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开大学理科学会部分会员合影。前坐左起：张维康、吴大猷、王端驯、陈?、杨照；后立左起：陈省身、叶恭绍、阮冠世、张景廉、赵松雪（1929年初夏，吴大任摄于张景廉家中）


　　一1921年秋，我入南开中学未改“三三制”前的一年级，1925年读完高二，考入南开大学矿科，1929年在南开理科毕业，秋任物理教员，至1931年秋去美，入密歇根大学研究院。我在14岁到24岁的10年间，完全是在南开度过的。这段时间，国家经过许多变迁。我个人则获英文、数学、物理、化学的基础训练，最重要的是养成对科学的志趣，对事物的判别态度和能力，和完全自立、不求人的习惯。
　　这10年的一段，有形无形地决定了我后来50年的生命——学术生命和近10余年来在台湾为科学和教育的工作。回忆这段时间，尤其在南开大学的几年，自己在课业上是“顺利”的，志趣是相当明确的，生活是极度单纯的，对自己的前途是不甚忧思而抱“船到桥头自然直”的态度的。在离校前的最后两年，是初恋的时期。总之，南开是我生命中愉快的一段——是觉得有光明前途的希望的青年时期。二1921年夏，伯父远基受聘为广东旅津中学校长，由广州带从兄大业、从弟大任、我、四叔父（绵基）出的从弟大立，4人到天津。大业和我同年同月生，比我大15日，大任小我1岁，大立小我两岁（大业、大任生于天津，我和大立生于广州）。到了天津，适好我们二姑丈（黄振华）的族弟黄肇年在南开大学（即将入三年级），又有我的（姨）表兄梁景瑔亦在南开大学（与黄皆是南开大学的第一届学生）。由他们两人的招呼，便去投考南开中学。大业、大任两人在广东肇庆的高等小学毕业后，便在广州一个私塾读国文，我则在广州的番禺高小毕业后读完一年的广府中学，大立则还在小学。投考南开，大任和我编在一年级，大业、大立则在补习班。我们搬入宿舍（第三斋），4人刚好住满一间房。我们4人都有划一的蚊帐、被褥、衣箱、洗面具等。洗脸室不在宿舍里，洗澡更是在另外一个地方。每天早晨，我们4个人一齐地拿着脸盆去洗脸，一齐去食堂。因为我们差不多一样高，4人成队，确惹人注目。
　　南开的宿舍，管得很严。每天晚饭后，7时起到9时半，每人都坐在宿舍房中自修。房子很小，两边各两张床，中间四张小桌，4人成两对的面对着坐。斋务课的先生不时地在两排房子的中间走廊巡视，只要哪一个房间里有人谈话，立刻便在玻璃门上轻敲警告。9时半铃响，到10时铃再响，中间的30分钟，大家可以“自由”一下。10时大家预备就寝，10时一刻就灭灯。此后一有人谈话或别的声音，又立刻有人轻敲玻璃门！早上7时铃响起床，不起来便有先生来叫。
　　宿舍里不许吃东西。我们入校时，带有些罐头水果等，照规矩是应拿去食堂吃的。我们实在懒得拿着罐头走好远去吃，偷偷地在宿舍里吃了。但是问题是如何处理那些空罐。每一斋（二十多个房间）有一个堂役（后来称“工友”了），管清洁的，但我们不敢把空罐扔在垃圾桶。有一次我们买来大海蟹，将壳包好放在垃圾桶里，那位堂役叫我们“从哪里拿来的拿回哪里去”。南开宿舍外便是一大污水池，顺风时将臭气灌入宿舍的窗子。每天有时有水车从后门出入。我们等着开门时，将空罐和不能扔入垃圾桶的其他东西，用报纸包好，溜出后门，扔入臭水池里，才放了心。
　　每周有一组斋务课的先生巡阅各宿舍的房间，脏乱的便得警告，干净整齐的，便在一个挂出来的表上该周的格中，盖一个“美”字。一个学期末，如得到百分之九十以上次数的“美”，便给该房每人一个奖，有时是特烧上字的瓷茶杯，有时是把折扇。
　　中学那时有两个食堂，每月（连星期日）的饭费是5元（所谓“大洋”）。6人1桌，每桌4碟菜，肉甚少，有也是在菜上铺的薄薄几片。此外一青菜汤，不限量。饭和馒头是随便用的。每桌有4双“公共筷子”，4把“公共匙羹”，是很卫生的制度。只是6个人只有4双筷子，4个人等菜一来便先夹了肉去，另外两个人以匙羹去抢薄肉片是很吃亏的。
　　每天在第2节课和第3节课之间，全校学生（约1000多人）都一齐在操场，做10分钟的柔软体操。初时的“体操”课，是穿制服的兵式操。后来改为“体育”，有球戏。天津冬天很冷，穿单的制服（虽然底下穿小棉袄）在室外做体操，是很苦的事，尤其我们脚生了冻疮，穿皮鞋和脱皮鞋都受折磨。
