类的逝者，无论伟人和俗子都不可能有在天之灵。和浩瀚的宇宙相比，地球是多么渺小，人的一生又何其短暂。生死是自然界的规律，大到星团、星系，小到蜉蝣、细菌，“一切产生出来的东西，都一定要灭亡。”（歌德《浮士德》）慈母与爱女都已仙逝，“死者长已矣”。老妻还在照料家人的生活起居。我虽退休已近10年，仍在为南开大学、天津大学的本科生开设天文学选修课程，选修过的学生人数已超过1.7万人。“夕阳无限好，人间重晚晴”，来日虽然无多，但只要健康允许，仍愿借三尺讲台，为学子们讲授天文知识。听者有所收益，即是我生命延续的价值。
（作者系南开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