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阶段对于多数人来讲是个体人格基本定型期，不像童年阶段的稚嫩易塑，不像刚进入青春期的中学阶段那样多变激荡，大学阶段的青年充满自信、热情高涨，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挣脱了家庭束缚和应试教育压力，获得了一些自由发展空间，自我意识格外明晰，自我设计、自我实现便成为此际第一需要。同时，自为的大学生在知识海洋中游历，精神发育进入高峰期，各种文化思潮和社会思潮均易引起这一群体的高调回应。青年大学生多在思想上格外认真地追求真理、正义、道德、美好，并努力趋于理性，而在行动上又勇于实践，热衷参与，长于创新，因而虽身在校园，已成为不容忽视的社会文化风标和重要的社会群体力量。正如现代企业文化对现代社会基础文化建设有重要辐射功能，师生共建的大学校园文化对全社会精神文化发展，有强劲的推动甚至导向的功能。大学阶段是个体文化理想建构的高峰，也是个体与现实社会实践的接轨处，在普及高等教育的知识经济时代，大学教育诸环节的成败，对个体发展和社会发展都至关重要。
　　我国的大学专业教育对提供现代化智力支撑、培养现代化的人力资源系统起了奠基作用，在改革开放30年来的社会飞速发展中功不可没。而大学文化素质教育十几年来的发展也渐显成效，在知识分化发展、爆炸增长的时代，努力帮助学生建构完整的精神图景和健全的人格基础。轰轰烈烈的社会现代化是现代文明系统的表层变革和显结构调整，而润物无声的文化现代化才是其隐结构的变迁。人创造了文化，同时，文化也塑造人，民族文化塑造民族精神。人格的现代化是深度现代化，而行为规范、道德准则、政治表现只是其外在体现形式，思维方式、观念体系、心理结构、情感模式的现代化才是其根本。中国人的人格现代化与中国教育现代化进程密不可分，大学教育又起着引领作用，文化素质教育目前是培养现代人格的主要路径。
　　文化素质教育在传统教育中是培养精神贵族的手段（博雅教育），在现代教育中是培养现代人格和创新能力的路径。
　　现代人格与传统人格的区别在于：
　　传统人格修养以伦理人格为核心，宗教人格、道德人格、政治人格均是伦理标准的变形，或经观念神圣化，或经实践生活化，或经群体放大。伦理人格的内核在情感的规范化，以逆人性自然倾向的修炼为路径，以牺牲或漠视自我利益为提升精神境界的标志。儒家的圣、道家的仙、释家的佛，均是传统理想人格的折射。传统人格可惊天地泣鬼神，令人钦慕追思，但在急功近利的现代社会，具有传统人格的人可能会觉得格格不入：君子言义小人言利，而市场经济以趋利扩利和追求效益效率为原则；儒家的三纲五常显然与平等、民主、法制的现代政治原则冲突；而道统意识与现代文化多元化的倾向也是悖逆的。
　　现代人格则以理性为准则，强调自我观念的结构化，个体人格的多样化，私人权益的明晰化，有强烈的世俗精神、实用理性色彩，强调个体本位和家庭价值，淡化群体一致性，限制公共权力向私人领域的扩张。社会是自由个人的联合体，社会原则应保障、扩展和服务于每一个体的利益，而不应要求个体的无原则的牺牲。与传统道德中克己节制、消灭异己的倾向相反，现代人会十分警惕人际交往中丧失个人立场，强调群体情绪的理性界限，强调不同利益集团的相互制衡。个人的独立自主、自由选择、自我负责成为民主法制的前提，现代个人因之成为现代社会中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主体，而打破了传统社会中权威人格和依附人格的相互依存格局。
　　可见，现代人格与传统德育和政治教育培养的忠顺臣民有巨大差异，想要用传统教育培养现代人格，显然力不从心或南辕北辙。中国现代化进程需要现代主体，现代人格是现代社会发展和现代文化教育的产物，农耕文明基础上形成的传统本土文化（主要是封建文化）中的优秀因子须在打散原有结构后，在现代文化的总体框架中合理汲取，抽象继承综合创新（参见张岱年有关论述）使其获得新的生命力，以利于建构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现代文化系统。
　　现代人格可体现在个人的行为规范、价值观念、个性气质、心态情绪等方面。现代人的行为不再是宗教伦理通行规则指导下的循规蹈矩，而是基于合法利益的理性思考主导下的自由选择；现代人的价值观不再是由抽象精神理念决定的固化的理想价值目标，而是基于需要层次的合乎人性、尊重自我需求的现实的价值序列；现代人不再是淹没在群体中面目模糊的微不足道的惯于妥协退让的草民，而是个性鲜明多样、积极主动的个体；现代人的心理结构和情感模式也发生了变化，他们更开放自然、表里一致、自在从容，情感模式也从易走极端、意气用事的情绪化的民族性格，转向有意识地建设情感理性和情感智慧。近年来随着中国现代化的飞速发展，那些曾在大众文艺中广受追捧的无理性的 “纯情”和反智性的“性情”也略见收敛。从改革开放后的新生代如80后群体的创作中，已可看出在现代工商文明和信息文明中自然萌生的真正的中国现代意识。
　　但传统教育的惯性和影响仍不容忽略，在一些复杂问题上仍会出现群体裹挟个体，热情冲昏理智的现象，例如当代大学生在个人主义的积极意义上可能有较清醒的认知，而在爱国主义的理性界限上则易丧失感觉；在科学理性精神的接受上可能从善如流，而在狭隘民族主义的文化遗患上则缺乏警惕；在经济领域的国际通行原则上可快速接轨，而在涉及个体生存质量和社会文明程度的一些具体环节上则无知无求；在现实社会职业领域表现颇佳，而在虚拟社会日常生活中则差强人意；在明确意识到的观念文化层面是现代先锋，而在无意识、潜意识显现的心理倾向和审美情趣中则往往被传统教育中的一些糟粕渣滓感染驯化而不自知。
　　现代人格的建构是个漫长的深度现代化的过程。任何现存文化体系都有自己的现代性特征，基于现代经济基础的现代文化体系是有共性的，由于西方国家率先进入现代化进程，“现代文化”便在很大程度是被指认为“西方文化”，而现代化国家步入现代化正轨时，往往被看做进入“西化”过程。事实上，通过学习西方而力图赶上和超越西方国家（如日本、俄国），在现代化中后期均体现出强劲的民族文化寻根意识和民族特色、风格的主动追求，从而形成了风貌各异的现代化模式和现代性内涵；而那些固步自封排斥异质的文化体系，往往自限生路，被动保守，导致本民族文化的衰微甚至消亡。古老悠久的中国文化的现代新生，必须是在以西方现代文化为主要参照系的中国自身的现代化进程中实现。中国近现代史已深刻打上了西方文化影响的烙印，目前刚刚挣脱被动困境进入自觉建设期，现代文化西方观念在中国各地深入人心，而孔子学院儒家伦理在世界范围广泛传播，这个双向进程正是中国文化觉醒和崛起的表现。我们吸取全人类文化精华建设中国现代文化体系，以强国富民，复兴华夏文明；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观念利于生态文明建构，群体和谐原则利于世界和平维护，兼容共生文化意识利于全球化时代的民族文化交流，中国文化观念的输出可促进建设和谐世界。
　　高等院校历来是文化交流重镇，是文化输入与输出的精神港口。大学文化素质教育在世界性文化交流和国际性人才培养中有重要作用，这一环节将越来越成为中国现代文化的建设基地和现代人格培养的理想形式。
　　（作者系南开大学文化素质教学部主任、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