　　我们兄弟4人，买了一双足球鞋，那时的足球好似比现在的重很多，所以球鞋是硬的，好几元一双。我们有时两个人去踢球，一人穿左脚的，一人穿右脚的。南开只有几个网球场，有时早上很早便去体育课外排班订场，每人可订1小时。那时天津的英租界有外人的球会，有小贩偶尔拿外国人的旧球拍和用过的球，在学校旁地摊上卖，能买到还是不容易的事。
　　那时南开的学费宿费（中学和大学好似相同），每年共90元（暑期另交一些宿费）。我们4兄弟，每人每年一切（学、宿、膳、领用等）的费用（暑假两个月除外）是200元。这个数字，当时不是我们农村的家庭所能负担的。许多年——一直到抗战开始——在北平雇一个由农村来的女佣，工资每月只三四元 （自然供她吃住的）。南开在华北，是颇有声誉的中学，但到抗战时，中学男生部大约还不过一千多学生，女生部大约几百人，大学只有二百多人（不会超过三百人）。
　　在中学，每周有相当于目前台湾学校的周会。有时是张伯苓校长讲话。他是很自然地“训话”，题材顺口出来，庄中亦有谐，从来不讲空洞大话。他身材魁梧，我们对这位校长，都有对又严又慈的老家长之感。虽然只是中学，但学校常请到名人来演讲，如杜里舒、高斯（后来美国驻华大使）、汪精卫等。每年春，总请大学的文科、理科、商科的教授各一位，来中学演讲，为将毕业的学生选择科系介绍各科。我在中学时的南开大学教授如李济、蒋廷黻等，都已作古了。
　　张伯苓先生是海军学校出身的。甲午之役后，他决心以教育救国。先在天津严家教家馆，后设南开学校。“南开”是天津城南的穷洼地也。张校长是从来不作高空大论的，他不慕权势，不四面圆通酬酢，不募捐，不涉政治。他自奉甚俭，出入只有“胶皮”（人力车）。唯一喜好，是在北平听听京戏。学校行政极简而效率高。有华午晴先生（年或与校长若），任财物建筑（非教务的）事，华不习建筑而径设计中学大楼，绘图则由校中教员为之，以大省建筑费，这只是一例而已。有伉乃如先生 （原任教化学，远在美国G.N.Lewis氏之前，伊讲化学键，即以两人“拉手”讲解，较前年我国翻译美国中学的理化教科书之荒谬分子键模型，不知高明了多少了），任大学教务课，虽云学校规模不大，但一切教务事之井井有条，即以今日之标准看，亦使人敬佩。伉亦系校长的事实上的“机要秘书”，代校长处理常务。有喻传鉴，北京大学毕业者，任南开中学教务长数十年。有孟琴襄，任南开总务。抗战期中，多在重庆南渝（南开在后方的“伏兵”也）。这些位皆是忠心南开，忠心校长，数十年如一日，皆南开的“大功臣”也。三我在1925年春，读完高中二年级，决心投考南开大学的矿科。考试的国文，成绩平平，物理则因该课在中学分二年（高二和高三）教，我只习了高二的那一半，故考得平平。数学尚可，惟化学（是高三所授，实大学的普通化学也）及英文则极佳。闻阅卷的教授，曾以之互相传阅云。
　　矿科一年级的课程颇重，有英文、微积分（姜立夫先生）、物理（饶毓泰先生）、化学定性分析（邱宗岳先生）、矿物学（曹胜之先生）、测量学、工程绘图（沈先生）、岩石学（曹先生）及各部门的实验。姜、饶、邱都是学德皆高的名师也。姜师弟子先后有刘晋年、江泽涵、申又枨、陈省身、吴大任多人。我的第一年成绩，只物理的上学期得一B+，其余皆为A。学年初，物理初次月考只得一C，实未入门。至期考时窍已通，此后渐成熟，对物理兴趣渐增。
　　翌年（1926年）捐资办矿科的李组绅氏，以事业不胜继续支持矿科（实则矿科的教授，不过五六而已），故被逼停办。我可转入理科的任一系，我决习物理。时物理教授有饶毓泰及陈礼二师。陈师任预科之物理、电机、无线电、电磁试验等科，饶师则于普通物理外，每两年轮授力学、近代物理、气体运动论、光学、电磁学等课程。习物理的学生，与我同时（三、四年级）的不过六七人。
　　我在大学，物理的课程外，习了微积分、高等微积分、高等解析几何、微分方程式（张锡禄）、近代代数、复变函数（姜立夫）、定性化学分析、定量化学分析、物理化学（邱宗岳）、气象学（竺可桢）、矿物学、岩石学、测量学、世界文学（司徒月兰）、德文（段茂澜）、国文（戴君仁、范文澜）等。距今50年矣。每一课程的教师及课题，一一如在目前。师辈之来台者，始只有段茂澜及戴君仁师，今皆作古矣。段师于逝世前数年，我常于南开的餐叙时及于其府（师母王霭芬）上得晤谈。饶师于“文化大革命”时，忧愤自尽。数年前在美友人去大陆访视又回美者，多不知饶师事，后始闻之。近闻又有“平反”云。饶师富情感，治学甚勤，抗战期中居昆明岗头村（避空袭警报），痛悼夫人之丧，忧戚国事，而仍译作不断。抗战末年去美，仍在实验室中从事分子红外光谱的研究，及英译法国物理学家L.deBroglie一书。饶师从无政治意念，其投缳者，盖实不胜红卫兵所予之精神压逼之苦也。饶师先妻朱氏精神失常，离异，续弦与饶师去长沙临时大学，以不胜空袭，返上海母家，不幸病故，关于我对饶师在昆明一段期间的怀思，我于《传记文学》第六卷第三期（1964年）《抗战期中的回忆》一文略有叙述（该文转载于吴大猷的《回忆》一书，台湾联经出版公司版，1977年）。1960至1961年，我国大陆食物奇缺。我适在瑞士讲学，恐有拖累，只敢以小邮包寄些糖、油等送饶师。1962年，我与日本物理学家大村充合著的《Quantum Theory fo Scattering》一书出版，我以之献给饶师，饶师甚喜。后音讯稍疏，大陆“文革”始即断，然不料饶师遭此大乱，竟不克享天年也！
　　南开的业师，邱、姜二氏闻亦先后去世。近得阅南开大学60周年刊，师辈除杨石先先生外，似无他人矣。
　　1928年冬，我在大学四年级，大学一年级新生中有一女生，名阮冠世。当时风气仍未开，只闻其名而已。翌年春，偶有同学团体性的聚会，渐得相识。1929年夏，我毕业返广东省视叩别8年的母亲。秋仍别母回南开大学任教员。冠世求学之志甚强，而身弱不胜。我乃时以牛肉汁等饬人送至伊宿舍。此初恋之时也。1931年秋，我与伊同出国，伊得纽约州一女子大学（Elmira Collgeg）奖学金，后转至密歇根大学。我于1934年夏返国，伊则以病留居病院，至翌年返国回北平。我们于1936年秋（9月6日）结婚于北京大学，蒋梦麟校长证婚；抗战期中的一段，略见前述之“回忆”一文。冠世求学意志甚强，1961年重恢复研习，1970年，先后得（化工）硕士及（生物物理）哲学博士学位。伊去年（1980年）10月病重，我即去美省视。12月2日伊病逝于美国加州。我们自南开初识，至此适为52年。此段虽系我生命中的一极长且极重要的部分，且系源自南开，但此文不是我的自传，目前亦无心情多及此了。
　　我们4兄弟同入南开的大业、大任，1930年毕业于南开大学的商科（经济、统计）和理科（数学）。大业去美国哈佛大学，返国后就任教南开大学，与邓淑贤结婚。抗战后服务于联合国的ECAFA（泰国），现退休。大任以英庚款去英及德国，与陈?结婚，返国后任教于武汉大学、四川大学、南开大学，现退休。邓、陈皆南开大学校友也。大立在南开两年，因母病，回粤，后在香港习造船工程，数年前逝世。
　　1929年，我于大学毕业，饶师得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之研究奖助金，出国去德，从事原子的Stark效应的实验研究。陈礼师亦辞教职。学校聘有卢祖诒先生（习电机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任普通物理，然力学、近代物理等课程，一时未得任教之人。邱师等皆令我任该二课。所谓“蜀中无大将，廖化做先锋”也，任此二课，得益者恐是我自己。但亦勉强胜任。1931年秋，得饶师及清华叶企孙先生之推介，得中华文化基金董事会的乙种研究奖助金，又由四姑母（陈继承夫人）处借了4000元，去美国密歇根大学。结束了10年的“南开”生活。
　　在密歇根大学习博士学位时，通常先习若干基本（研究所级的）课程。我以在南开大学授力学时的讲义笔记示物理系教授时，伊等以为我不必习某些课程，如“高等力学”“高等电磁学”等。故我于1931年9月（“九一八”后）抵校，于1933年6月得博士学位。此虽不足道，但可示在南开“作先锋”的自己努力，颇有被未料及的“用处”也。
　　（本文选自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86年版《吴大猷文选》第二卷（人文·社会·科技），本报转载时略有删节）